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離開貴州畢節以後，我在貴陽待了三天，跟另一位紀錄片導演沈潔碰面，我那幾天住在他家，他家在一座墳場裡，周邊住了許多從畢節地區來城市打工的人以及孩子，沈潔就拍這些在墳場玩耍的孩子們，在墳邊燒土豆、拿著刀割自己，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我在那邊看到這景象，更加絕望，在農村你可以說因為爸媽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孩子沒人管，但這裡是都市，孩子跟著爸媽在那兒了，可還是一樣沒人管。
那景象很矛盾，周圍儘是所謂的「文明」，但孩子們還是像在村子裡那樣自顧自地活著。
我對成人的世界已經絕望了，菁英或知識分子那套改造社會的論述，在我來看都是沒戲的，但我從來不放棄，尤其不放棄與孩子有關的事情。
我在沈潔那邊的三天，就是每天喝酒、討論，我們討論這世界、討論人生存的狀態、討論族群，討論那些看來很宏大的問題，算是一種發洩吧，在這過程中，我想著我作為一個個體，和所有的個體是一樣的，我沒有那種「我是一位電影作者」的優越感，我其實是個流浪漢、初中沒畢業，完全沒有學歷的人，我和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村青少年是一樣的。
我那時候就在想，如果我能做個影片，作為一個導演我至少有話語權，我所經歷的他們也可能經歷，如果這影片能讓一般人看到，試圖讓大家看到我們身為一位普通人可以做什麼。
在這樣的思考下，這部影片對我而言是種治療，對他人來說，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話題，因為我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人，我是一個普通人，也許我做的其他人也可以做，也許我憤怒的，其他人也會憤怒，就試試看，讓更多人看到，因為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到現場去，各種時間、空間、各種原因的限制，可能不是錢的問題，我很願意把這個經驗分享給別人，它也許會有意義。於是就開始做這部影片。
做完這影片以後，其實也沒覺得能改變自己——但可能現在又不一樣了，這影片去了國外的影展，還得了獎，可能把我推進了，讓我能做一些事情，這是一開始沒想到的。
在鹿特丹影展的映後QA時，有觀眾問我，你這影片拍完後，解決了什麼問題了嗎？我說，對不起我要回答你，什麼屁問題都沒能解決，什麼都沒法做。但我要告訴大家，雖然很絕望，但請不要放棄。這是我能做到的。
事件過後，我回到北京，將在當地拍攝的照片衝洗出來，我做了個循環播放的視頻，找了作曲家做配樂，辦了一些活動。
我真的很自責，我完全沒法想像——或者是我已經習慣了大城市裡的生活語境，以為衣服、吃飯都不是問題了，但沒想到對當地孩子來說這些真的都是問題，孩子在家裡吃的可能就是土豆和辣椒。於是我們辦了些活動，招募人們捐衣服，就寄了衣服給兩兄弟的父親，沒想到他過年時還給我寄了一箱他們自家醃的臘肉。這些對我來說，一方面是種刺激，另一方面也是種鼓勵，要我繼續，別放棄。
我們問一個人能改變什麼？一部電影能改變什麼？當我們寄託這樣的期望在某些事情上時，那就意味著你把自己置身世外了，你是自私的。但如果你是問「那我們還可以做點什麼」時，那很多東西將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