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
孔捷生先生（旅美著名作家）
朱嘉明先生（臺灣大學客座教授）
【主辦機構】
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
財團法人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王力堅教授
【嘉賓】孫玫教授、李士傑先生
【時間】2014年12月17日
（星期三）下午14:00-17:00
【地點】臺灣國立中央大學
文學二館C2-415會議室
王：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夠請到朱嘉明老師、孔捷生老師來跟大家做這個演講。朱嘉明老師在大陸1980年代就是風雲人物，他的本科是經濟，但是，朱老師對政治、社會、歷史、當然還有文學，各方面都是有非常豐富的知識與涵養。當然，最關鍵的是朱老師是老三屆知青，他將會從歷史、社會、政治、文學的角度，給我們很多寶貴的經驗介紹與有益的建言。孔捷生老師大家可能更熟悉，因為他本人就是我們要研究的一個對象。他的作品我們課上也講過。孔捷生老師也是老三屆知青，跟朱老師同屬一個年代的知青，在這方面很有話語權。而且，他跟朱老師也同樣是八十年代的風雲人物。只不過，朱老師是在政治、經濟方面，孔老師是在文學創作方面。另外有兩位嘉賓，除了本系的孫玫教授，還有李士傑老師，他也是老三屆知青，北京的作家，昨天才到臺北，很榮幸，他今天特意坐高鐵過來出席講座。我們今天這個講題是「歷史與文學——文革知青理想主義縱橫談」。關於知青的理想主義這個話題，我一再跟大家強調是非常複雜的，可以很有討論空間的。我在上課也跟大家說過，大家也都對這個話題，在上禮拜進行過一些初步的討論。那麼，今天請到了「大師」，我相信，大家得到的受益會遠遠超乎想像。現在，再以熱烈掌聲歡迎兩位老師。（熱烈掌聲） 孔：非常感謝中央大學，感謝文學院，感謝在場的老師同學們！我首先感到很詫異。因為，對於臺灣的青年學生來講，知青，無論作為社會運動、還是歷史痕跡，或者文學流派，對臺灣的年輕學生來講實在是太遙遠了，即便是在座的陸生來講也是隔了一代的事情。這個疑惑，我早就跟王老師電郵交往時就提過了，我說：「臺灣有這麼多年輕人去關心和研究知青和知青文學嗎？」知青，作為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是1968年開始，然後每年都有，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最後中止。所以，有好幾千萬的青年被這個時代的狂流所裹纏。可以這麼說。它對中國後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代中國，如果還有可以跟它相比事件，大概就是1990年代起的民工潮，即幾億人口大規模的社會人口遷徙和進城，可以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相比。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因為農民工這一代，沒什麼話語權。他們的人生、遭遇，不太能夠被表達出來。至少這一代農民工，話語權是比較貧乏的。知青可不一樣。比起後來的農民工，知青較有知識，他們的感覺比較敏銳、比較細膩，只要那個時代稍微那麼解凍幾公分，就可以說「給一點陽光就燦爛」。所以，到了「文革」末期，社會發生很多大的事件，其實已經有很多知青的影子。譬如說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是一個很大的事件，跟「回城」的知青很有關係，他們拿所謂「反動」詩歌、文章在天安門廣場上張貼，引起很大的政治風波。知青作為一個群體，在這個事件中表達他們的心聲，在整個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文革」結束以後的傷痕文學作家裡頭，我覺得主力很多都有過上山下鄉經歷。關於知青運動的概括，我想等會朱老師有比我更準確的論述，我僅僅提出點看法。其實，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本身是要解決社會問題迫不得已而推行的。怎麼說？因為到了1968年，「文革」已經停課鬧革命三年了，無論從大學、高等院校，到中學，初中、高中，已經積壓了幾屆的畢業生，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如何安排他們工作，或者如何走上社會呢？這當然對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是一個難題。很多知青是有紅衛兵經歷的，就是很熱衷投入「文革」的造反啊，破四舊啊，或批鬥他們的老師啊；即便不是很熱衷這些的部分學生，即所謂逍遙派，由於三年沒有課上，對於他們的青春期來講，也是充滿了焦慮和躁動。在「文革」大背景下，不管從毛的立場，還是從整個文革官僚體制立場，都意識到紅衛兵這股社會力量，進而積壓的幾屆的畢業生，已經構成對社會、體制和現政權的重大不安定因素，甚至是潛在威脅。這無法在城市解決他們就業的情況下，必須遣散他們。1968年是一個重要歷史節點。毛中這一年發出所謂「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把這個社會問題政治化了。其實是為了把這個群體解散，解散到社會各個角落。可是，當時城市裡並沒有那麼多工作、沒有什麼機會、崗位來安排、安置他們，所以只好用這個方法。毛用了一個很堂皇的政治化的口號。所以，用這個來概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或者是我們簡稱為「知青」，這是我的一個看法。關於怎麼概括他們，我也想聽聽朱老師怎麼說。 朱：我同意捷生的想法。首先，我們需要對知青運動有所定義：它是發生在1968年至1978年期間，以「老三屆」為主體的，全國範圍的「上山下鄉」運動。進而，很有必要認識知青運動的規模。所以，要從數字談起，談數字是經濟學家的特性。「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口八億，以當時人口比例來算，農業人口是百分之七十，七八五十六，就有五點六億的農村人口。那城市人口呢，充其量是在兩億多一點。扣除大約五千萬的老人和兒童，具有工作能力的城市人口不過一點五億左右，而各種形式上山下鄉的人是三千到四千萬，那是巨大的數字，佔當時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佔當時城市有工作能力人口的四分之一。幾乎每一個家庭至少有一到兩個孩子下鄉，幾乎涉及城市的所有家庭。然後，再講地理分布。知青分布的區域，涵括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省，還有農村，當然最大規模的是一些邊疆地區。知青的人口規模和地理分布是值得研究的。雖然中國的知青運動人數大，時間長，地理分布廣。但是，討論知青運動的歷史特徵，需要超越中國當時的視野，需要將這一運動的歷史空間「拉大」。