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代遊牧與農耕的戰場，山西北部在數千年的時間裡有著漫長的修築長城史，其中尤以明代長城規模最為龐大。明長城與此前朝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布局，明朝在山西境內修了「外長城」與「內長城」兩道工事。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結果呢？
我們來看明以前的山西長城，以戰國秦長城和趙長城為例，它們都修建在陰山山脈一線，但到了明代的時候，這道長城收縮至山西、河北一帶，而且在這道長城與京師之間多了一道「內長城」。造成這種結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朱棣，更準確點說在於朱棣遷都北京。
朱元璋時期，明軍數次北伐蒙古，大明基本把國境線維持在河套以北地區，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明長城極有可能與前代長城重合，然而來自帝國內部的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卻改變了歷史的軌跡。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三年之後攻陷南京並旋即稱帝。由於燕王的統治中心位於北方，所以南京絕非久留之地，造成了後來大明帝國「兩京制」的格局。
在「兩京制」的框架之下，南京儘管還是名義上的首都，但其職能大部被北京取代。而隨著帝國的中心北移，如何確保京師的安全，也成為朝廷主要考慮的問題。朱棣一方面將全國的精銳集中在北京附近，以形成「天子守國門」的狀態；另一方面則加緊削藩，以防止其他藩王有樣學樣，同時促成兵權的高度集中。
在這種舉措之下，明初朱元璋在北方一線設置的九大藩王盡數遭到削減，本來分屬遼王、寧王、燕王、谷王、代王、晉王、秦王、慶王和肅王的軍事職能，全部被朝廷三大營（三千營、五軍營、神機營）取代。這樣一來，藩王們失去了起兵的本錢，但朝廷的軍事壓力卻陡然猛增，久而久之陰山一帶的防線就不得不內撤至山西河北一帶，這就是明朝「外長城」收縮的原因。
當然朱棣時代，明軍在戰略上仍舊是處於優勢的，五次北徵使得殘存的蒙古人不敢正面迎擊明軍的兵鋒，但朱棣死後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明朝的對外政策逐漸趨於保守，邊境重新成為蒙古鐵蹄肆虐的疆場，這種情況在「土木堡之變」中達到高潮。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被瓦剌軍生俘，此後蒙古人更是傾巢而出，試圖恢復元朝在中原的統治。
在兵部尚書于謙的統率下，大明艱難地打贏了北京保衛戰，但同時也意識到僅憑「外長城」一道防線是很難抵擋蒙古騎兵衝鋒的，於是在「外長城」與京師之間再修築一條「內長城」就顯得十分必要。這道備用防線在山西的雁北地區，其北部是內蒙古高原、南部是恆山山脈、西部是呂梁山脈、東部是太行山脈，可謂「表裡山河」。
有明一代，這種內外長城輔助、憑險而守的軍事策略基本保證了大明276年的國祚。直到東北建州女真興起，蒙古人也沒有從山西方向突入中原，但行將就木的明朝到底還是在1644年走到了盡頭，此後便是大清的時代。
文：閆老師，圖：風長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