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九年（1636年）七月二十日不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好日子，雖然這一天明軍在陝西俘獲了闖王高迎祥，但崇禎卻未必有時間和心情為之高興。因為此時的明朝京畿重地，繼己巳之變後又一次遭到後金軍的劫掠蹂躪，崇禎的京城正處在一片驚慌的戒嚴之中。
先是在六月底，也就是高迎祥與孫傳庭在漢中交戰的時候，皇太極派阿濟格、阿巴泰率大軍從獨石口入塞，這已是後金軍連續第三年大規模進犯。崇禎七年和八年的兩次入塞，後金軍入侵的最遠地點分別是宣大和太原，在燒殺搶掠之後退走。但這次入塞就有些不同了，最大的不同是皇太極換了一塊新招牌，他在這年四月改後金國號為「清」，並祭告天地給自己加尊號為「寬溫仁聖皇帝」，所以此時的後金軍準確來講應該稱之為清軍。
在此背景下，阿濟格、阿巴泰大概是為了以示慶賀，率十萬清兵於六月二十七日從獨石口入塞，本著「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勿取」的良好心態，打算深入明朝京畿去撈一把。
七月三日消息傳來，崇禎宣布京城戒嚴，並以固關、龍泉關、倒馬關、紫荊關一線為重點方向，派出許進忠、李輔國等宦官前往四關主持防守。很顯然，崇禎君臣的判斷是，清兵會繞長城南下從山西入關。但很不幸，正當崇禎與朝臣因為任用宦官而打起嘴仗的時候，清兵不是南下山西而是就近去了延慶，並經延慶由居庸關攻入長城，進逼昌平。
隨即被派去鎮守昌平的是兵部右侍郎張元佐，而司禮太監魏國徵則被派去守昌平北面的天壽山。魏國徵領命後即刻就出發了，但是張元佐卻磨蹭三天還沒有離京，崇禎於是不無諷刺地說：「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七月初七，清軍攻陷昌平，次日進逼西山攻打鞏華城。鞏華城守將姜瑄與黑雲龍合作抗敵，迫使受挫的清軍移屯到沙河、清河一帶。不過這樣一來，京城更加暴露在敵軍的兵鋒之下，明軍降兵作為清軍的先頭部隊甚至抵達了西直門外。崇禎隨即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城各門，並檄令山西、山東、保定、關寧等地調兵入援京師。
七月十五日，清軍離開沙河、清河開始了圍繞京城的剽掠作戰，相繼攻陷京城周邊的寶坻、定興、房山、文安、永清、雄縣、安州、順義等地。在此期間，明軍方面的總指揮是時任兵部尚書張鳳翼，副手是時任宣大總督梁廷棟，跟他們做搭檔的宦官是高起潛。
張鳳翼的能力很突出，具體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工於趨利，巧於避患」，屬於有好事就上、有麻煩就溜的「操蛋型」官僚。同樣，梁廷棟也是畏敵如虎、避不敢戰的高級慫貨。而高起潛也有絕活傍身，那就是遠遠躲起來等別人打完走遠，他跑過去割死人的頭冒認功勞。
在清軍「遍蹂畿內，攻略城堡」的過程中，張、梁二位除在涿州指揮了一場斃傷清軍兩百人的戰鬥外，其餘時間要麼是尾隨清軍，追而不擊；要麼是固壘自守，避戰觀望。但這麼搞下去是過不了崇禎那一關的，張、梁也深知事後絕對不會有好下場，於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嗑藥避罪。
所謂嗑藥，就是每日小劑量地口服一種名為大黃麻的慢性毒藥，而避罪就是趕在即將被治罪之前毒發身亡。最終結果很符合他們的預期，阿濟格、阿巴泰率清軍攜帶掠取的大量人畜物資於八月三十日拔營東歸之後，正當御史言官摩拳擦掌、有司衙門磨刀霍霍的時候，張鳳翼和梁廷棟於九月二日、十二日相繼毒發而死，得償所願。