「拉大」包括兩個含義：將中國「文革」的紅衛兵運動及知青運動與同時間在發達國家的學生運動作比較，尋找反差及其原因和後果；將中國文革的紅衛兵運動及知青運動置於大歷史之中，且以世界作為參照系。這樣，很容易發現中國知青運動至少有這樣的特徵：第一，是政府組織和推動的運動。政府的重要動機是解決數千萬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避免由此產生的政治後果。第二，知青運動終結了千萬知青接受初、高中和大學基礎教育，學習專業知識和追求科學進步的權利。在文化革命期間，支持知青「上山下鄉」的重要根據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說，你們過去所受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給的，現在給你一個「再教育」的機會，這就是所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知青運動歷史證明，「再教育」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甚至失敗。絕大多數經歷過「再教育」的知青們，在重新回到城市之後，沒有文化基礎和一技之長，上學和就業困難。到了1990年代上半期，他們成為最早「下崗」的成員。如果沒有「文革」，「老三屆」整體得到比較系統的現代知識和技能教育，整體命運會大相逕庭，就會有較多的人生選擇機會。第三，它是時空逆轉運動。首先，從空間上說它是反城市化的。在1960年代，世界的潮流之一是城市化、農民走向城市、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當然，在西方國家，也存在所謂的「反城市化」現象，城市人由於生活的擠壓，遷移到農村或郊區，把生活質量移到農村，並非否定城市化運動。知青運動則是把城市的青年學生趕到農村，當時的口號叫：「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好像城裡人在城裡只能吃閒飯，他們的兩隻手只能到農村去才有價值。其次，從時間上說是時光倒流。讓知識青年離開現代化主流，退回到一直停留在中世紀的人民公社，退回到落後和艱辛。今天看來，知青運動的本質是對歷史潮流和大趨勢的反動。後來絕大多數知識青年得以返城，就是回歸歷史潮流。知青運動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左右。如何評價這一制度的歷史代價，始終沒有定論。核心問題是以數千萬人為基數的「老三屆」主體，年齡集中在15-20歲，本應該繼續讀書學習，但是，他們先是捲入「文革」，接著「上山下鄉」，長達十餘年之久。對他們來說，這是歷史性的犧牲，對國家而言，是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人們常說：「老三屆那代人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我同意。我在這裡想強調「老三屆」的幾個「獨一無二」之處：首先，老師的不同。「老三屆」的老師都是所謂舊中國過來的老師。我是1958年9月1日上的小學。我的第一個老師姓袁，是位女老師，當時應該是四五十歲，她應該在所謂的舊中國、民國時期已經教了二十多年的書。還有一位教語文的金老師，是溥儀的弟弟，他活了很久，最近才去世。也就是說，「老三屆」的老師的主體都不是共產黨培養的，而是從「舊」中國轉變過來給「新」中國工作的，他們或者是在民國時期已經從事教育的老師，或者是在民國時期讀書，在新中國開始參加教育工作。所以，毛澤東是不信任他們的，稱呼他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革」初期，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也是紅衛兵運動的重要背景之一。到了今天，中國學生的老師已經是純粹共產黨教育出來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老師。其次，家長的不同。「老三屆」的家長，不論從事任何職業，都是從民國走出來的。他們曾經接受過所謂「舊社會」的價值觀，不同程度保留著「舊社會」烙印。如今的學生家長，至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自然有很大的差異。再次，社會氛圍的不同。以我個人為例，我是在北京景山前街旁邊一個胡同成長的，那條胡同裡有魯迅夫人許廣平，有中華牌鉛筆廠董事長、有共產黨將軍、有畫家、有城市貧民、甚至還有清朝的宮女和太監。這樣多樣化的環境，在今天是難以想像的。當然，所謂的「大院文化」與此非常不同。相對單純和簡單的多。在那裡，最大的差別是官大官小，之重要的關係是領導和被領導。可以說，「胡同」是社會，「大院」是單位。還有，文化資源的不同。在1959年到1962年之間的北京，一度出現過某些電影與西方同步。例如，我知道赫魯雪夫，知道紐約，都是因為電影。一部是《赫魯雪夫訪問紐約》，一部是《一個國王在紐約》，從中我還知道了赫魯雪夫、卓別麟、紐約摩天大樓。還有一部電影《柏林情話》，講的是因為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築起一道牆，分割了東柏林的和西柏林的一對男女青年的愛情，對我這個十歲小孩的影響至深。我提及這些，無非是讓後人知道，「文革」之前的北京，並不是真正的文化沙漠，存在著各種文化和思想資源。不了解上述所說的三個「不同」，很難認識「老三屆」。如同每一代人，都與父輩一代不可分離一樣，「老三屆」不是孤立的一代，他們的家長、老師、左鄰右舍幾乎都有著所謂「舊社會」的記憶和生活經驗。從1949年一直到文化革命開始的1966年，共產黨執政不過是十七年，毛澤東稱之為「資產階級黑線統治的十七年」。中國還沒有完成今天常說的社會轉型。毛澤東即使通過文化革命，也沒有實現他所希望的轉型。為什麼？因為社會的主體，包括共產黨的主體，並不是經由共產黨培養和教育出來的「新人」。因此，那時的中國將家庭出身置於難以想像的重要地位。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伴隨共產黨政權的延續，有著所謂「舊社會」記憶和生活經驗的幾代人生命的消亡，今天中國人口主體已經完全成長於共產黨意識形態、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與「老三屆」這代人是不可同日而語。此時此刻，唯有「老三屆」還傳承者對中國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某種記憶的基因。現在講多元性的根源，主要來自外部，例如網際網路的貢獻；在「老三屆」成長的時代，雖然表面上沒有多元性，「輿論一律」，但是，人心中還有歷史繁衍出來的多元的根。紅衛兵和「老三屆」不是一個概念。紅衛兵來自「老三屆」，但是，僅僅是「老三屆」中的很小部分，他們的家長基本參與了共產黨政權的建立，這樣的家長在人口中的比重很低。不能把紅衛兵運動等同於知青運動，前者是主動實踐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意圖，而後者是被迫服從毛澤東驅逐青年學生於城市的意圖。