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裡。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不到長城非好漢」。作為民族象徵的長城已經融入了我們的血液中。長城又是飽受非議的，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普通民眾對修建長城的負面評價。在歷朝歷代，官僚和士大夫階層對是否應該修建長城也不是爆發爭論。在近現代，更有一些學者將長城作為民族閉塞的根源。那麼該如何看待長城在農耕遊牧對峙中的作用呢？
一、修建長城的成本和收益
縱觀中國歷史，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各諸侯國修建長城開始，直到明代，幾乎每個朝代都曾修建長城。即使在強漢盛唐，長城的修建也沒有停止過。一些從草原入主中原的異族政權，如北魏、遼、金等，也在其統治中原期間修建長城，以防止在草原上其他民族入侵其所控制的中原地區。可見，修建長城是農耕民族防止草原民族侵略和騷擾的一種常用方法。那麼，修建長城是不是一種理性行為呢？
農耕民族修建長城等防禦性工事是為了增加草原民族掠奪農耕民族財富的難度，減少農遊牧民族的掠奪的預期收入。在草原民族的資源能用於入侵中原農耕區進行掠奪、用於生產和用於對中亞和東歐的掠奪這樣三個用途的情況下，當資源投入這三種用途的邊際收益相等時，資源處於最優配置狀態。長城的修建使得遊牧民族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才能侵入中原農耕區進行掠奪，從而降低遊牧民族掠奪中原農耕區的期望收益，即用於進犯中原農耕區的報酬下降。此時，遊牧民族將調整資源的使用方向，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生產領域和相對容易掠奪的中亞和東歐，以降低生產和掠奪中亞和東歐的邊際報酬，使得資源的配置重新恢復有效狀態，這就降低了遊牧民族對中原農耕區掠奪的頻率和強度。
具體的講，在修建長城的情況下，遊牧民族只有攻陷長城才能進入中原農耕區進行掠奪。在沒有重武器的情況下，攻破長城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而在進攻長城的過程中，草原民族的行蹤也容易暴露。通過狼煙、烽火等預警措施和長城上軍隊的快速調動，農耕民族的軍隊可以快速實現和遊牧民族軍隊的正面接觸，從而使流動的戰場變為固定戰場，遊牧民族的流動性優勢被相對的抵消，長時間在馬上生活所形成的騎兵優勢在進攻長城時無法體現。因此，長城的修建「迫對手屯兵高牆堅壁之下，攻堅步戰，棄長就短，從而有效的遏制遊牧民族的入侵」。與此相對應，農耕民族的軍隊可以依託長城作為防守的據點，發揮自身資源、財富、技術和人口方面的優勢，增加擊敗草原民族軍隊的概率。
總結而言，長城的修建有效地減少了遊牧民族掠奪中原農耕區的預期收益，減少了遊牧民族的騷擾和掠奪，這就是修建長城的收益。如在秦代，始皇帝「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當我們考慮修建長城的成本的時候，對長城的負面評價就層出不窮。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不乏描寫修建長城對普通百姓生活所造成負面影響的詩篇。王莽將領嚴尤認為：「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裡，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現代學者姚有志等列舉了秦始皇、漢武帝、隋末和明末修建長城和百姓起義之間的關係，認為修建長城的本意是為了防禦外侵，衛國保民，但在修建的過程中卻往往使百姓苦不堪言，社會矛盾激化，其結果反而造成「內亂萌芽，外敵兵興」。
但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除了在修建長城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元代馬端臨這樣寫道「秦既並天下，┅┅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宮之役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以謫矣」。因此，暴政和濫用人力的確是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但修建長城佔其所動用的總的人力中的比例並不高，把長城的修建作為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並不成立。漢武帝在「內興禮樂，外勤徵伐，費用浩繁」導致國力衰退的情況下，在太初年間，用修建長城而不是主動出擊的方式防止匈奴的掠奪。可見，從成本的角度講，修建長城比在漢武強盛時期的對外用兵支出要小。
當我們在思考長城的戰略價值時，不能僅考慮修建長城的巨額成本，還應該同時考慮在不修建長城的情況下，為達到修建長城條件下的防禦效果，農耕民族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具體而言，在沒有修建長城的情況下，為了防止遊牧民族的入侵，農耕民族即使不主動出擊，也需要設置一支數目龐大的常備軍於邊疆。這支常備軍的人數要遠大於修建長城情況下達到同樣防守效果所需的人數。因為在沒有長城作為依託的情況下，遊牧民族軍隊的流動性和馬上作戰能力成為農耕民族軍隊最大的威脅。「當胡人掠奪，不救，則邊民有絕望而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在此時，農耕民族的人力和物力的損耗就會遠大於修建長城和有長城作為依託情況下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如宋代就因燕雲十六州的丟失而缺乏修建長城的地理條件，從而導致防守的高成本，100多萬的常備軍耗費了歷史上最富朝代近80％的財富。「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並其關隘而失之」。宋代曾經在北方邊疆地區通過修建塘泊、廣開水田、增種榆林、柳林以希望替代長城的功能，但這畢竟沒有辦法抵擋遼金的鐵騎。
因此，雖然修建長城耗費了農耕民族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其仍然是農耕民族防禦遊牧民族入侵和騷擾的眾多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方式。
二、長城該修在哪裡?
