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採摘:自然精粹脫離母體的微妙時分

對當代都市人來說，採摘離我們有多遠？這個連接人類生命與自然精粹的古老手勢，如今可能在城郊的採摘園裡被實踐，在自家窗臺的一盆青蒜間被實踐，也可能在引申和比喻的意義上生動地活躍於日常語用之中。但總體而言，我們太習以為常地享用採摘的成果，卻幾乎不曾好好關注這個古老的手勢本身，以及那些或柔弱或粗蠻，或生死疲勞或豐裕閒暇，或爐火純青或人工智慧的面貌各異的採摘者。

搜尋、挑選、累積

採摘是人類的行為，採摘的對象則大都是自然界的精粹。它們或是嫩芽嫩葉，代表著新生，孕育著最蓬勃的生命能量；或是果實，代表著成熟，凝結了最醇美的歲月芳華。人類擇取精華，目的是「為我所用」，無論是基於口腹之慾還是情感意圖，採摘行為大多是目的性、功用性的。採摘果蔬是為了食用，進而攝取能量；採摘鮮花是出於審美化的意圖；「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王維《相思》）道出了採摘的情感目的；「於以採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公侯之事」（《詩經·採蘩》）則是古老的宗廟祭祀傳統。

在豐裕社會的我們看來，採摘似乎就是收穫——從人工種植的作物之上擷取具有價值的成果。然而採摘悠遠的歷史卻揭示著它更為複雜的行為鏈條：收穫只是採摘過程一個理想化的結果，採摘事實上是人類主體在接觸自然、改造自然時一個包含搜尋、挑選、累積等諸階段的行為過程。

遠在人類文明的早期，採摘意味著在山林曠野間長時間的艱辛搜集，這是採摘實踐「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般的原初敘事。然而搜尋之於採摘的重要性，事實上一直延續，只是存在難度、危險度、時間長度等的差異。

在兵荒馬亂或是災害頻仍的匱乏年代，富有成效的採摘離不開大量人力投入的大面積搜尋：「爵相創軍府於嚴州，嚴當兵燹之後，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於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採擷於深山窮谷以為資」（陳其元《庸閒齋筆記》），「深山窮谷」是廣泛搜集採摘對象的艱苦的實踐場。人類為了獲取最稀有、最珍貴的自然精粹，還往往不惜冒險，挑戰高難度的搜尋。比如石耳生長於懸崖峭壁的陰溼石縫中，卻獨具營養價值，採摘石耳者「以長繩一頭束腰，一頭綰鐵釘，陷石罅中漸移，遇上下亦如之」，「間或偶遇飛虎剪繩，則立成齏粉」。（《永定縣誌》）

如果說晚近基於人工培植的採摘是一種主流、有效、產量可觀的「作物中心主義」，那麼採摘野果、野菜等野生生物就像是細分種類高度豐富的「野味的長尾」。在匱乏年代，它們是「雪中送炭」式的生命補濟；在豐裕年代，採摘「野味的長尾」則是一種「錦上添花」般的別有滋味。

但不論在什麼時期，可採摘物無比豐富的「長尾」都要求一定的識別能力——在相關或近似的自然物中挑選出真正能「為我所用」的採摘對象。汪曾祺在《故鄉的野菜》提到他的同鄉、散曲作家王西樓的《野菜譜》，其中收錄白鼓釘、蒲兒根、馬欄頭、青蒿兒、枸杞頭、野菉豆、蔞蒿、薺菜、馬齒莧、灰條等野菜五十二種。可食用的野菜恐怕還遠不止這麼多，不可食用的野菜有些卻能致命。可見，採摘遠不僅僅是一個摘取的手勢這麼簡單，還對調動各種感官的識別和挑選能力有要求。

即使對於「作物中心主義」而言，挑選同樣重要。在豐裕的田園裡，如何採摘到更鮮嫩、更成熟、更可口的對象，這些都考驗著採摘者的經驗智慧。而一旦對採摘物的品質有更高的要求，挑選便要升格為嚴格的甄選，比如採茶時對「一芽一葉」的嚴苛摘選。搜尋初步框定了採摘「量」的基礎，挑選則能決定採摘成果「質」的高下。