值得提及的是，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1989年，「老三屆」的精英曾經有過近十年的合作。之後，發生了分流和分裂。為什麼最終會出現分流和分裂，從根本上說，還是思想不同，思想資源和思想演變的差別。經過1990年代，特別是過去十餘年，「老三屆」不論思想傾向、社會地位、財富差別已經固化。例如，他們中有達官顯貴，也有家徒四壁，還有唱紅歌跳「廣場舞」的。這種差別勢必影響了之後的兩代人。我剛剛翻閱了王力堅老師這本書（指《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的References。我發現，研究知青的熱潮是1990年代，現在好像慢慢在衰退。衰退原因值得思考。似乎與知青研究的主體迅速老化和思想迅速陳舊有關。但是，根本原因在於知青運動所涉及的不是小歷史，是大歷史，所涉及的學科，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方面的。聽到這裡有同學願意做知青研究，我是相當高興的，並不因為我當過知青，主要因為「老三屆」為主體的知青正在老去，他們自己無法徹底超越自己，需要沒有知青經歷的新鮮血液參與知青研究。隨著歷史推延，知青研究的價值會迅速被深刻化和被放大？還是會逐漸的縮小和泯滅？現在還很難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知青歷史的意義，現在被估計得還過於簡單。還有，如何看待和估計知青文學？知青文學在文學史上重要，是理解知青歷史的重要路徑。當然，知青文學存在不同形態。我是欣賞和傾向孔捷生他們代表的那類知青文學。因為，孔捷生他們寫了知青的人心、人性、痛苦、迷茫、對現實的扭曲抗爭，反應了知青歷史的悲劇本質。我是反對「青春無悔」那類知青文學。堅決反對！怎麼會「青春無悔」啊？這麼一個時空逆轉的運動使那麼多人在讀書的年代不能讀書，到了老年依然處於愚昧狀態，這是悲劇的悲劇。為什麼孔捷生他們這樣的作家可以解釋了這代人的獨特性？因為他們從頭到尾拒絕文學的媚俗。古今中外，在社會的文化運動中獲得發言權的，不一定代表社會主體，甚至主流。因為，社會的大多數沒有能力將他們的的主張和願望，他們的心境，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感謝孔捷生們，他們的文學表達了希望表達，而沒有能力表達的多數知青。雖然，任何語言和文學是非常蒼白和無力的，都不足以顯現知青運動的群體和個體。還是請捷生講。 孔：好，我回到文學這個領域來講。我也不謙虛，《在小河那邊》是我的成名作。我寫這小說的時候是二十五歲，那是1978年寫的。小說寫出來，編輯部討論了好久，最後才發表。因為對他們來講，覺得衝擊太大了、太激烈了，所以一直拖到1979年1月號的《作品》上面才登載發表。二十五歲寫這篇小說，可是我十五歲就下鄉當知青了。至少是經過了十年，前一半時間在農村歷練，和後面一段的沉澱，才寫出這麼一篇小說。這就叫十年磨一劍。怎麼去看待知青，或知青文學？從本質來講，整個知青群體都是憤怒青年，不過跟現在的「憤青」差別非常大，現在這個「憤青」是愛國。周小平所標榜的是「愛國不需要理由」，就是那個所謂網絡作家周小平，他的名言就是：「我待祖國如暖男」。「暖男」，本來就一個網絡的潮語啊，就是一個很溫柔很體貼的一個男子。他用這個「我待祖國如暖男」，用得很曖昧。這個時代所塑造出的憤青是愛國的，所謂「愛國不需要理由」的，他們是反日的、反美的、反西方的。我們那個時代的憤青呢？是對現實充滿質疑，憎恨現實。當時要我們愛黨、崇拜領袖。在那個年代的價值觀中，愛國當時可能還在第三、第四位，無論如何，還是有愛國這一條。但是，那年代的憤怒青年有一個共同的質問，就是——你要我們愛這個黨、崇拜一個領袖，和擁護這個什麼什麼。你給我一個理由，我找不到這樣的理由。當時是太需要理由了——叫我們怎麼愛？而且不但是我們需要，是我們找不到這個理由，所以才產生了這一群的憤青。所以，到「文革」剛結束，文學剛剛解凍。在所有的中國的意識型態領域裡頭，文學，尤其是小說，是一個突破的先鋒。傷痕文學是一個先鋒，後來的星星畫派、先鋒戲劇，和張藝謀、陳凱歌他們的電影，我指的是他們早期的電影。當時他們的《黃土地》啊，《一個和八個》啊，差不多也是在後「文革」的先鋒文藝裡頭起到很大作用的，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我想說的是——文學，尤其是小說，是走在最前面的。然後，知青文學有好幾個發展階段，像我寫的《在小河那邊》，一開始是把目光聚焦在個人的苦難，我們知青自己的苦難。到了後來，就開始把目光延伸到農民的苦難。再往後，有進一步的反思，就是我們會把視覺放得更大，看到整個社會的苦難，並嘗試尋找這些苦難的根源。所以知青文學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進和深化。比如說，我後來寫的《南方的岸》和《大林莽》，都是嘗試把目光僅僅從知青個人或者知青群體的經歷和苦難，往深處延伸而發掘，甚至企圖有一種超越……這個，僅僅是這個時代，是嘗試把目光放到更遠。知青文學後來有了一些分流，比如說像鍾阿城這樣的轉向文化尋根。鍾阿城《棋王》這個小說，看起來好像不是在講知青啊，他有一個文化意味上、文化含義上的一個發掘和提煉，還有如王小波啊等等。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後來的知青文學研究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偏差，這種偏差，也可以說是這個時代所需要，致使發生這樣的轉折……朱老師剛才提到「青春無悔」的這個說法。就這種時候、這個聲音越來越高揚，這個說法成為了知青、回顧知青運動的主流，這是很可怕的，也是很荒誕的。從文學和美學上面來看，有一種叫「苦難崇拜」。就是有人經歷過了種種苦難以後，再回顧當初的苦難，會產生一種美感，甚至產生一種崇拜。雖然說悲劇本身就是一種美學，比如說羅密歐朱麗葉，也是升華到很高層次的一種悲劇美。但並不能說我們就會產生一種對悲劇的崇拜，希望多經歷悲劇，或者視悲劇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現在的知青文學裡面就有這個問題了。將苦難崇拜和悲劇美上升為無怨無悔。譬如「我們的青春多麼充實」，「我們知青對共和國作出什麼奉獻」，諸如此類宏大的話語。這個現象，都是主流意識形態、官方意識形態所限定、引導而產生。剛才朱老師也說到，後來知青文學的發展是有點陷入困境。我覺得這是一種墮落、一種精神上的墮落，就是把知青文學，還有知青群體、運動，往無怨無悔這個方向引導，這是一種墮落。有一位老知青（編註：蘇煒）在美國的大學任教，他主持和撰寫、以及組織張羅了一個大型組歌、後來擴展為一個大型歌舞表演，叫《歲月甘泉》。結果，被不少的老知青，像我跟朱老師這樣的，就認為這個是紅歌的翻版。但是，也不能否認這個《歲月甘泉》對知青運動充滿了歌頌讚美啊、苦難崇拜啊，這種話語，在一些知青、相當一部分知青心裡產生了共鳴。我覺得這才是悲劇所在。只要你是一個有智商的、有思想的、有智慧的、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不會去談這種無悔啊、無怨無悔啊，甚至不僅是無怨無悔，還要苦難崇拜。