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興之主明孝宗朱祐樘勤勉處理朝政，使明朝一度中興，他也贏得後人的讚譽。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剛上任不久的兵部尚書劉大夏向明孝宗上奏書力陳兵政十害，引起明孝宗的重視。
明孝宗召來劉大夏，問劉大夏：「軍隊的士兵生活怎麼樣？」劉大夏說：「跟百姓一樣，很窮。」明孝宗就不解了，又問：「士兵有軍餉，行軍又有行糧，為什麼還這麼窮呢？」劉大夏回答：「士兵的軍餉被將帥剋扣了一半，又怎麼會不窮呢？」明孝宗大為沮喪，感嘆說：「我執政這麼久，居然不知道天下軍民這麼窮？這皇帝是怎麼當的？」
《明史》：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祥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克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克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
士兵的生活如此貧窮，又如何能夠安心保家衛國？人窮志短，明朝的軍隊腐敗現象嚴重，弊病無處不在，在戰場上卻不堪一擊。弘治朝是韃靼侵擾明朝邊境最嚴重的時期之一，軍隊卻屢戰屢敗，基本上對韃靼侵擾邊境無能為力。
不過，兵部尚書劉大夏的看法卻不對。他認為將帥剋扣是造成士兵貧窮的主要原因，這種簡單的解釋未嘗不是在忽悠明孝宗。明朝發展到弘治朝時，採取的是以文抑武的方式，軍隊中的將帥權力其實很有限。如果只是單純的將帥剋扣，劉大夏提出問題，卻無力解決，正是因為剋扣軍餉的背後隱藏的東西太多，他也無能為力。
明朝剛剛建立之時，對軍隊實施的是衛所制，建立五軍都督府，下轄16個都司，掌握300多個衛所。每個衛所標配5600士兵。這些士兵是世襲軍戶，他們被分配一定的土地，進行屯田，即農忙季節從事農活，農閒季節進行訓練。朝廷不需要向這些軍戶發放軍餉，朱元璋曾吹噓明朝藏百萬軍隊於民。但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社會變遷，明朝逐漸進入以文抑武的時代，軍戶的地位逐漸低下，土地也逐漸被剝奪。土地資源不足以供給，軍戶也越來越窮。衛所的軍官也逐漸腐敗，大量軍戶就會逃亡，衛所剩下的就是些老弱，戰鬥力也隨之下降。剝奪軍戶土地的正是一些皇親貴族和勳貴家族，例如皇帝的嬪妃娘家人一般都會被封為武職，且受賞大量土地，有很多就是霸佔了軍戶的土地。
軍戶制度明明失敗，但作為祖制，這種軍制卻仍一直被沿用。後來，衛所不能自足，則由朝廷發放部分軍餉，就出現了都司或衛所剋扣的現象。不過，明朝武臣地位逐漸低下以後，朝廷經常會將一些勳貴子弟封為武臣，掛個頭銜。例如都指揮使、衛所指揮等，實際都是由一些皇親國戚或功臣的子弟靠恩蔭獲得，雖沒有多大實權，卻有相應的待遇，也有權力去剋扣軍餉。所以，在名義上，剋扣軍餉的都是將帥，實際上背後代表的都是勳貴勢力。
為提升軍隊的戰鬥力，明朝於正統朝時就開始在一定範圍內實施募兵制，由朝廷發放軍餉，招募職業軍人，而不是軍戶那種半軍半民的軍人。與世襲軍戶相比，募兵有更大的挑選餘地，其軍餉也很高。到了弘治朝時，募兵制逐漸在全國普及，但也給了明朝帶來了很大的財政壓力。
軍餉的發放一般由朝廷戶部派人與當地軍政官員共同管理錢糧。戶部派的人稱為管糧郎中，下設數個通判或道員等。當地的軍政官員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當地巡撫，另一個是軍隊的軍官。然而，隨著明朝以文抑武政策的加劇，軍隊的軍官逐漸失軍餉的管理權。包括軍隊的糧草儲備、軍餉發放等，均由戶部的管糧郎中和當地巡撫負責，這就使得軍隊被牢牢控制在文臣手中。如果軍隊錢糧不足，管糧郎中就會和巡撫共同清理各地軍餉用度，統計盈餘，縮減發放。如果軍隊出徵，管糧郎和巡撫只需卡住糧草，軍隊的軍官也只能乖乖聽話，這種政策對將領的約束極大。
文臣的貪婪不下於武臣，戶部派的郎中、通判、道員等和當地巡撫有這麼大的權力，肯定會加以利用，為己謀利。所以，剋扣軍餉的行為是自上而下的，管糧郎中和巡撫往往會勾結起來，戶部的通判、道員也會參與。當然，這些文臣也不可能繞過軍隊的軍官，否則會被告發。為了謀取利益，這些人聯合起來結成一個團隊，剋扣了朝廷發放的軍餉。其手段一般有幾種：1.直接剋扣，只將少量發放給士兵；2.吃空餉；士兵因各種原因逃亡，或戰死病死等，軍隊的軍官就會隱瞞下來，朝廷多發放的軍餉或撫恤金就會被侵吞；3.虛報戰功，侵吞賞賜。軍隊出戰時，即使毫無戰績，也會殺良冒功，上報捷報，朝廷論功行賞，這些賞賜自然就被吞了。
朝廷雖然會另派一些官員來監督軍隊，監督軍餉發放。例如按照明朝的規定，每個地方朝廷都會派遣監察御史，負責監察各地事務，皇帝也會在各地派遣鎮守太監，皇帝的耳目錦衣衛或東廠都有監察各地的職能。但這反而使得軍隊軍餉這塊肥肉成為各派勢力角逐的目標，誰都想從中分一杯羹。錦衣衛或東廠對地方的監察作用不大，尤其是對邊境地區，監察御史屬於文官系統，常常會與各地巡撫同流合汙。鎮守太監是皇帝的代表，常常是文臣打擊的對象。在弘治朝，兩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和劉大夏都曾向明孝宗建言，認為各地鎮守太監太多，侵佔了很多軍隊資源，應裁撤鎮守太監。明孝宗都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撤回部分鎮守太監。但撤回鎮守太監之後，被侵佔的利益就會回到朝廷手中嗎？當然不會，這些利益就落入巡撫、監察御史等文臣手中。
《明史·列傳第七十》：（劉大夏）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
不管怎麼樣，士兵都是利益受損者，只是士兵權力有限，投訴無門，不能上達天聽，也只能任人宰割。士兵生活難以保障，也不會賣力訓練、為國作戰，軍隊的戰鬥力也隨之下降。劉大夏身為兵部尚書，自然明白其中的關節，但他不能向明孝宗明言，也只能以一句將帥剋扣敷衍明孝宗。「將帥剋扣」四個字看似簡單，其背後所隱含的是明朝軍隊積累已久的弊病，不管是劉大夏，還是明孝宗，都無能為力。這種弊病的後果反映在戰場之上，弘治朝時，面對蒙古韃靼騷擾邊境，明軍屢戰屢敗，無法承擔保家衛國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