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語言政策中民族性的體現：從高盧羅馬時期到法國大革命
吳瑤
【摘要】法國語言政策一直強調國家幹預，面對強勢語言英語和英美文化的衝擊，法國採取了各種措施來維護法語的純潔性。法語被視作是法蘭西民族身份認同的強標記，語言是其民族文化的本質。法國語言政策是對自身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本文對法國語言政策進行了一個歷時分析，概述了從高盧羅馬時期至法國大革命前後幾個重要時段的語言政策，力圖呈現政策在內容及變化中的連貫、穩定，以突出語言政策所代表和體現的民族性。
[Résumé]Cet article concerne la polit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qui met l'accent sur l'intervention de l'État, notamment en face de l'émergence de l'anglais et de la culture anglosaxonne.La langue français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identité nationale.Beaucoup de mesures ont été prises pour préserver sa pureté.La politique de la langue joue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et fait partie de la tradition nationale.Si nous remontons au passé, de l'époque gaullo-romain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1789, nous allons trouver que la politique de la langue représente et reflète l'esprit essentiel de la nation dans son prolongement de la continuité et la stabilité.
【關鍵詞】法國語言政策 法語 民族性
與美國自由主義不同，法國在文化政策上一直強調國家幹預。一部分學者認為這是法國面對美國強勢文化的防禦手段，是在自身文化受到衝擊時被動無奈的應對。這種認識背後實際隱藏著對不同文化的價值劃分，認為文化存在著地位差異，而國家政策就該取決於相應的文化地位，文化被類比成商品，但這種文化保護主義的觀點並不夠全面。從語言政策的角度來看，在強勢語言英語的衝擊下，法國目前確實積極規劃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推廣法語，意圖鞏固和提升法語的地位。如果追溯歷史，還可以發現其實語言政策還表現著一定的連貫性和穩定性。語言及語言的應用發展不僅是構建國家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內容，從根本上來說，反映和代表著國家民族文化的本質。本文從語言與國家民族文化的關係入手，闡述法國語言政策歷經的幾個重要階段，主要分析法國「國家幹預」型的語言政策所表現的特徵，同時也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呈現並解釋語言如何在國家民族文化的動態構建中發揮作用。
1）從方言到國家標準語
法語的產生要追溯到高盧羅馬時期的語言——拉丁語。當時民眾中存在多種拉丁語變體。民間拉丁語（le latin populaire）同時吸收了很多高盧語與法蘭克語的詞彙，主要在傳統拉丁語的基礎上變化，最終變化不斷積累導致了民間拉丁語演變成一種新的語言。以盧瓦河和為界，民間拉丁語大致劃分出了南北方言區。北方方言奧依語（langue d』oil）在公元842年有了第一個書面文本《斯特拉斯堡誓言（les Serments de Strasbourg）》。中世紀前期，奧依語中的一個分支、在法蘭西島被廣泛使用的方言，最終成為了現代法語的先祖——古法語（le proto-français），當時人們又稱這種語言為「franceis」或「françois」。這個原本地區性的語言在11至12世紀時使用範圍已經漸漸超出了其所屬的方言區法蘭西島。總體來說，在古法語時期，掌握著精神世界鑰匙的教士與管理社會秩序的行政人員，都還說著拉丁文。社會階層的語言差異產生了很多理解困難。教士在布道時有時乾脆選擇使用地方語言，相反地，知識界依然還追隨著希臘語、拉丁語寫成的著作。