這種想法，對我來講是不能接受的。 王：兩位老師都談及非常深刻的一些背景，關涉政治、經濟、文學；雖然我搞文學，但是跟孔老師親身參與那些過程肯定不一樣。就從剛才孔老師說的那個《歲月甘泉》說起。《歲月甘泉》一出來我很驚訝。其實一開始我先在網上看到一段歌詞，我想這種東西還可PO上來啊？那我都可以PO。為什麼呢？我在農村時候，在知青文藝宣傳隊寫過的一個組歌，《歲月甘泉》的用語、風格、激情，跟我當時寫來做政治宣傳那個組歌完全一樣。我還以為，這是一個老知青拿他「文革」像我這種做宣傳用的東西PO出來。後來再看到下面有人跟帖，才知道它是現在寫的。作者蘇煒啊，就是以前中山大學的，以前就知道他。但他為什麼會這樣呢？很奇怪了。後來，幾年前，在香港有一個座談會，本來主辦方想叫我跟蘇煒，還有另外一個來賓當面談。沒想到他不去了，蠻遺憾的。對《歲月甘泉》，開始我是覺得很不可思議，甚至帶有點憤怒。但是過後我覺得、好像剛才孔老師也是這種想法——知青裡頭確實有這種人，確實有這種思想，確實有這種感情在，我們不能夠完全無視。但是，我就想了，為什麼過去那麼久了，這樣的激情還在？這是不是年輕時候的理想主義的一種存留也好、或者回眸也好、或者叫緬懷也好，但是畢竟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為什麼他還出現這種情形？那麼拉開一點距離——從歷史也好、政治也好——來看的話，這樣一種理想主義大概很難簡單的否定它。但是如何去分析它、如何去討論它，我覺得就很有意思了，甚至我覺得可能我們是在局中人，還不一定能說得那麼清楚。所以我一再強調並希望你們（指在座的同學）——在後來人、局外人的角度，如何去看這樣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可能是歷史的，但它又是現在的，延續到今天。我不知道朱老師您對這個現象怎麼看？我順便說一下，像這樣一種所謂的理想主義，你說知青也好、紅衛兵也好，雖然它是不同的類型，可能性質上也不太一樣，但是在理想主義這方面，我覺得有些一脈相承的東西。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在出國之後，我發現有個現象，在談論文革起因的時候，有一個簡單的說法——毛澤東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是毛造反，是天才；但毛治國，是蠢才，所以他揚長避短，搞「文革」。當然這是比較簡單化的說法，但這個說法，我在大陸好像聽得比較多，在海外反而是遇到比較多的是，認為毛是要堅持他的繼續革命理論，是從理想主義出發，於是知青上山下鄉是要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從這個主觀願望出發，毛用他的理想主義來搞鬥爭。所以，在文革中的造反，都是帶有理想主義激情的，從紅衛兵到知青，都會有這麼一種理想主義激情，可以說是大氛圍下的一個承傳。我是提出這麼一些觀察到的現象，不知道兩位老師對這樣一些現象有些什麼看法？ 孔：我想，每個人對自己的青春有懷念、追想，這是很正常的。即便是你的青春時候所在這個地方很貧困、也經歷了一些苦難，但是對你來講，青春總是珍貴的。所以，這個懷念、追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能夠把青春時候的苦難，尤其是所有整個社會的苦難全加以美化。昨天到阿里山，看到滿山的森林，聯想起年輕時候到海南島的情景，覺得很親切，這就是很典型的青春懷想。因為我最值得懷念的青春歲月，就在海南島雲山深處，在深山老林裡頭度過。所以我看見大山、看見鬱鬱蔥蔥的森林，就很親切。當我們再往深處去想呢？比如說阿里山的檜木，當年日本殖民，用小火車運了大量檜木到日本，建造神社或者是皇宮，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殖民的行為，這是沒什麼好說的。可是，回想我們當年到五指山，那鬱鬱蔥蔥的熱帶雨林，那些都是好木頭啊，一點都不在阿里山檜木之下。比如說是放在水裡會沉下去那種木頭，我不知道是叫「花梨」還是叫「紫檀」？有一種是用金屬鑽頭都很難鑽洞扎眼，是非常好的木頭，都是幾百年的老樹。但是，當時是一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計劃經濟，而且是準備要打仗的經濟決策，因為中國沒有別的地方可以種橡膠，只有緯度合適的雲南的一小部分地方和海南島。所以，就必須在海南島大規模的墾荒種植橡膠。因為橡膠是戰備物資，打起仗來，「中國沒有橡膠的話，我們汽車就動不了」這種諸如此類的戰爭語言、這種超狂熱的革命語言。所以我們的青春歲月，就在那裡墾荒，主要工作就是砍伐森林。像阿里山，日本人把檜木給拉下去，儘管把它變成日本自己的神社，它畢竟還有存在於某個地方。而我們五指山交通十分不便，建設公路的速度遠遠比不上向深山老林修梯田種橡膠的速度。所有被砍下來的、很珍貴的那些幾百年、上千年的熱帶雨林的木材，砍下來以後，過了幾個月就放火燒荒，把它燒成灰燼，因為沒有能力拉出去。雖然把木頭砍倒，但是拉不出去，什麼都沒有意義。所以就燒掉，燒掉以後就挖成樹坑——梯田先不修——就先要把樹種下去，就測量很粗略的一個水平線，先挖洞把橡膠種下去，以後再來慢慢修梯田，因為要跟時間賽跑。諸如此類的，為了要打仗什麼什麼的。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假如你現在種下去的橡膠很有效益，那麼多少對我們的青春、精神、心血是一種補償，對不對？甚至對我們毀滅掉的、讓我們那麼痛心毀滅掉的熱帶雨林森林，算是一種補償。我的小說《大林莽》，要講的就是這個，整個熱帶雨林的毀滅。假如你真的是這樣的話呢，還真是一種補償。結果呢？由於現在參加世貿，中國的橡膠根本就沒有任何競爭力，跟東南亞的橡膠沒法比，人家的橡膠質量好、價格又便宜，可以說，我們這代人在海南島的付出，扔在這個所謂橡膠事業上，完全是白費。在這種情況下，你再去懷想這個青春，講《歲月甘泉》，把當年的苦難變成甘泉，這種歌頌還有什麼意義呢？無論是從現實的經濟效益來講、還是從政治方面來講，我都完全不能接受。朱：我沒有看過這個《歲月甘泉》。今天參加這個座談，中心課題還是要回答怎樣看待所謂的知青理想主義，或者知青和理想主義關係？回答這個問題，要從真實的歷史出發。我想強調的就是：絕大多數知青並非是懷著理想主義的願望走向農村邊疆的。今天不論下面有多少知青，我都會請他們捫心自問：「你那時候是有滿懷激情、因為理想主義上山下鄉的」？如果大家想到那個場景，沒有多少人會給予肯定的回答。因為，絕大多數知青是被迫的，是別無選擇的。在「上山下鄉」中，除了「老三屆」，還有為數可觀的1969和1970屆初中畢業生，他們多數不過十六歲，其中還有很多十五歲，還是孩子，卻要離鄉背井，與父母天各一方。不要認為知青「上山下鄉」的歲月真的是一個洋溢著理想主義的時代？完全不是。那個時候，文化革命熱潮已經衰退，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老三屆」們前途無望，無所事事，等待分配。「上山下鄉」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不走，就是街道的壓力也是受不了的。