凡·高生前唯一賣出的作品——《紅色的葡萄園》

經過搜尋與挑選，當採摘的手勢一次次重複，被採摘物逐漸堆積起來，這才有了物理層面「收穫」的意味。累積是採摘的最後步驟與理想結果，它從面積與體積上刺激著採摘主體的感官，激蕩起「豐收」的情感波瀾。《詩經》中的這首《芣苢》就以重複的句式與差異化的動詞精妙地傳遞了採摘實踐的重複性過程與累積性成果：

採採芣苢，薄言採之。採採芣苢，薄言有之。採採芣苢，薄言掇之。採採芣苢，薄言捋之。採採芣苢，薄言袺之。採採芣苢，薄言襭之。

最終衣襟滿滿兜起的，既是勞作的成果，又是勞作主體的滿足感與成就感。從「採擷於深山窮谷」到滿載而歸，只有完整認知了採摘的行為鏈條，才能深切感受到採摘的意義。

採摘的二元關係結構

一旦被採摘，芽葉、果實、花朵就被切斷了與原生植株的關聯，這不是瓜熟蒂落，而是其自然的能量吸收與生命進程被人為地阻斷了。不得不說，採摘是人類主體對自然生命體的某種「侵入」。

這種「侵犯」的目的與結果，是「為我所用」。被採摘物脫離了其原先的生命進程，卻大都進入了人類消化吸收、食品加工或生活日用的全新進程，為人類功用性的目的而獻身。採摘實踐觸發了某種主體—客體關係的生成：主體「侵入」並「阻斷」客體，客體為主體所用，成為某種歸屬物、所有品，被烙上人類主體的深深印記，最終被主體所包納、所佔有、所利用，被主體「噬取」能量。在這一意義上，採摘是一個階段、一種手段，被採摘物則是一種合目的性的工具，它們最終為主體在採摘以外的目的服務，為主體奉獻價值。

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元關係結構，在採摘的引申意義層面更加顯豁。當人們說「採摘文化果實」「採擷文明精粹」「擷取思想成果」的時候，不正是以農藝修辭強調客體的精粹性、主體的能動性以及客體對主體基於目的性、功用性的價值貢獻嗎？細味其意，我們甚至能感受到「採擷於深山窮谷」以及一次次重複動作的不易與艱辛，感受到搜尋—挑選—累積的行為鏈條最終創生的收穫意味。然而主體越艱辛，過程越不易，不就越能彰顯客體對主體的價值貢獻嗎？不正進一步體現和鞏固了採摘中所蘊含的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元關係結構嗎？

採摘的這種主體—客體二元關係，甚至能與其他結構進行疊加，最顯著的便是性別。周作人在《故鄉的野菜》中提到，日本《俳句大辭典》有云：紫雲英「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裡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吧」。在文明歷史悠久的東方，男耕女織、男獵女採的勞動分工最終固化成了性別差異的文化意義，採摘也成為與女性密切關聯的行為意象。

《詩經·桑中》以採摘起興，直言男女相悅之情：「爰採唐矣？沬之鄉矣。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詩經·採葛》中，作為採摘主體的女性及其採摘行為，則顯得更加「對象化」，成為男性主體日夜思念、想像的對象：「彼採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而性別二元結構與採摘的主客體二元結構更具代表性的疊加，當屬作為隱喻的「採花」了。採摘主體對被採摘客體的「侵入」與「佔有」，也就成了特定語境下男性對女性關係的形象刻畫。在歌詞也是俗諺——「路邊的野花不要採」中，「野花」及其聯想對象——「家花」共同強調、鞏固了主體對客體的所有權關係：不論是野花還是家花，不論該不該採的道德規範如何被規定或違背，花都是能夠被採摘、被佔有、被主客體二元結構之下的所有、權屬關系所界定的對象。

對採摘二元關係結構的分析無意於道德判斷，卻有意於提示日常行為實踐中蘊含的權力意味。在高度文明化的當代社會，採摘的主客體結構中所蘊含的性別關係也許並不那麼顯著了，但其他一些二元關係又逐漸浮現出來，比如城市與鄉村，文明與自然。

現代休閒農業中的採摘

清代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這樣評說前引的這首《芣苢》：「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這樣動人的描述使得樸素詩句勾勒出的採摘場景進一步具象化、生動化了，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田園牧歌圖景怎不令人心馳神往？