1250年，聖路易（Saint Louis）將《聖經》翻譯成了法語，但並沒有引起類似德語標準化的相同過程。1360年，連海峽對岸的英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也是一位說法語的國王。但法語迎來政策指導、真正確定起至高權威地位，則要等到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在戰爭之後再次建立起了王權統一的國家，而在這一年他頒布了一道強制實行的、統一法語（法蘭西島方言）的敕令（l'ordonnance de Villiers-Cotterêts，le 6 septembre 1539）宣布「母語即法語」。弗朗索瓦一世禁止使用拉丁文和其他方言。法國國家語言以國王的強制命令得到確立。法國語言政策也至此開啟了新篇章。
2）語言政策官方機構：法蘭西學術院
在法語政策發展過程中，我們將不過多涉及文人團體特別是文學界所帶來的各種影響，而更加關注法國語言政策從開始延續至今、自上而下、以政令來確立和維護語言的一貫做法。這種一以貫之的方式被認為是法國語言政策的傳統。國家機構在這個傳統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17世紀，法語以王權敕令的形式強行在每一個被徵服的地區推行。1635年，王國境內卻還是有相當多的口頭語言，為了進一步向文學及藝術領域推進單一母語的政策，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奉國王之命建立了法蘭西學術院。對法國文化而言，這是歷史性的時刻：第一次，學者論辯式的集會被認為將在社會生活與民族統一中發揮突出作用。國王路易十三籤署政令，為這所位於巴黎的學術機構確立了官方身份。勒南形容法蘭西學術院是法國獨具一格的、將人類精神創造力高度凝聚的機構。它的使命主要有兩項：保護、發揚國家各類科學藝術；規範和維護法語的使用。法蘭西學術院的成立，標誌著政治權利開始對語言進行強力控制。
法蘭西學術院在大革命時期曾遭受過衝擊。1793年，學術院曾被法國人視作舊制度的代表，面臨被撤銷的危險。當時一些成員藉口編撰新字典，努力強調學術院的價值，希望挽回局面。院長為保存文獻，甚至不得不要冒生命危險。最終，最後的4名院士還是被撤銷了職位。學術院關閉了，但是語言規範的傳統卻沒有中斷。1795年法蘭西學院（l'Institut de France）建立，1798年發布了第五版字典。拿破崙執政時期，法蘭西學術院得以初步恢復，1805年3月20日學術院在法蘭西學院的名下重開，自那以後便一直存在到如今。
學術院的重要使命是規定法語的使用，推廣一種所有人使用的語言，不考慮說話者語言可能存在的多樣性，限制語言在用法上的多樣性。因此，一些語言學家認為，這種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對規定語言的想像，然後再將這種想像理論化。從學術院建立之後，這個想像也隨著其存在一直持續到今日。法蘭西學術院一如既往監控著法語質量，目標是穩定和保持法語的統一。在其影響下，法語的確在標準化的過程發生過許多改變，比如潛在地、因為規定所突出的男性化特徵（masculisation）（職業名詞、人稱代詞、現在分詞的配合等方面）。法國人現在同樣還在追隨著夢想，從未放棄過對純潔語言的追求。
法蘭西學術院的建立實現了法語權威性與標準性從國王權杖過渡到了代表國王的國家機構。這個轉變使語言政策的傳統得到了延續與發展。同時，機構撤換並沒有影響法語的規範工作。這意味著學術院不僅脫離了建立自身的舊制度王權，而且它的發展史見證了語言與國家民族的緊密聯繫與歷史變遷，見證了語言本身的內涵在這個時期中所發生的轉變。語言在某種程度上，以文化遺產(patrimoine)的方式受到重視和維護。
3）大革命時期
有了專門管理語言的機構之後，法語有了巨大的發展，文人也創作了很多法語著作。18世紀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宗教與真理漸漸分離，國家概念開始發生變化：國家不再是信徒組成的統一體，變成了公民對國家的忠誠。在法國境內，當時地區語言、方言（被認為非常接近其他外國語）依然興盛，地區民眾依然使用自己的語言。法語在這樣的情境下，一方面作為王國歸屬的標記被強制推廣，另一方面，也將有關新的政治體制的思想四處傳播。
1789年，大革命宣稱要創建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政體，迫切謀求能被普遍認可的身份。但革命首先遇到了語言政策帶來的矛盾：語言的統一承載著民族的統一，可是各地區語言的流行又不能保證革命思想得到快速有效的傳播。這不單是語言政策的涉及範圍，這也意味著大革命選擇到底是走以巴黎為中心的道路，還是聯邦制的道路。