知青歲月從頭到尾充滿的是艱辛、掙扎、無奈，甚至絕望，是在沒有溫飽保障情況下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1973年，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給毛澤東寫了長達2000多字的信，陳述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難境遇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並寫道給毛澤東寫信的原因：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所以告御狀。毛澤東給李慶霖寄上三百元，並在覆信中承認：「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上」。可見，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到了何等地步。在「上山下鄉」的歲月，女知識青年遭受更多的苦難。「文革」時期有一個罪名，重則可判處死刑，就是「迫害女知識青年罪」。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兩個團級現役軍人黃硯田和李耀東，都是抗日戰爭中參加革命，最後落實的姦污、猥褻女知青多達數十人。1973年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104號檔，通告全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看過一幅很震撼的畫：一個女知青，從支部書記的房裡走出來，手裡拿著一張工農兵學員錄取通知書，上面蓋章鮮紅的公章，她的臉上沒有喜悅，只有傷痛和迷茫。經歷過知青年代的人都知道，這個女知青究竟付出了什麼代價。到後來，越來越多的知青為了返城付出更大的代價。從初夜權開始，一直到編假藥方、吃假藥，讓自己真的變成殘疾。當時，我所在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處於中蘇東北邊境。那時準備與「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打仗，如果戰爭爆發，知青就是血肉之軀的第一道防衛線，為正規軍爭取緩衝時間，這才是我們真正定位的歷史任務。在幾千萬知青中間，有沒有所謂的理想主義，有，但是，絕非主流。對絕大多數的知青來講，這是一個時代的不幸。如果有機會請廣大知青公投，贊同「上山下鄉」是理想主義的比例，一定小的不得了！將知青和理想主義掛鈎，劃等號，是通過誇大理想主義歪曲歷史。所以，我今天並不想一般地討論理想主義。我要說的是「文革」中發生，並延續到反美學的的那個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並非是真正的理想主義。包含三個要素。第一，愚昧主義。愚昧一定是反對智慧的。與愚昧連繫的是反智、反智主義。第二，非理性。近代中國始終伴隨的是非理性，只是五四以後的非理性被理論化，這種情況在知青運動中繼續。第三，激進主義。體現在從生產活動到毫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第四，反美學的。青春是美的。但是，「上山下鄉」歲月的青春的美受到太多的侮辱和損害。多少知青為了愛情權利付出從名譽到生命的代價。如果說，理想主義常常伴生著浪漫主義。但是，知青時代的浪漫主義，沒有美學的支撐。是一種變形的浪漫，一種變態的浪漫。問題是，為什麼會形成將知青運動和理想主義捆綁在一起的現象？依我所見，主要因為：廣大知青，並不擁有討論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的話語權，這個話語權已經被少數人控制和意識形態化。官方意識形態需要通過所謂理想主義解說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知青在走向中老年的過程中，會改變記憶，心理上傾向模糊甚至忘記苦難，美化青春歲月，容易接受和想像虛幻的理想主義。在歷史每一次的轉折中，悲劇的主體因為喪失話語權之後，而被掌有話語權的人代表悲劇的主體來說話，並被冠以悲劇主體的名義來做出結論，這段歷史到今天都沒有被改變。中國的知青問題需要被討論，但沒有這麼簡單，因為進入到了知青統治中國的時代。 孔：朱教授是北大荒的四師，我是海南島的六師。我是生產建設兵團六師十五團，在五指山深處，海南島最中部。海南島有一句話叫：「一窮二白。」最窮的就是白沙和瓊州，這就是所謂「一窮二白」，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我們那時候也叫前線，你們跟蘇修、所謂的蘇聯帝國主義靠得很近，（插話：珍寶島）那我們是跟越戰靠得很近，那時候美國帝國主義與北越正在開戰，所以我們那裡也是前線，我們也有兵團的任務，比如說種橡膠就是我們的任務。呃……我跟朱老師是冰火兩重天，因為他那裡是零下四十幾度，我這是零上五十幾度！那時候就很奇怪的，男知青是又黑又瘦，女知青就虛胖。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反正就是夏天五十幾度，很難忍受。北大荒雖然很冷，但有很長的農閒期。基本上，除了要出什麼任務以外，通常沒什麼很重的農活。我們那裡就不同了，人間地獄！我們一年四季都得幹活、都是很重的活，都是墾荒！所以，這也是苦難的一種。朱：捷生講海南島，我談的是黑龍江。中國有八個字描寫痛苦：一個是「水深火熱」啊，還有一個「饑寒交迫」，把知青時代的南方和北方都cover「覆蓋」了。 孔：我換個話題，談談剛才朱老師講到的關於知青悲劇性的問題。依我所知，有關知青的諸多問題，並不是那些真正的老知青的想法，甚至也不是用常識去討論知青運動的評論家的想法，而是時代的局限，迫使他們這樣做的。我舉一個例子：你知道在中國大陸任何想紀念反右多少周年、紀念文革多少周年，都是禁止的、不可能的。不過，紀念知青運動多少周年，好像犯忌的程度會輕一點。這樣想的話就錯了、絕對錯了。2008年，就是知青下鄉運動、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四十周年，各地、很多地方都想搞紀念活動，尤其兵團知青集中的地方。比如黑龍江、內蒙古、雲南、廣東、海南島這些知青去得多的「墾荒戍邊」的集結地都想搞紀念活動，全部被禁止。禁止的理由呢，就是說跟京奧——北京奧運會有衝突。當年下鄉主要發生在十一月、十二月，京奧？跟這個京奧有什麼過節？反正不許，但只有一個地方是例外，就我剛剛跟王老師說到的這個《歲月甘泉》。這個大型歌舞是例外，是廣東搞成的。為什麼呢？我們也認識這個作者，他當年是我們海南島兵團的。他說，這個過程，他實際上想多抒發一點對知青悲劇性的控訴，絕對通不過，最後就弄成這個樣子，基本上就變成歌頌性的。就是像「文革」的時候，王老師在知青宣傳隊裡頭寫的組歌基本上是一個基調。頂多讓你抒發一點點對母親的思念啦，好像裡面有一兩首歌詞。至於對苦難的描述，絕對不允許，結果出來就成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調侃說，「這個紅歌啊。」