長城與「15英寸等雨線」基本重合，而「15英寸等雨線」剛好是農耕區和不足於發展農業的草原地區的分界線。《遼史·營衛志》云：「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下面我們分析為什麼長城剛好是遊牧和農耕分界線，即「15英寸等雨線」基本吻合？
生產者會將產量擴大到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之時，一個國家也會將規模擴展至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那一點。「15英寸等雨線」就是農耕民族擴張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之點。
首先，我們分析將長城修建在「15英寸等雨線」以北的地區的成本和收益。由於不適合農耕，在長城地區屯田和移民戍邊的可能性比較小，從統治核心區運送物資到長城地區的成本也會大幅度折價，這使得守衛長城的成本上升。與此同時，「15英寸等雨線」以北的地區的草原地區由於不適合於農耕，對於農耕民族來講，價值很小。因此，將長城向草原地區推進在增加很多的成本的同時增加收益的收益，這就意味著在「15英寸等雨線」以北修建長城的邊際成本大於邊際收益。理性的農耕民族不會把長城修在草原上，除非該邊際擴張部分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
對於這一點，拉鐵摩爾這樣寫道：「在完成對中國的徵服之後，秦國要決定哪些地方應該包括在帝國之內，又有哪些不該包括在帝國內。只有適宜於新帝國的標準，可用來作為基地的精耕農業地區，才可以作為中國的土地來統治。鄂爾多斯草原大草原的突出部分，向南伸入中國內地，它卻是一個例外。漢族佔領它是出於軍事戰略的考慮，也是要保護寧夏綠洲」。
如果我們把長城向農耕區內移，情況會怎麼樣？
從短時間看，由於長城離統治核心區的距離變近，軍隊及後勤的運送方面的成本會下降，加上此地的自然條件優於「15英寸等雨線」附近，戍邊和軍囤的成本也會較低，因此，將長城修建在「15英寸等雨線」以南會減少後勤和守衛方面的成本，這是長城內移的收益。其所放棄「15英寸等雨線」以南的適農土地的收益則是其成本。
從長期看，由於有大量的適農土地在長城之外，在沒有稅負的引力下，會有大量農民到長城外耕種這些土地。如果這些農民及其所生產的財富被草原部落掠奪或者被納入草原民族的統治中，草原部落的財富、技術和軍隊等就會大量增加（進步）。這就有效地提升了遊牧民族的軍事實力，從而加劇了其對農耕民族的入侵和騷擾的頻率和強度，迫使農耕民族進一步增加防守和軍事的力量投入，從而抵消了離統治核心區較近而產生的在後勤及防守等方面成本的降低。宋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總結而言，對於農耕民族，無論是長城向遊牧區擴張還是向農耕區收縮，邊際成本均會大於邊際收益。因此，農耕民族的最優選擇是在「15英寸等雨線」附近修建長城。
氣候變遷與長城邊界的變動之間的相關性同樣說明了這一點。明長城的位置較秦漢長城,有大幅度的整體南移退縮，它的中段地區最為明顯。秦漢長城推進至河套以北，但明長城則退落至鄂爾多斯南端，南移幅度達2-3個緯度。剔除明代和秦漢的國力軍力的差異因素，我們可以從氣候變遷中找到答案。據計算，寒冷時期，草原南界要向南移200多千米。原先宜農的地區，會因氣候的寒冷而致歉收、衰落，淪為新主人的牧場。歷史地理學者的研究表明，秦漢是中國歷史的溫暖期，而明則對應著寒冷期。因此，歷史上氣候冷暖的周期性波動，引起草原與農耕區的交替南推北進,也引起各代所修建的長城的南推北進。
三、長城的對內功能
在人們的常識中，修建長城的目的是阻礙遊牧民族的入侵和騷擾，但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修建長城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劃定農耕民族所能統治的最大土地範圍，防止農業人口進入草原，維護其對內統治。
從中國歷史文獻看，直到周末才有中原諸侯國與遊牧民族戰爭的記錄。一個符合邏輯的推理是：草原社會的形成本身與漢族的擴張緊密相連。漢族的擴張把原來一種「比較落後的漢族」居民逼走，使他們逐漸轉變成一種草原社會。在春秋戰國早期，草原社會也沒有真正形成，也沒有侵佔中原地區的實力，否則，相互徵戰的諸侯國，將是具有馬上優勢和流動性優勢的草原民族的盤中餐。王明珂先生甚至認為，正是長城造就了「華夏」和「夷」的內部自我認同。在長城沿線生活的居民，即使在其在修建長城之前都從事半耕半農的生活，在長城修建後，其內的民眾認同華夏和農耕，而在長城之外則認同夷和遊牧。
