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國大革命的普遍主義思想失去了領地，1848年新的革命，坦白說呈現了民族主義的趨勢。19世紀上半葉，歐洲的研究在內部自我發展，德國的民俗學流派出現，被視作最為革新的思潮，它使得法國的後革命企圖黯然失色。這種德國民俗學流派通過了解國 家領土上民間文化的多樣性，繼而去削弱它們。
事實上，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首次突破之後，對民間文化的調查便處於非常不同的政 治和民族語境。在德國，就像在中歐和斯堪地那維亞地區一樣，這些調查介入了極為盛行 的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這場運動自1760年就在英國開始了，它伴隨著奧西恩 蓋爾語詩人的發明，這些詩人是一群氣勢高昂的「假」文人。而這場運動最終 導致了1848年義大利、奧地利和德國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保衛人民並反抗歐洲範圍內的帝國。從18世紀開始，自身的民族志成為民俗學，並且伴隨著在那些不屬於獨立國家的人 民中出現的國家意識。
民族的觀念在這一時刻和語境下誕生了，它建立在人民 的特性之上而不是君主的意志之上。團結在語言、文化、語言學家和民族志學者之下的人 民，著手搜集材料，從而在經驗層面上證明他們的共同體的思想和命運。 人民的概念被德國學者建立，他們強調這一觀念建立在語言統一體和文化統一體之上。這一理論後 來被奧匈帝國推翻，它由不同的人口組成，同時也是德國和義大利的聯合體。在奧匈帝國內，人民被分布在不同的公國之中。在那個時期，在被政治化了的環境中，通過種族來定義人民，並不成問題。
最初的口頭文學調查，由洪堡兄弟的後一代，格林兄弟進行，他們 只有一年不在一起，其他時候都共同工作。在德國進行法律研究之後，他們前往巴黎發現 了語言學和圖書館學。不過他們尤其是因為《格林童話》而舉世聞名。其中的一冊出版於1811年，是一本中世紀詩歌集，開啟了愛情詩的知識， 這場賽詩會也被理察· 華格納寫進了1868年的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中。德國民間文化最終配備了建立在語言學和 民族志之上的文本內容。 在整個19世紀，童話文集的工作在很多國家被繼續進行了下去，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丹麥人安徒生，他從1860年就開始搜集童話。
但是在20世紀，當我們發現童話在歐洲範圍內 的普世性之後，格林兄弟那裡經常出現的童話的民族主義維度便消失了。這種普世性尤其 出現在俄國語言學家與民族志學者弗拉基米爾· 普羅普那裡，他於 1928年出版了《故事形態學》。此外，格林兄弟還曾圍繞著一些 女性進行童話的搜集，其中包括胡格諾派女性，也就是說，由於宗教的迫害， 從法國逃往德國的新教加爾文派女教徒。在這種情況下，什麼才是文化的國家身份認同呢？在法國正好相反，民族在上述的18世紀以來的學者運動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民族歸屬的問題也不是以同樣的方式被提出來的。
相比於調查運動在世界其他地方佔優勢的情況， 在革命年代的法國，調查運動的情況恰恰相反：革命年代下的調查運動由新的權力指揮， 而世界其他地區的調查運動則是獨立學者的事業。第一次革命調查推動它的支持者們去實現根除民間文化的目標，從而去成為一個新人、一位法國公民，並且還要說法語。 格裡高利主教，一位在法國大革命光輝的人物，於1794年曾撰寫過一篇關於法國語言狀況的報告。報告來自一場對法國方言使用的調查，由地方通訊員來回答一份五十多個問題的列表。雖然缺少來自法國中部地區的反饋結果，但這一地區的人主要說法語。不過， 格裡高利總結出，法國僅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說或懂法語。
1880年，拿破崙政府的官方數據《統計年鑑》宣布了第二次 調查。調查的開場參考了庫克船長、拉彼魯茲和拉瓦揚的遠行，其中拉瓦揚是非洲之行。之所以要參考他們，是為了論證在法國進行的調查。新的省級調查由夏普達部長負責，他是一位著名的化學家，他向省長們發出調查的命令，這些省長都是直接來自法國大革命的高級公務員。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再次找到沃爾內的思想。省長們接下來要求地方調查員們，除了傳統的人口和經濟收入的兼容數據外，還要對地方特性的描述進行分析。 最終，調查成了省長對他的下屬們的「巡察」。調查者們還求助於地方貴族們，並且 在觀察中受到地方警察的指導。