「平原繡野、風和日麗」，濾除勞作艱辛與田間地頭髒亂的如畫田園，代表了城鄉分化後許多都市人對鄉土風光的理想主義想像。人類懷著對城市文明的美好憧憬離開鄉土，卻逐漸感受到都市的種種不愜意，於是又念起鄉村的好，這是一種基於對當下不滿意、不滿足的選擇性懷舊。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休閒農業誕生了，「農業」不再有勞作的艱辛，而是充滿「休閒」，令都市人採擷田園牧歌的鮮果，撫慰疲憊的身心。

採摘，是現代休閒農業中常見的體驗方式。作為現實勞作的採摘固然辛苦，但確實是人與自然最親密的接觸，這是與自然之精粹零距離的身體、感官交互，對遠離自然又嚮往自然的都市人來說，新鮮而刺激。輕輕旋下成熟的無花果，原本連接果蒂的傷口竟立刻滲出乳白色的汁液，令人新奇萬分；嗅著柑橘類的芬芳，將手指伸向果實纍纍的枝頭，不料卻被尖刺劃傷，於是又「痛」又「快」，嗔怪而驚奇：「金桔樹怎麼還有刺？！」

桂林陽朔的金桔採摘

現代休閒農業中的採摘隱去了種植、勞作的過程，甚至隱去了搜尋、挑選的不易，直接向都市人展示累累的碩果，靜候採擷。遙遠或匱乏年代採摘的艱辛，不僅僅在於勞力的投入，更在於尋而不得、無處挑選、勞而無獲的可能：「辛苦的勞力未必能帶給你所要的食物，在採獵生活中沒有所謂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勞力與成果不一定有關聯」。（波倫《雜食者的兩難：食物的自然史》）現代休閒農業以規劃的大棚、悉心的指引、高密度的碩果最大程度地降低搜尋與挑選的難度，讓主體盡情享受採摘、收穫的滿足感與成就感。現代休閒農業中的採摘同樣證明了「勞力與成果不一定有關聯」——甚至不需要耕耘，就能有收穫。

採摘的過程不乏一次次重複動作的單調，卻也富有尋覓與發現的趣味，正如周作人筆下浙東人對採摘薺菜的樂此不疲：「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隻『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周作人《故鄉的野菜》）彼時，薺菜在浙東春季的鄉間甚至城裡都可「隨時採食」，它們更像是飲食的補充而非果腹之必需。當採摘不具有必需、迫切的功用性目的時，就多少產生了遊戲般的趣味，也就是「休閒」的意味。對現代休閒農業體驗中的都市人而言，採摘當然不再為了果腹等迫切的功用性目的，休閒才是目的；於是，採摘行為原初指向採摘以外目的的階段性、手段性以及被採摘物的合目的性都有所削弱了，採摘作為一種新鮮的體驗，本身就成為了目的。

然而，現代休閒農業中採摘的主體—客體二元關係結構卻並沒有被消減，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來自城市的採摘者與靜候採摘、投採摘者之所好的休閒化了的鄉村場景構成一組新的二元結構，並與採摘固有的主客體關係相疊合。於是，採摘與被採摘的似乎就不僅僅是人與物，而更是城市與鄉村，工業化的文明與理想化的自然。

美國景觀設計師約翰·布林克霍夫·傑克遜在其名著《發現鄉土景觀》中敏銳地指出：「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少而簡單，並且日程固定。這種關係僅僅發生在假期和周末，受城市工作的約束而非季節的影響。因此，與自然的這些聯繫被渴望，被規劃，並將被長久記住。自然環境成為一種體驗的場所，而非體驗本身。」現代休閒農業中的採摘不就是這樣一種「被渴望」「被規劃」卻又「僅僅發生在假期和周末」的人與自然的聯繫嗎？被隱去了勞作艱辛的採摘園，不就是一種提供新鮮、有趣、滿足感與成就感體驗的場所嗎？現代休閒農業中的採摘既為都市人帶來身心的慰藉，又令人泛起鄉愁與懷舊意緒地揭示了當代田園圖景本質上的「人造性」，以及城市—鄉村、文明—自然二元關係結構的堅不可摧。