從這個視角講，修建的長城是中原農耕民族自我選擇邊界的結果。在長城修建的初期，草原民族並沒有成為中原農耕文明的真正威脅，至少不是最大威脅。是農耕民族基於理性權衡的自我封閉造就了農耕和草原的對立和衝突。
值得進一步強調的是，農耕民族的自我封閉是一個理性行為。「帝國的邊界，不只是劃分地理區域及人類社會的界限，它也代表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最大限度」而在邊界確定以後，農耕民族不光要限制草原民族進入農耕區，也要防止農耕地區的居民進入草原。「在長城外的漢人會成為朝廷的負擔，而他們的事業，不論其為農為商，對少數民族的貢獻要比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大。……因此，為了阻止漢人從事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活動，就必須把漢人限制在中國內地範圍之內，並把少數民族人限制在邊界之外」。
「因此，長城可以說是國家要穩定邊疆的一種努力，用以限制漢族的活動範圍，並隔絕草原民族」。
四、氣候變遷與長城的失效
長城的失效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一是長城為北方遊牧民族所破，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或與中原統治者爭奪中原農耕區的控制權，如歷史上著名的有「五胡亂華」、遼金蒙古入侵等。二是滿清朝在沒有修建長城的情況下，仍能有效的防止遊牧民族的入侵，甚至將遊牧民族也納入其統治之中。下面分兩節分析長城的失效。
對於遊牧民族來講，資源配置的最優點為既定資源投入到進犯中原農耕區的邊際報酬等於投入生產的邊際報酬。在修建長城的情況下，投入到進犯中原資源的邊際報酬會下降，為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遊牧民族不得不將部分資源從軍事領域轉移至生產領域。長城的防禦功能加上遊牧民族軍事投入的減少，降低了長城遊牧民族攻破的概率。費正清就認為：「如果輔以足夠的兵力，長城確實能抵擋胡騎南下」。
但在農耕民族內部爆發嚴重內亂的情況下，統治者將沒有足夠的兵力和財力去同時實現鎮守長城和鎮壓內亂的目的。此時長城的防禦能力下降，遊牧民族的資源應用於入侵農耕民族的邊際收益上升，軍事支出也會隨之增加。在長城防禦能力下降和遊牧軍事投入增加兩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胡騎也往往能破長城而南下。費正清同樣寫道：「中國第一帝國解體之後，準農業區的胡人以及北方的遊牧民族不費吹灰之力就突入中原，他們在此尋找更好的牧場或搶劫殺掠」。
另外一個導致胡騎破長城而入的原因是草原民族從事生產的邊際收益下降。從優化條件可知，從事生產的邊際收益的下降會增加遊牧民族軍事投入，騷擾和掠奪中原農耕區的概率也會隨之增加。
對於靠天吃飯的遊牧民族來講，導致其從事生產收益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是氣候。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遷深刻的影響著農耕遊牧兩民族間的關係。竺可楨綜合歷史資料發現，五千年來，我國的氣候曾經出現過周期性的波動，可分為極其明顯的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在溫暖期，平均氣溫比寒冷期高3－5℃，降水量也隨之增多，是農業文明發達的時期。第一溫暖期對應於仰韶文明和安陽殷墟時期，是農業文明的興起和發展時期；第二、第三、第四溫暖期則對應於春秋戰國和秦漢、隋唐、元。秦漢和隋唐期農業文明發展的鼎盛期，也是農耕民族大規模出擊草原的時期。寒冷時期，氣溫比正常時期要低1℃，降水量也減少數百毫米。這四個寒冷期也分別對應著草原遊牧民族的入侵中原。第一時期為周代初期，對應的是「南夷和北狄的交戰」；第二時期為東漢三國南北朝，對應的是「五胡亂華」；第三時期為兩宋，對應著遼、夏、金及宋之間長時間的紛爭；第四期為明，對應的是滿清入關。
中原農耕區的內亂和氣候的變遷使得投資於軍事掠奪資源的相對邊際收益增加，或投資於生產的相對邊際收益減少，由此導致了修建長城後所形成的軍事均勢被打破，長城也往往為遊牧民族所破。
值得進一步強調的是，氣候變遷與農耕民族的內亂同樣存在相關性。氣候變冷，農業產出下降，社會矛盾激化，內亂也隨之而生。
因此，氣候變冷使得農耕區和遊牧區生存條件惡化，在導致農耕民族內亂增加的同時，也加劇了遊牧民族入侵和騷擾的強度和頻率，並最終導致長城的失效。「氣候的周期性運動足以影響歷史，這個周期性運動只能在歷史聽任其發展和黃河的防線放鬆的時候，才能發生作用」。
