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離世的美國人類學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兼無政府主義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有時會讓他的革命熱情和對資本主義的痛恨蓋過他對事實的尊重和嚴謹學術的堅持。
他在暢銷書《廢工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聲稱：
世上有多達四成的工作全無意義，而上班族有近一半討厭自己賴以維生的工作，覺得對社會沒有貢獻。
這也許是事實，但證據在哪裡？感覺上是這樣子不一定就是客觀事實（What feels true isn’t necessarily objectively true）。格雷伯在書中引述大量的網民留言和讀者來信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但這些只算是「軼事證據」（anecdotal evidence），基本上無關宏旨。
不過，《廢工論》引起廣泛共鳴，還是因為它說出了一個中心事實：
工作對人太重要
熱愛工作，幾乎等於熱愛生命。倘若工作沒有意義，生命也不可能有多大意義。換言之，工作不是達到目的之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not a means to an end but an end in itself）。
現代人這樣抬舉工作，很多經濟學家會大惑不解。現代資本主義由工業革命開始發展到今日，已經有超過二百五十年歷史。如果經濟學家的預測準確，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工作、休息再休息」，而不是「工作、休息再工作」。閒暇而非忙碌，本應是現代人生活的主旋律。
一九三零年，現代經濟學之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誇下海口，聲稱人類只要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水平會在一百年之後翻八番。在距二零三零年僅十年的今日，世人發現凱恩斯的預言非常準確，甚至可以說是準確到不可思議（uncannily correct）。
凱恩斯相信，當社會達至一定程度的富裕，人民再不用為三餐一宿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最無法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得到溫飽」，而是「怎樣處置自己」（what to do with themselves）。
科學進步、投資回報、儲蓄和工資增長使越來越多人享有閒暇。他預計，到二零三零年，人類每周的工作時間會大幅下降到五小時。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當然是痴人說夢話。說有朝一日，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會增加到十五小時，反而比較接近現實。
凱恩斯錯得那麼厲害，因為他忽略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的關鍵事實：資本主義締造的繁榮，是以持續不斷的生產迎合永無止境的需求（meeting insatiable demand with incessant production）。
對它來說，由廣告、潮流、眾口相傳和今日的社交媒體帶動的虛假需求（false needs）跟滿足實際需要的需求同樣重要。我們停不了工作掙錢，因為市場上總有我們想要的新產品推出。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言「我什麼都抵擋得住，除了誘惑」（I can resist anything but temptation），是現代人消費的金科玉律。
現代人的閒暇被工作蠶食了大半，又被消費主義偷走了一些，剩下來的往往由他們自己丟掉。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產力等同他的價值，有用的社會成員必須找到一份有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酬勞越高，他的自我形象和社會地位也越高。
工作賦予生活意義，對現代人來說，最難過的是不用上班的日子，最可怕的是退休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世上只有找不到工作的「廢人」，並無有人願意做的「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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