採摘的手勢：從勞力到操控

一手拈住果枝，一手握住果實，輕輕一旋，既不傷及果蒂，又不傷及植株：這是經驗豐富的果農傳授給都市人的採摘手勢。這個古老的手勢最初連接著饑渴的身體與誘人的果實，宛如自然與智人間一個能量傳遞的神聖儀式。面對難以徒手摘斷的藤蔓，剪刀等工具的使用在身體與採摘對象間增加了一個中介，採摘的手勢有所改變，卻仍是身體能量的投入，目的是對自然精粹所蘊含能量的攝取。

採摘對象的累積必然要求採摘手勢的一次又一次重複，這既是收穫的累積，也是身體能量的持續消耗。因而種植業發達後的採摘，是一件辛苦的事：雖然不再有採獵時期勞而無獲的風險，卻需要勞動身體的高強度投入。

為此，科技時代的農業生產需要破解大規模採摘的難題。大型聯合收割機很早便能氣勢恢宏、整齊劃一地「吞噬」麥浪，相較之下，採摘的機械化有賴於更加精細的研發：在相對複雜的枝葉結構中有效搜尋、精準定位採摘對象，通過人工智慧的方式準確識別、挑選符合目的性、功用性的鮮嫩或成熟客體，然後以既不傷及採摘對象又不傷及植株的方式迅速摘取，最後穩妥、有序地累積、運輸。不論這個精緻的機械化過程如何實現，採摘主體一端的操作都變得更加簡單、輕鬆了：只需要點擊滑鼠、按動按鈕或操作操縱杆，便能啟動一個持續性的自然能量採集過程，而無需身體能量的過多投入。

採摘機械手或採摘機器人的研發與運用方興未艾，採摘的古老手勢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就將被大規模替代，這事實上正是鮑德裡亞指出的某種變遷趨勢：以工作為核心的普遍手勢，過渡到以操控為核心的普遍手勢。在鮑德裡亞看來，傳統的手勢是勞力，主體投注在物品上的能量是肌肉式的，即使是鐮刀、籃子、壺罐、耕犁這些工具，也都「完美地配合了人的身體、勞力」：「在人與物之間，這一個深沉的、通過手勢連接的關係中，總結了人如何融入世界和社會結構中的方式」。（鮑德裡亞《物體系》）

晚近所誕生的卻是所謂「功能化的手勢」——操控，原先投入勞力的身體而今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參與和能量投註：「按鈕、槓桿、手柄、踏板……它們的操作取代了壓力、敲打、撞擊、身體的平衡、力氣的量或分配、手巧……簡言之，現在只有人的『外端』積極地參與功能化的環境。」（鮑德裡亞《物體系》）採摘的古老手勢將演變為操控，人類與自然精粹間深沉的連接關係以及能量交換的神聖儀式將被機器所介入，這既是勞動生產力飛躍的高昂凱歌，又是蘊藏於採摘實踐中的農耕文化記憶的懷舊輓歌。

自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發明以來，人類便有能力規模化地種植單一作物，進而「把工廠經濟的規模與機械化生產的效率引入大自然」，在農業生產中實現精細的「工業化體制」。除了種植與生產，在運輸與銷售一端，哪怕是一棵所謂的有機生菜，它「從田地前往貨架的這段旅程，自採收的那一刻起，便以精巧的工業化流程飛快進行」。（波倫《雜食者的兩難：食物的自然史》）在農業種植與運輸、農業生產與銷售之間，採摘——這個作物提早離開自然的母體，進入人類文明體系的頃刻，也將被高效、精準、標準化地對待。

對習慣於直接享用採摘成果的都市人而言，這個連接自然能量系統與人類社會能量體系的交換環節，這個自然精華在人工介入下提前告別大地母親的頃刻，卻幾乎不可聞亦不可見。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懷念的頃刻，值得感恩的頃刻，意味深長的頃刻：深山窮谷中的搜尋，物我感應般的挑選，滿載而歸時的累積，仿佛皆凝聚於此。如此看來，現代休閒農業讓都市人重習採摘的古老手勢，用身體的投入去感受自然精粹脫離母體的微妙時分，這種體驗，或許也有某種啟迪人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