但長城失效並不意味著長城沒有戰略價值。畢竟內亂和氣候因素集中到一起導致草原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並不是歷史的常態，長城在其絕大部分的歷史時間裡起到了防禦草原民族入侵的功能。
五、明修長城清修廟？
滿清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不修建長城的朝代，滿清為什麼不修建長城呢？康熙帝自豪的認為，修建長城並不能消除邊患，鞏固國防的根本「在於修德安民」。修建和防守長城是一件勞民傷財的事情，通過施恩於喀爾喀蒙古，使之防備北方邊疆，較長城更為堅固。葛劍雄的評價認為，康熙這種政策較修建長城更優。姚有志等認為清代基本的治邊政策是「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把恩德治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仁德感化草原民族是其強邊固國的基本之策。
盛洪則用「明修長城清修廟」來評價明清之間對草原民族的政策差異。他認為明代用技術（長城）抵擋不了外患，而清朝則通過制度（修建「外八廟」，即宗教的、結盟的制度安排）解決了邊患問題。
這些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滿清草原政策的成功之處。滿洲人和蒙古人的關係是介於臣屬和盟友之間，滿清對中原的統治其實是滿蒙聯合統治。對在入關前就已經統治蒙古草原的滿清統治者而言，其對於遊牧民族軍事的優缺點有很深的認識，因此，也設計出一系列的制度來防止草原遊牧民族的反抗。
但在這裡仍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或和佔領農耕區北部例子，這些草原的民族同樣具有如何控制草原的知識，但這些草原民族除了蒙元外，無一例外的在得到農耕區不久，就失去了對草原地區的控制，並被後起的草原部落所滅。如遼被金所滅，金則被蒙古所滅。
第二、在歷史上，並不乏遊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後修建長城的先例。如在「五胡亂華」時期，統一華北地區的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同樣通過修建長城的方式來對抗來自草原的柔然的入侵。
第三、滿清統治草原的不少政策，如分而治之等其實明代也曾經使用過。
「經濟、軍事或者技術變革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擴大或縮小了其有利可圖的控制範圍或其所擴展的有利可圖的保護範圍，並由此促進（或阻礙）了政治組織的建立或擴大」。滿清控制草原進而不需要修建長城的真正原因是軍事技術的變遷，即熱武器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
熱武器的應用改變了軍事的相對效能，降低了從農民向士兵轉化過程中的訓練成本。以前，為了能和草原部落對抗，農耕區不得不訓練大量軍隊，尤其是騎兵，且其軍隊戰鬥力與草原民族的軍隊相比，仍處於絕對的下風，農耕區的財富優勢並不能有效地轉化為軍事優勢，農耕民族也不得不通過修建長城的方式來防止草原民族的掠奪。熱武器的出現使得兩民族的相對戰鬥力發生逆轉。農耕區的財富和技術優勢開始轉化為軍事優勢，進攻草原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得到了下降。
「為什麼十六世紀後期遊牧人們不再對定居人民使用權威了？正因為定居人民已經用炮兵對抗他們」。熱武器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大幅度降低了農耕民族主動出擊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加上「胡蘿蔔加大棒」的制度安排，使得農耕區在滿清時最終擺脫了遊牧民族的入侵和騷擾，並實現了對遊牧區的有效控制。長城作為一種防守工具也在此時失去了其在軍事上的價值。
因此，長城是在所有可供選擇的方案中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達到減少遊牧民族入侵和騷擾的方案。長城戰略價值的喪失與約束條件（氣候、內亂和熱武器等）的變化密切相關，但這並不能否認長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戰略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