貴族們回答關於他們的同胞們所遵循的習俗的問題，儘管 這些貴族在社會層面上與他們的同胞們並不相同。一些貴族對他們很了解，另外一些則不 太了解。雖然為調查者準備了問卷，但調查的結果卻五花八門。沃爾內堅持的一種理想的 直接調查，在此轉變成了經由中間人的調查。 不過，1800年的工作還是使得地方精英與新的地方政治代表相遇，後者指的是大革命 創建的行省的省長。法國行省制的特點，雖然與舊制度下的法國同樣多樣，但又是如此不同，那是因為舊有的土地、教區和區域單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徹底劃分的九個行省。 1804年迎來了重要的後續階段。
我們可以把地方特性描述為「古代 性」，它涉及語言、遺產或習俗。事實上，為了進行研究而創建於1804年的 凱爾特學院的成員們，共享了這樣的假設，那就是原初的語言是凱爾特語，並且土地上的 地方文化有著共同的起源。對這些成員來說，需要超越文化多樣性，並且超越歐洲其他民族的模式，從而建立民族共同體的合法性。他們因而希望重新找到一門凱爾特語言，並將 其假設為在羅馬人佔領之前，就已經在法國土地上被人們使用的共同語言。他們同樣希望 在迷信中區分出習俗、口頭文學和共同起源的遺存。為了上述目標，他們制訂了一份面向 當地學者的觀察指南，並在1804至1812年間由警察局發放。
在凱爾特學院的創始成員中， 我們可以找到一位省長、一位外交官和許多接近拿破崙政權的學者。凱爾特學院的工作成果被小說家廣泛使用，從巴爾扎克到喬治· 桑，他們以此來描述農民的風俗，這些農民在那時被看作內部的野蠻人，例如，就像 巴爾扎克的小說《朱安黨人》所展現的那樣。在法國，民族共同體是對 建立國家的人口多樣性的一種反潮流。因而需要去發明一種高盧文化和凱爾特語言來擺脫 多樣性。這可以追溯到在拿破崙三世時期盛行的一場運動，以及對阿萊西亞的 維欽託利的發明，甚至一直延續到當前高盧人阿斯泰利克斯的成功。
如果格裡高利主教試圖通過廢除方言，來削減法國語言的多樣性，那麼他同時也試圖維護那些為歐洲和世界所歧視的人群。20世紀的人類學擴展了權力普世主義與文化普遍性之間的關係：權利普世主義重建了研究者的公民道德，而文化普遍性則彌補了學者在事實 上的錯誤。格裡高利首先在1787年的一篇在梅斯學院發表的論文 中，為猶太人進行辯護，他控訴了歐洲政府的殘暴與不公。接下來，在1794年的黑人之友 協會中，他成了主張廢除奴隸制的主要工藝家。然而奴隸制在1802年又被執政官重新建立。作為國立工藝技術學院的創始人和拿破崙帝國的參議員， 格裡高利一生都在與奴隸制抗爭。他於1831年去世後，奴隸制終於在1848年被徹底廢除。
1808年，當對德國民間文化的品味在德國境內達到頂峰時，在法國，格裡高利主教用 法語發表了一篇辯護詞《論黑人文學》，來支持那些屈服於歐洲強權的人們。拿破崙帝國經歷了一段殖民地抗爭非常激烈的時期，這與那些在殖民地激起廢除奴隸制的動蕩有關。尤其是在聖多明各，引發了對殖民地移民後代的屠殺，該殖民地也於1804年以海地的名字宣告獨立。 格裡高利的著作被視為對以下論點的辯護，那就是「黑人」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通過解釋人類物種是亞當的後代，語言的多樣性是巴別塔之後神靈的懲罰，格裡高利將他 革命的政治信念與宗教信念相互融合。但是，在語言與種族之間，什麼創造了文化？
他的這本書想要證明，相比於歐洲人，黑人在智力、道德和文學上具有融入性。就像他承認的那樣，在這樣一篇更為理論而非經驗的 辯護詞之後，格裡高利出版了一系列《關於在科學、文學和藝術上卓越的黑人的生活與著 作的概述》。與此相關的人數是相當少的，格裡高利主教援引主教、軍人和學者的話，他們這些人有的待在各自國家，有的則來到了歐洲。格裡高利論述了，皮膚的顏色或顱骨的尺寸對智力毫無影響。因此，他以歐洲文化的尺度來衡量了這些黑人的智力。
這位抨擊文章的作者，處在了體質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的交合點，而這種交匯是出現猶豫不 決的19世紀的前提。 通過格裡高利的形象，正是教會、科學與政治發起了為人類物種統一性或人類同祖論 的共同申訴，而它的成果就是奴隸制的廢除。不過，格裡高利混淆了對文化的經驗描述， 這種描述來自對事實的觀察；同時也混淆了對種族之間法律平等的經驗描述，這種平等來 自對新規範的維護。不過，這兩個科學上的錯誤，在他辯護的勇氣面前，顯得無足輕重。 他的辯護證明了，歐洲種族優越性這一意識形態，在19世紀初的歐洲並非毫無抵抗地被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