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談到教育，談到學習，我們會參考很多的理論，比如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告訴我們，未來唯一持久的競爭優勢是比你的競爭對手學習得更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人力資本概念之父舒爾茨認為，投在人腦中的錢比投在機器上的錢能賺更多的錢。
但事實上，在過去幾年，尤其是2020年這個具有裡程碑式意義的一年裡，我們發現，其實教育不只是關乎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健康的價值觀、方法論和與人接觸的同理心，我們不僅不能給世界帶來收益，甚至會讓世界產生很大的倒退。
建立認知世界的知識論
認知世界一定需要擁有非常強健的知識論，也就是我們怎麼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世界變化很快，一定要有一些不變的東西作為基本結構，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一定的更新。
我個人知識論裡最重要的有三點。
第一點是道格拉斯·諾斯說的，他說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我們誤解現實的概率遠比正確理解現實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認識現實的本質就很重要。
第二點來自於我心中的導師卡爾·波普爾，他有一句話是我的座右銘：我所追求的全部知識，只是為了更充分地證明自己的無知是無限的。
第三點是佛格森的名言：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著的，是從一切束縛中解脫。正相反，自由意味著每一種正當的束縛對自由社會全體成員的最有效運用，不論他們是司法官還是老百姓。
如今，在教育、學習的生態圈裡，有大量的辯論都是為了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正確的。但其實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最終是要讓每個人意識到，他對於世界的理解還非常的膚淺，很可能是盲人摸象。
一個人終其一生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去解決自己的思想問題，解決自己的認知問題。只有這樣，才會到了某個時刻，人們似乎會覺得對世界的理解好像跟它本來的面目和規律比較吻合，這樣才沒有虛度一生。
並且，今天的社會有很多概念都是似是而非的，自由、民主、人權、秩序等等。比如自由，很多人的理解都跟其本質有偏差；比如共和與民主的不同，民主是讓大多數的人去做決定，但是共和是要保護那些少數人的發言權利，這兩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不可分離的。
我是一個研究商業歷史、商業文明的人，從我的價值觀出發，我非常推崇生產力的巨大的發展，推崇市場經濟，但同時我們要看到硬幣的另一面，比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裡所提到的：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認識世界的一個基本方法，我有我自己的一個判斷，但我一定要聽到另外的聲音。
下面兩張圖，一張是表示生產力大發展的曲線，而另一張是世界氣象組織告訴我們，現在的環境壓力越來越大，這些年很多疫情都是跟自然環境的突發性變化關聯在一起的。
世界更好還是更糟，
取決於你的價值觀和方法論
剛才舉了看待市場機制兩面性的例子，是不是就意味著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有非常多的問題，所以要更多的依靠管制、依靠行政性的力量進行校正呢。
比爾·蓋茨非常推崇的一本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又告訴我們，其實今天人類在很多人文社會意義上的進步，又是跟生產力的發展，跟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相吻合的。
作者史蒂芬·平克在書中談到，我們其實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他說：「暴力下降趨勢是人類歷史最重大之事，如果這不叫進步，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算是進步。」書中例舉了很多的論據：
所以，我們從硬幣的一面換到另一面，會激發我們的思考；從另一面再換到這一面，又會讓我們體認到我們所堅持的基本價值立場的開放性和堅定性。
很多人認為，2020年，特別是年初的幾個月，對中國來說非常糟糕，這是災難性的一年。但事實上正如美國的媒體所說，新冠病毒曾被視為中國的車諾比，結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鐵盧。這一年全世界的經濟都在微小的下降，但中國是大型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見下圖）。
所以你可以把2020年看成是非常糟糕的一年，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2020年卻是過去180年的4個庚子年（1840、1900、1960、2020）裡最好的庚子年。這就是通過思維的調整，讓我們對客觀事物的判斷更加平靜、準確。
2020年，我們面對著全球化的迷失，《經濟學人》的報導說，我們可能要和全球化說再見。我們也面對著所謂脫鉤的壓力。但真實的脫鉤是什麼？真實的脫鉤並不是普通商品和服務的脫鉤。
今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長了百分之一點八，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一般意義上的商品跟服務反而沒有脫鉤，而是更大程度的掛鈎。真正面臨脫鉤的危險在哪裡？
可能在網際網路的服務裡。因為網際網路的服務數據記錄著每個網民頭腦的蹤跡和行為的蹤跡，它是一個永不消失的基礎設施，在這個意義上，脫鉤的壓力的的確確發生了。