聽了這個來龍去脈的過程以後，你就發現——它實際上是被官方意識形態的需求所限定的，讓它變成這個樣子的。只有成為了這個樣子，它才能讓你通過。否則一切都免談，這就是個冷酷的現實。 朱：在我回憶知青運動時候，我不會使用「甘泉」這樣的字眼，更願意使用「苦難」的概念。魯索說：世界上有兩種苦難：第一種是在苦難中承認苦難，並告訴後人那曾經是苦難，這種苦難需要被記載。第二種是經歷了苦難，當時就不讓承認，以後明白了是苦難還不敢說是苦難。不僅如此，還要把苦難作另外一種解讀，把苦難說成是美好。第一種苦難和第二種苦難的不同是，前者承認人類充滿苦難，很多苦難不可避免的，但是，為了減少相同苦難的重複，需要有歷史記憶；後者則是拒絕承認苦難和掩蓋苦難，讓人們不去尋找苦難的原因。顯然，第二種苦難是需要被批判的，因為這種苦難包含對遭受苦難的主體的再摧殘，甚至企圖改變苦難主體的真實記憶，剝奪苦難主體記憶的自由權利，對歷史產生的負面影響很大。近年來，人們在討論知青主題時，拒絕承認知青的苦難，甚至把苦難說成是美好，進行變態的美化，似乎成為一種時尚。為什麼會這樣？其主要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迴避造成知青苦難的原因。如果拒絕承認知青運動背後的苦難，不僅是扭曲歷史，而且是對苦難的一種繼續。比知青苦難更深層的問題是知青苦難的本質在哪裡？在於知青被納入所謂的「革命集體」，所有人的個性被以革命和集體的名義扼殺。知青的最大悲哀就是在於他們失去個性、人性扭曲、喪失主動享有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意願。1970年4月，一場森林大火在北大荒完達山麓蔓延開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39團數千知青緊急出動撲滅山火。共有26名男女知青獻出寶貴生命，基本年齡是17、18歲，其中多數是女生。所有人下鄉時間不到一年。這些知青正是青春，為什麼會犧牲？是無辜的犧牲。據說，當時剛剛有的漂亮和易乾燥的化纖衣服，這些犧牲的女知青就是穿著這樣的衣服救火的。她們那裡知道化纖衣服易燃？那時的口號是：「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所有的知青都被納入了沒有個人選擇的地步。我去過那無言的墳場，悲從心來。在黑龍江兵團，我自己有過對刻骨銘心的經歷。1971年，我得了一個叫「出血熱」的病，死亡率高達99%。我是在昏迷了多少天之後才醒過來。我醒來之後，我問自己，假定沒有搶救過來和醒過來，最遺憾的是什麼？我的回答是：母親會何等悲傷。還有，我都沒談過戀愛呢。那個時刻，任何革命口號在我心中蕩然無存。我第一次從個體的角度看到生命的價值，我本身的意義。人性的泯滅和個人主義的抑制，是那個時代悲劇的根源所在。如今，在這代人沒有平臺和話語權，不能充分表達真實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歷史的情況下，少數人不僅淡化甚至美化知青運動和「上山下鄉」的苦難，甚至對已經扭曲的歷史再次歪曲，進而格式化。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情！經過掩蓋和誤導的知青歷史，會讓他們的子女認為他們的父母、祖輩們曾經有過青春無悔的歲月。中國需要建立一個知青墓碑，紀念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失去的青春生命，祭奠一代人的青春苦難。毫無疑義，知青問題本身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個特別大的人道主義課題。我想藉此機會講我在臺灣的一個經歷。兩年前，我去過一個叫龜山的地方，在桃園附近，在一個村子裡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在1951年重陽節被槍斃前寫的絕命書原件。中心內容是說很快不久於人世，對不起父母。並希望幾個侄兒努力學習。感人至深。我在想，那麼多北京官方代表團來臺，沒有人會祭拜和追思這些為了共產主義而奮鬥犧牲的臺灣先烈，他們主要都是年輕人。也是時代悲劇。 孔：那我就講講知青中的兩種理想主義。一種就是以梁曉聲為代表的理想主義；那麼另外一種呢？就從我的一篇小說《大林莽》開始說起吧。這個《大林莽》，小說創作的衝動來源於我們當年在海南島有個通報，有一個事故的通報。就是我們旁邊的這個第五師，要進森林、熱帶雨林，勘探下一個營地，要開墾荒地，把那邊森林都砍光、燒掉，種橡膠。派進去了一個先遣隊，結果迷了路，在森林裡頭走來走去走不出來。最後，從山的另外一邊走出來，都是奄奄一息了。因為山裡有瘧疾啊，被蚊子咬了；還得了一種森林腦膜炎，被一種長白翅膀的森林裡的一種東西咬了，咬了以後會患森林腦膜炎，會產生幻覺和高燒。出來的時候呢，死了一個，其他都是……廣東話講：「只剩半條人命」。有一個女的瘋了，大概就是在山裡頭受了很多折磨、被蟲子咬了以後就產生幻覺了。就是這個事故通報引起，我就想寫這麼一篇故事。我就寫這麼一個班的男女兵團知青進去熱帶雨林，帶著武器。結果進去以後呢，也是經歷了迷路、幻聽、幻視、飢餓、衣衫襤褸，最後一班男女就一個一個犧牲。兩個有思想衝突的男女，在最後關頭，也產生了像朱老師剛才提到「這樣就要死了，我連談戀愛都沒談過」的想法。結果他們就完成了這個人生的啟蒙。到最後，只有這個女的走出去了。這個女的走出去的時候已經是神智不清了。為了紀念死在深山老林的戰友們，最後僅存活下來的這個女的，就每年回來按死掉的人數種幾棵樹，向死去的人致意。這就是《大林莽》這個故事的梗概。這裡頭表達的是另外一種理想主義。它固然裡頭有悲劇美，但它不是讚美歌頌、或美化悲劇。而是提出更高的問題就是，如何天人合一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去砍這個熱帶雨林？它是存在幾千年、上萬年，為什麼為了我們一點人類的索求，去把它毀滅？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有我的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就是我們避開那個時代的迷狂和精神上的錯亂，找到一個人和大自然和諧的這麼一個契合點。這是我的理想主義，這跟梁曉聲、《歲月甘泉》的理想主義完全兩回事。所以，我們談到理想主義的時候，就恐怕要在這兩種情結之間有一個分野。 李：在座的除了朱教授，就我年齡最大了。我是1951年出生的，當時上山下鄉這場運動，對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一種心靈的震撼，有的人就給震蒙了，有的人就還能夠勉強的活下來。今天在座的同學們，我非常羨慕你們，我覺得你們非常的幸褔。當時，在你們這個年齡上，我們讀一本書都困難。我們經常會去找別人借一本書，然後連夜把它抄下來，生活就這麼平凡。我們會在苦難中尋找一種讀書的幸福。我當時下鄉在六師，我是1967年的11月時候到的北大荒，零下四十多度，男同志在外頭撒尿都會凍成冰柱。但要從露天地進入到屋裡頭，如果不會、不懂得這個防寒知識的人，一定得把耳朵就扒拉下來了、鼻子也下來了，就殘廢了。這在知青當中很普遍的都得過凍傷。凍的非常可憐、非常慘。聽說有一個同學在研究「後知青時代」，我覺得非常好的。