香港旺角一家舊書店裡，有一本葛傳槼著民國版《英文尺牘全書》。買下它，不是想學寫英文信，只是作為紀念——當年，英格蘭人H.W. Fowler（1858—1933）主編的《簡明牛津英語詞典》（King's English）傳到中國大陸，葛傳槼細讀之下，挑出了其中幾十處錯誤。他致信H.W. Fowler，逐一指出。H.W. Fowler見信，驚奇於英國之外居然有人如此精通英語慣用法，在回信中表示激賞，稱葛傳槼長信中的英語「完全無誤」，「沒有一處透露出來你的英語非母語」。滬上的英國文化委員會聞訊，邀他向公眾做英語演講，葛傳槼由此出名。
從學歷看，H.W. Fowler是牛津出身，在英文詞典編纂寫作領域素有盛名，他編寫的多種詞典多在牛津出版。葛傳槼則是電報局和印書館學徒出身，全憑自學，居然學到能為牛津英語詞典作者挑錯的境界，實在難能可貴。由他來編寫《英文尺牘全書》，應是上佳人選。
葛傳槼的英文純熟到母語般程度，而其真正母語則是漢語，自然能在這兩種語言間自由來往。根據對兩邊語言習慣的深入了解，他特別提示同胞注意英美人寫信的種種慣例，主張「我們中國人學寫英文信，不但該注意英文的正確，還該注意英美人寫信的種種習慣。要是不合習慣，儘管句句都是正確的英文，也會不像一封英文信的」。
例如，中國人歷來把「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作為簡明扼要的標誌，但在英美人習慣中，「有話則短，無話則閉嘴」。葛傳槼提示：「寫英文信，切忌無故拉長。要說就說，說完便停。兩句也不妨，一句也不妨。」他舉了大量例子證明，僅有一句兩句的英文信是很常見的。我國同胞不必按照自己的習慣去做吃力不討好的事。
尤其關鍵的，是儘量避免「翻譯式」寫信。葛傳槼以其對英文慣用法的熟知建議國人：「要合於英美人寫信的習慣，我以為最要緊的是避免先用中文寫好了信，然後逐句譯成英文。一封十全十美的中文信，逐句譯成了正確的英文，往往會不像英文信的。學寫英文信，便該用英文寫信，不該依賴中文。」
針對國人文化心理，葛傳槼也有善意告誡——「我們中國人，似乎有人喜歡把請求的事放在再啟裡，故意做得像不重要似的。例如寫催人討債的信，竟把兩三張八行箋寫滿不相干的話，卻在信尾加上一句『尊款乞即惠下』。」他建議不要對英美人用這一招。
著述之外，尚須教學。教學之餘，更有日常生活。母語般的英語水準，使葛傳槼的口頭表述獨具特色。課堂上，生活中，出口即有興味。據陸谷孫回憶，一次，葛先生到其班上講授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講過著名獨白「to be,or not to be」之後，對學生說：「be還是不be，想到頭還是be，你們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沒啥意思。」
徐燕謀是其復旦同事，生性開朗，其「爽朗的笑聲幾乎可算外文系英語教研室的一塊招牌」。但在「文革」期間，因受衝擊迫害，徐氏笑聲不再，話也極少。葛傳槼便從英語諺語Silence is golden中化出「金」字，從此稱徐燕謀為「金先生」。幽默和玩笑之間，或許也有葛傳槼對他人的善意提示，為求自保，還是沉默為妥。
有人講話語病多，數不清的「這個」墊襯在話中。葛傳槼聽過，便用英文this代表「這個」，稱其名為「Mr.This」。如此稱呼，已近戲謔，葛傳槼仍意猶未盡，於是復由英文轉回漢語，取音譯法將this譯作「集思」，再延伸為「集思廣益」，最後略去「集思」，保留「廣益」，確定稱呼這位先生為「廣益先生」。
「文革」中造反派掌權時，要掌握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動向」，就千方百計誘導葛傳槼和他的同事們提出問題。葛傳槼實在受不了這些語言騷擾，終於提出了典型的葛氏問題——「帝修反若用英語代詞指代，該用it還是they？」一語既出，眾人開心。
葛傳槼先生1992年去世。這麼有趣的人曾經很多，走一個少一個，如今難得一聞了。
張冠生《晴耕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