這場歷時兩個月的戰爭，以清軍勝五十六戰、克十二城、掠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而告終，明朝的損失不可謂不大。而如果從戰略上講，雖然戰爭期間京城幾乎成為孤城，但是危而不險。當時的情勢跟七年前己巳之變中袁崇煥的判斷是一致的，皇太極只要過不了山海關，那麼無論他從草原入塞多少次都只能算是搶劫團夥，明朝方面雖然丟了面子和裡子，卻傷不了根子。
真正傷根子的大患仍是內部的吏治和民生，最直接的問題就是民變。當時的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就提出「滅奴先滅寇」的主張，「奴」是指後金，「寇」是指民變，他認為後金還只是「疥癬之疾」，而民變已經是「膏肓之祟」，所以「寇禍更速於奴」，主張「專心剪寇，而後養全力以制奴」，俗稱「攘外必先安內」。
但這樣的戰略判斷在朝廷裡並不是主流意見，比如當時內閣首輔溫體仁的觀點就與之完全相反，溫首輔認為農民軍是成不了氣候的疥癬之疾。在這樣的爭論下，崇禎作為最高領導採取了各信一半的做法，把徵剿農民軍的統帥洪承疇和盧象升二者之一調任邊關。
這事發生在八月，具體的人選是盧象升，他被命令從徵剿民變的戰場上抽調精兵入援京城。九月時，阿濟格、阿巴泰率清軍退走，盧象升作為推薦人選被調任為宣大總督，從此離開了徵剿農民軍的中原戰場。
在背後推薦盧象升的人正是溫體仁，但溫首輔懷的可不是什麼好意，而是殺人的歹意。溫體仁這個人「嫉忠若仇」，對剿寇功高的盧象升欲除之而後快，心機滿滿地把盧象升推薦到宣大總督這個盛產背鍋俠的崗位上，盤算著盧象升從沒幹過邊防工作，不愁找不到他的紕漏來下黑手。
面對如此混帳無恥的首輔溫體仁，有一位名叫林時對的時人在書中不無痛惜地說：「令體仁忘秦檜忌嶽之心、行裴度擒吳之策，使象升經營豫、楚，承疇謹守關內，中原早已蕩平，何至寇貽君父如是之慘？」
就這樣，在高迎祥於九月十九日起程被押赴京城受死的利好下，隨著中原剿寇戰場上的精兵被抽調以及盧象升的入京被調任邊關，農民軍反而從極度壓抑的死亡氣息中得到了喘歇的機會，因為繼任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四川、江北軍務總理的是又蠢又衰的王家禎。
王家禎簡直衰到令人噴隔夜飯的程度，他前腳剛上任，他的家丁跟著就在開封縱火起義了，這是一位連家丁都攏不住的廢料。在他短短一年的任期裡，農民軍很快從高迎祥被俘殺的驚慌中走了出來，李自成等部活躍於陝甘川寧，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則馳騁於河南、湖廣、安徽，並數度威脅南京，他們都在短時間內煥發出了極其高漲的戰鬥熱情。
面對越來越難以收拾的亂局，蠢貨王家禎把他的腦子從腳後跟裡拿出來用了一次，總算做出了他就任以來唯一英明的決定——辭職。
這時候崇禎已經有了徵剿農民軍的新人選，這個人就是前三邊總督楊鶴的兒子楊嗣昌。虞舜殺鯀用禹成就千古美談，崇禎流放楊鶴起用楊嗣昌會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呢？答案的最終揭曉要等到五年後。
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丁憂在家守制之期未滿的楊嗣昌，被崇禎奪情起復任命為兵部尚書。楊嗣昌能得到崇禎的信賴和重用，不是依靠自我的口才兜售，而是得益于田弘遇的吹捧。這位田某人是當朝田貴妃的父親，人稱「田皇親」，他最牛之處並不是把女兒嫁進了皇宮，而是後來把「秦淮八豔」之一的著名女性陳圓圓帶到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