知青回城以後還有許多生動的故事。知青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比如說我們當時怎麼裝病，才能騙到一條假條，提前回城。當時怎麼在天安門前面背著行李宣誓：我一定要紮根農村，跟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做他們兒子、做他們孫子，當他們大隊書記。當時，我下鄉時就立誓要把這個書記拿過來之後我來當，然後我來組織、我來指揮這裡的山山水水。但是最後又怎麼樣覺得這裡不是人待的地方。知青到農村，這對當地農民本身就是一種災害，村裡就這一塊地，就算是一百畝，那麼一百個人，每人能夠分到一百天的糧食；你知青來了，增加了一百人，它不可能多產出糧食來，你知青奪走了他嘴裡的口糧，農民心裡是非常仇恨你的。農民他說，你能多給我帶來什麼財富啊？你上地幹活，我還得教給你，是吧？手把手的教你。帶來一大堆的問題，而知青是背井離鄉。農民與知青雙方都有苦難。王：這幾位老知青是從歷史角度來談，尤其談歷史上的知青理想主義。我想稍微轉一轉角度，今天怎麼去看、或者今天怎麼解讀歷史上的理想主義？是否可以說知青這代人是「理想主義一代」。所謂理想主義，只是一種表述。事實上，很多過來人，如果讓他們說自己經歷，其實很多都是沒有理想的。但我看過這樣一個分析、或者這樣一個解釋，就是說這代人他們有過那麼坎坷的一個經歷，受過那麼多苦，他們就特別珍惜在當下如何去思考、去堅持、去這個發掘發揮等等。這樣一個表現，其實就是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表徵，或者說是比較對理想的一種堅持、執著、思考等等，有這麼一種說法。也有人認為，在某些人的實際工作、實際生活上，也都會體現出、或折射出某種理想主義。在1980年代早期，人們已經關注到你們「改革四君子」，還有一個說法：「翁永曦的腦子，黃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當時這個說法的意思是，你們前這三位比較務虛，帶比較多的理想主義的，而王岐山願意跑腿，比較務實的，是個實幹家。近來我還看到一個分析說，所謂「王岐山的腿」，是說王岐山能有所堅持、有所執著，能為這個社會做這樣實務的工作，一種以思辨的哲學精神為支撐的理想主義。所以，王岐山的理想主義被定位為「一種豐滿而謹慎的理想主義」。引申到王岐山現在擔任中紀委書記，專門去審查貪官的，這個工作其實是很危險的，但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就是執著那份理想主義。我這裡引述這些數據和看法，還是為了討論所謂「知青治國」的話題。王岐山無疑是知青一代的代表，既有實幹的經驗和底層的經驗，又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堅持，最早參與改革開放。我想知道同是「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老師，你怎麼去看你們「改革四君子」，已經其中之一的王岐山和「知青治國」現象？ 朱：中國老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多年堅持一個原則，在任何場合不談論所謂「改革四君子」。人各有志，每一個都走不同的路。我珍惜歷史形成的友情。還是來談知青問題。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知青一代如同歷史上的每一代，早已經完成了分化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知青不過是這代人在歷史某個階段的符號。中國確實進入了「知青治國」的歷史時期。我認為，還不僅是「知青治國」，還有「知青治校」、「知青治公司」等等。總之，知青已經成為中國「senior」的主體，他們對國家、對家庭、對政治和經濟，對思想和文化，都承擔著歷史責任。所以，我這裡想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在承認知青的歷史苦難、人生犧牲和社會貢獻的同時，需要反省知青整體的歷史局限性。這種反省對於知青一代的菁英尤其重要。在知青一代中，成為菁英比例非常之低，菁英中可以繼續發揮影響的就更少了，這是個人命運和中國制度使然。知青一代的最共同背景是，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文化革命和「上山下鄉」。其局限性包括：第一，沒有接受良好的系統教育。因為文化革命，知青一代人，即「老三屆」，再加上1969、1970，甚至在後幾屆初中畢業生，沒有按時完成系統教育，知識體系殘缺。即使後來讀大學，甚至獲得博士學位，也不足以彌補。在一個知識革命、創新革命和信息爆炸的時代，這種局限性會被放大。第二， 文化革命和紅衛兵的影響。中國官方是否定文化革命和紅衛兵運動的。但是，因為文化革命沒有得到比較深入和持久的批判和反思，其影響至今存在。紅衛兵創造了一種文化，對知青一代是深入骨髓的。前幾年，重慶「唱紅歌」，遍布全國的「廣場舞」，都有著紅衛兵文化的痕跡。第三，「現代」和「傳統」的糾結。知青一代是在共產黨的「愛國主義」中長大，對現代化有著不可動搖的執著。但是，只要追求現代化，就要接受經濟改革和經濟開放理念，就需要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就要面對西方經濟和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於是，需要通過中國自身的「傳統」強化自信和自尊。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變、市場經濟的進步，以及西方價值觀的多元趨勢，是極大的挑戰。在今天世界，每一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民族國家，每一個人都應該愛自己的國家和自己傳統，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全球和人類視角。例如，「現代化」不再是每個國家的孤立問題，與之相聯繫的「環境」問題就是超越主權的，是全球和人類問題。如何看待人類共同價值和制度的基本選擇，是需要嚴肅探討的。值得提及的是，在知青一代中不少人重新講孔老夫子，講新儒學，但也沒講出什麼新的東西，就在那邊繞來繞去。如像捷生說，知青一代的絕大部分人沒有走出來。知青一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四五十年，從衛星上天、人類登月到計算器和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從韓戰、越戰、冷戰到全球化，從文化革命到改革開放。今後，知青一代還會看到更多的歷史變局。今年是2014年，可以肯定地說，再過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中國和世界會變得很不一樣。所以知青這代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跳躍出自己的時空限制。