我們剛才講到了從各個角度去看2020年，對於悲觀者，我送給他投資大師彼得·林奇的一句話：每當我對目前的大局感到憂慮和失望時，我就會努力讓自己關注於更大的大局。
在2020年2月，疫情最寒冷的時候，高瓴資本給投資者寫了一封信（見下圖），並且成立了一個100億規模的高瓴創投資金，鼓勵創業者在這個時候要開始行動了。
我們也看到埃隆·馬斯克的火星移民計劃在進一步地推進。他承諾到2050年，要載送100萬人到火星去。在這樣一個不被人看好的年頭，一位企業家卻在考慮走向太空的事情。
不僅如此，他還在考慮腦機接口的事情。現在腦機接口的手術已經在動物身上實驗成功了，未來有很多的殘疾人，可能通過接口裡腦電流的改變，就能正常行動起來。
跳出固定型思維，走向成長型思維
我們再回到經濟角度看中國，其實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是在不斷提高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佔全球經濟的比例只有2%，現在有16%。乾隆年間，中國佔全球經濟比例最高的時候有32%。所以，中國佔全球經濟的份額還要增長整整一倍，才會回到歷史上曾經到過的佔比。
過去這些年，很多年份都出現了經濟下降，但每一次下降的同時都有新的生產力活躍代表出現。
2010年，人口紅利下行，美團、小米誕生；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傳統媒體下行，今日頭條、滴滴打車誕生；2015年，流動人口數量出現下降，拼多多誕生；2016年，網際網路流量紅利見頂，抖音誕生；2018年，汽車年銷量開始下降，B站在美國上市；2019年家電全年下降2.18%，5G商用啟動……所以，在任何一個時候都有人能把握到機會。
再看中國的內需市場，1992年美國是中國的10倍，美國是2萬億美元，中國是2千億美元；但到了2019年，美國是6.2萬億美元，中國已經是6萬億美元，很可能馬上中國就會超過美國，變成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
同時，中國新型的消費者也越來越多，新時代漸成消費新主力軍，這就是我們教育工作者要承擔的巨大責任，他們代表未來。
網際網路不僅改變了我們消費的方法，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商品購買行為和服務採購行為都在網上出現，中國的網購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例超過美國近10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C2B的反饋會越來越快，也意味著商品和服務的改進會越來越快，這就是中國今天的製造和服務業能夠不斷改善的巨大動力來源。我們的整體素質水平可能暫時沒有別人高，但是改進的速度比別人快，所以我們才能夠從一個比較低的佔比份額，慢慢地追趕上、甚至超越別人。
未來，數字經濟空間會越來越大。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35.8萬億元，佔GDP比重為36.2%，而2005、2011年的佔比分別為14.2%，20.3%。如今，服務業有百分之三十幾的數位化滲透率，但在農業還不到10%，在工業才接近20%，所以未來的增長空間還很大。
剛才講了這麼多，我想表達的觀點就是，如果要激發創造力，我們就得跳出固定型思維（fixed mindset），走向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要從覺得很多事情都不能改變，無能為力，走向「一切皆有可能」。
橋水基金的創始人瑞·達利歐，做了一張自1500年起的帝國權力興衰長周期圖（見下圖）。這張圖告訴我們，「中國紅」會慢慢興盛起來。在過去一兩百年和不遠的未來，全球有兩次大的交叉，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有過一次交叉，就是美國超越了英國；接下來的十年我們將會看到第二次交叉，中國會超越美國。
經濟發展的背後，和文化、價值觀有很大的呼應。湯因比曾經在書中談到，中國是綿長、巨大、能經受和吸收外來衝擊的存在，中國人完整地守護了一個超級文明。
如今，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研究，或者開始重寫過去認知世界的歷史。過去西方總覺得中國落後，中國似乎對世界沒有什麼貢獻，但就像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所說的，東方的邊緣化導致了一種高度的緘默，因為它掩蓋了三個重要的事實：
首先，東方在約公元500年後開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經濟發展；
其次，東方在公元500年後積極創造並維持著全球經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東方通過開創和向歐洲傳播許多先進的「資源組合」（如技術、制度和思想），對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積極和重要的貢獻。
因此，我們需要恢復東方經濟活力以及東方在西方崛起過程中所發揮重要作用的歷史。
對於中國來講，也只有更準確地總結過去的經驗，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的方向。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是那些真正促進了邊際改善的因素。如果某個因素在改革開放前就一直存在，那麼它就不是促進中國產生發展飛躍的關鍵因素。
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呢？
我認為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在向人類共同價值的方向演化。換言之，中國今天的成就不是國家主義的勝利，而是國家幫助每一個個體發展的勝利。只要堅持這條道路，我們的未來一定是：不畏浮雲遮望眼，關關難過關關過。
來源 | 本文整理自作者於第七屆中國教育創新年會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