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一九七八年的臘月，在公社原本紅得發紫的知青典型仁傑告訴我：他鬼使神差地和回鄉知青秀兒幹了那種事，而且秀兒已經有了那個。仁傑哭喪著臉說：他完了，只有去蹲大牢了。為了救仁傑，知青戰友們苦苦地思考著對策，後來還是我說：
仁傑，你他媽的和秀兒結婚，改姓去做招贅女婿，索性紮根農村一輩子。說不定還能象邢燕子一樣，上北京見到毛主席。大家一合計，也只有這樣了。仁傑搖了搖頭說：相親的彩禮從哪裡來？我們齊聲說：去偷！於是我們連夜行動，到幾十裡外的隔壁大隊偷來了兩擔谷，十幾隻雞。第二天又請來公社知青專幹做媒人，一起浩浩蕩蕩地去秀兒家相親。誰知秀兒娘不吃這一套，說：就兩擔谷，十隻幾隻雞，想娶我家秀兒？我們個個傻了眼，正想幫仁傑求情。誰知仁傑一急，竟唱起了我們原本只能關著門唱的，名為《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實際上是我們自己胡編的那首知青歌--
歌未唱完，卻嚇跑了來做媒人的公社幹部，唱得秀兒娘索性關起門來，不再搭理我們。
一個悲壯的「偷」字宣告了相親的失敗。後來事情敗露，仁傑因此坐了三年大牢。令人不解的是，秀兒硬是被人指著脊梁地生下了那個娃兒，現在算來也是二十多歲了吧？卻不知道相親了沒有。李華生，1958年出生，湖南津市市人。1975年下放湘西北的石門縣三板橋，當過糧食助徵員、赤腳教師、第一批新中國的農村電影放映員。回城後在津市絲綢廠當過織綢擋車工、修機工、炊事員、工會幹部。1993年下海廣東，客居惠州至今。先後在多家報刊雜誌任編輯、記者、主任、執行主編。1999年起以自由撰稿為生，著有大型報告文學集《開放的南國》、《又見豔陽天》、長篇紀實文學《永遠的紅燭》。現任惠州市作家協會理事、惠州市民間藝術家協會理事、惠州市詩詞楹聯學會副會長、惠州市小小說學會副會長、惠州市中華文化促進會副會長、惠州市文化與經濟促進會執行會長。現為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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