為此，要承認存在保守和守舊傾向，要面向未來，要學習，向年輕人學習、向時代學習、向世界學習。同時，還要承認，知青一代應該退出和準備退出歷史舞臺。錢理群說的：「我們的時代結束了」。我認為，知青時代已經和正在結束。今天是大多數五十年代人需要坦然接受歷史的淘汰，為後人當鋪路石。歷史不可以是爺爺統治孫子。 王：好，朱老師的話很有邏輯，是「中國邏輯」。呃……兩位老師，包括李老師的談話，相信大家都很受啟發，也都應該會有想法。我們現在開放時間，讓大家來一個對話，希望大家不要浪費這樣一個機會向幾位老師請教。 問：想要請教一下孔老師，在《南方的岸》當中，易傑回顧他在海南知青生活的時候，有提到說：「你不想完全否定你們的過去，但是，過去的記憶都讓你不愉快。」我想了解，在這句話是不是有某種程度上是老師您對過往經歷的一種內在的投射？在這海南知青記憶當中，又有哪些對您而言是一個稍微不愉快的記憶？因為在其他的作品當中，海南經歷有很多可能跟剛剛您提到的，從中可以遇到很多苗寨啊黎胞啊，這麼一些有美好記憶的風土人情。孔：對，你說的已經是接近結論了，就是這樣。過去的記憶，我們不能夠否定。那個記憶裡頭，也確實有一些苗寨風情、熱帶風情等有關美好記憶的部分，但是，整體來講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我不能針對這個不愉快，就拒絕這個記憶，因為它已經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變成我人生經驗的一個基石。這個海南書寫放大到我現在——從1989年離開之後也25年了——放大到我整個人生大半的人生旅程來看，基本上就是我不能否定我的過去。我對過去的中國，不管是當知青的時候受過的苦難，還是做為知青文學創作曾經有過一些什麼記憶，這都是我的過去，我不會否定這個。但這裡頭，確實有不愉快的記憶，時常讓我隱隱作痛，我不能夠放下這些。王：你的網站，最新貼上去的詩詞，也是寫海南記憶的，是不是？（孔：對對，寫海南的。）……好，因為時間關係，其實我們已經超了半小時。欲罷不能啊。今天下午的講座，只好到此結束了。讓我們再一次感謝兩位老師！孔捷生，老三屆知青，1978年以短篇小說《姻緣》初登文壇，又相繼發表了《因為有了她》等短篇小說，上述兩小說分別獲得1978年和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初發表的描寫海南知青遭遇的短篇小說《在小河那邊》，成為傷痕文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日後又相繼發表了《南方的岸》《普通女工》《大林莽》等中篇小說，其中《普通女工》榮獲第二屆（1981～1982年度）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曾任廣東省文聯委員、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1989年赴美國至今；近年著有《龍舟與劍》《易大旗文集》等。
朱嘉明，老三屆知青，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後，在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同時，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負責人，暨《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為1980年代「改革四君子」（其他三位是翁永曦、王岐山、黃江南）之一；1989年出國，1995年獲MIT的MBA，在多個國家有過創業經歷，2000年以後，先後擔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任職維也納大學，臺灣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現實與選擇》《論非均衡增長》《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中國改革的歧路》等。
王力堅，文革期間曾有多年知青經歷，1979年考入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相繼獲學士學位與碩士學位，1990年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深造，獲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逾10年，2005年受聘為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兼任該系系主任；著有《六朝唯美詩學》《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清代文學跨域研究》等。
孫玫，文革期間曾隨父母下放，1978年春考進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系，獲碩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1990年赴美留學，1995年獲夏威夷大學戲劇系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紐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亞歐語言文化學院，現為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術專著有《中國戲曲跨文化研究》《中國戲曲跨文化再研究》《徜徉於劇場與書齋：古今中外戲劇論集》等。
李士傑，老三屆知青，高級記者、作家，北京市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現任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協會會長；著有長篇小說《政協委員》《非愛不可》等，報告文學集《國歌奧運》《聚焦政協委員》等，劇本《神人天寶》《京武風雲》等，2005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個人（全國勞模）。
整理者提供本號分享，略有刪節
知青歲月
蘇煒：千山獨行，人生緊要處的引路人
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歲月便成了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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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想與你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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