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
THE OTHER SIDE OF HOPE / Toivon tuollapuolen
導演／編劇／製片人：
阿基•考裡斯馬基 Aki Kaurismäki
德國／芬蘭、2017年，98分鐘
《希望的另一面》劇照
芬蘭著名導演阿基•考裡斯馬基 Aki Kaurismäki的新片《希望的另一面》，獲得了2017年柏林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影片聚焦難民題材，營造了一個考裡斯馬基式的烏託邦小集體。該片由考裡斯馬基自編自導並擔任製片人。
《希望的另一面》講述了兩個故事，在40分鐘時交匯在一起。第一個是關於敘利亞難民哈裡德，搭運煤船偷渡至赫爾辛基，雖申請了庇護，但卻不抱什麼希望。第二個故事是維斯特隆，兜售領帶和男士襯衫的旅行推銷員；他放棄了老本行，決定用他那張一本正經的臉在賭桌上好好利用一下，然後就在赫爾辛基一個偏僻的角落裡，給自己買了一家餐廳。
哈裡德的申請被政府拒絕後，他決定非法留下來，就跟很多其他命運相同的人一樣。他在芬蘭首都過地下生活，流落街頭，受到各種歧視，但也遇見很多超酷的搖滾樂手和真朋友。有一天，維斯特隆發現哈裡德在他餐廳後面黑暗的後院裡睡覺，他給哈裡德提供了一份工作，包住宿。這段時間，這兩個人和餐廳服務員、廚師和他的狗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烏託邦式的小集體——這是典型的阿基·考裡斯馬基式集體，由命運凝聚在一起，展示出這個世界可以，也應該會更好。
導演阿基•考裡斯馬基
導演考裡斯馬基從1983年獨立導演《罪與罰》（1983）至今，已拍攝過三十多部影片，他曾被稱為「性格導演」，因為他自己編劇、導演、製作並經常自己剪輯，也因此形成了自己「不動聲色的幽默」的風格。《希望的另一面》則延續了這種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也構成了難民們的烏託邦世界的基本色調。
《希望的另一面》是導演難民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拍攝於2011年的前《勒阿弗爾》（Le Harve. 勒阿弗爾是法國北部的一個海濱城市）。在柏林電影節的國際媒體見面會上，導演談到了為什麼繼續拍難民三部曲的原因。
記者：你為什麼決定拍攝三部曲呢，故事還都是發生在港口城市？
考裡斯馬基：其實都是順其自然，因為我這個人很懶，要是拍三部曲的話，我就不得不有事幹了，——我又不會鋸木頭。不過這部影片不再是港口三部曲了，現在已經變成了難民三部曲。我希望第三部會是一齣喜劇。
記者：你覺得《希望的另一面》是你思想上的某種轉變嗎？
考裡斯馬基：電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不過我有一個真誠的願望，那就是希望迫使那些走進電影院觀看這部影片的人，能夠理解，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是人類。今天難民是「他」或「她」，明天難民就可能是你了。
記者：你會經常給演員什麼樣的指示呢？
考裡斯馬基：我不想給我的演員們太多指示，比如告訴他們別把手搖得和風車一樣之類的。當然，我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長得好看，演技也好。演員應該表演，攝影機要麼是敵人要麼是朋友。如果會演的話，它就是你的朋友，不會演的話，它就是你的敵人。
記者：你怎麼看歐洲的伊斯蘭化？
考裡斯馬基：伊斯蘭化？冰島的足球有一段時間很強，但那並不意味著歐洲會「冰島化」呀。他們是踢得不錯，不過也只是世界盃的第八名。這並不意味著冰島會戰勝歐洲。我在歐洲看不到什麼伊斯蘭化。這種文化交流（轉化）非常正常，我們需要這樣的轉化，這樣我們的血液才會更加新鮮。
記者：這並不是你第一部關於難民的電影。為什麼這個題材對你如此重要？
考裡斯馬基：如果你看一看上個世紀，就會發現，我們基本上沒有什麼人道主義的文化。在歐洲，我們在上個世紀發展了一些民主機構，不過現在我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到處都是犯罪，十年後，所有的東西都會分崩離析，——因為我們自己沒有仁慈之心。六十年前，我們有六千萬難民，現在也是這麼多。以前我們幫助他們，現在他們成了敵人。我們的人道主義到底在哪裡？如果我們對我們的朋友都沒有人性，那我們也沒什麼存在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是人的話，我們不應該存在，——那麼我們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這個層面上，我敬佩德國的默克爾總理，在政治家中，她是唯一一個看起來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而其他人都在耍他們的小把戲，可是這並不是什麼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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