1789年大革命爆發之時，還有二分之一的法國人不懂法語，僅十分之一的法國人可以進行流暢的口語交流。大革命初期語言政策十分寬鬆：尊重各地區人民的母語，認可各地所使用的不同語言。1790年，憲法規定所有政令都需要翻譯成地方語，並在公共場所張貼。但這種做法很快遇到困難——缺少了解革命思想同時能進行地區語言與法語互譯的翻譯人才。法令傳達變得緩慢。曾經主管過教育系統的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了解語言情況之後，於1791年9月10日向國民議會提交了一份關於公共教育與語言問題的陳述報告。這份報告中，塔列朗提出，「獨尊法語，驅逐方言」，後者正代表著殘留的封建勢力。他指出法語並不是王室貴族的語言、知識精英的語言，法語應該被教授給人民。憲法和人權宣言的語言應該為所有人掌握。語言政策開始傾向於影響教育，並與自由、平等、愛國等精神理念緊密聯繫在了一起。法語從小學階段開始教授，說法語成了一種愛國主義行為。很快，法語的推行又遭遇了一個困難：沒有足夠多、既認可革命理念又具備講授能力的法語老師。當時熟練掌握語言的人都是一些貴族或教士。他們又被認為不夠「愛國」，不能夠勝任教授語言的工作。於是各師範學院開始加緊培訓小學教員。民族語言教學第一次成為了教育的核心內容。雖然法語在某些地區（如阿爾薩斯、布列塔尼等）遭遇到了強烈抵制，但教育措施使得地區語言的地位下降，影響力開始淡化，同時降低了國家走向聯邦制的可能性。
在這個歷史階段中，語言悄然發生了質的轉變。語言曾一度是為了承載和傳播革命思想，但是隨後，一種「簡化」或者說「凝練」的向心力效應進一步體現了出來。法語不斷作為民族身份被提及和強調，漸漸地，構建一個全民族的共同語言成了第一要務。語言為革命代言。語言就是革命。
法語與外省語言的對立不斷加劇，語言政策也不再寬容。雅各賓派提出，法蘭西的民族標記就是使用統一標準的法語。「一語、一族、一國」的原則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立國之本。法語象徵著國家。強硬的語言政策開始以驅趕舊制度餘勢為名，用各種政令取締方言，保衛革命的成果。革命不再認可地區方言是公民自由，而是強制推行法語作為單一國家語言。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的命令在大革命時期仿佛找到了歷史的迴響。語言政策在共和國面臨分裂的重重危機之時成為了一項重要的保衛手段。所有不尋求使用統一語言的人都將受到法律懲罰。政治、語言、教育，法語從這三個方面鞏固和加強國家和民族的統一性。法語成為了法蘭西民族身份認同的強標記，或者說，它就是民族身份本身。
4）法語在歐洲
從歐洲整個情境中，也可以從側面看到經過大革命的洗禮，法語內質所發生的這種轉變。18世紀曾是法語的世紀，歐洲人十分尊崇法語。法語是所有有教養的歐洲人的語言。法國的藝術與文化和法語一起被廣泛傳播。1714年，《拉什塔特條約（Traité de Rastatt）》籤署之時，法語已經完全取代了拉丁語，成為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外交語言。丹麥人自己的商業條約，俄羅斯和土耳其籤訂的和平條約等都是用法文撰寫。國際條約與外交文獻均以法語為慣例。18世紀，歐洲人曾熱愛和追捧過這門語言。
經過大革命洗禮的法語不再是代表著舊制度的語言，而是法國愛國者的語言。法語嚴苛的語言政策為保護大革命的成果，試圖降低各種反對勢力的影響。這些勢力的聯盟在當時的歐洲顯然並不局限在法國國內。
當拿破崙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圍繞著建立地中海帝制共和國的夢想，一開始他也是在所徵服的歐洲地區推行語言多樣的寬鬆政策，希望他所持的理念在歐洲得到廣泛接納與傳播。1806年之後，拿破崙謀求以個人為中心的統治意圖開始漸漸凸顯。他想建立君主集權的共和國時，法語就被作為帝國的語言。這時語言政策從多樣到單一，在過程中使得帝國和民族成為了對立的概念。法語在整個歐洲的普及開始遇到了一種隱形的阻擋。歐洲其他民族為了尋求自身獨立與自由，紛紛強烈抵製法語，成立了反法同盟並主張在自己的語言基礎上構建民族凝聚力，
拿破崙時期的語言狀況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法語經過大革命所確立起來的國家民族內涵已十分清晰和穩固，與法蘭西民族的獨特性已不可切分。大革命真正意義上在廣泛的歐洲地區成功地推廣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喚醒了各個民族對自我身份的尋求。法語，帶著強烈的法蘭西民族文化的身份標記，對其他民族而言更加如同某種有威脅性的他者。法語來尋求帝國的統一與歸屬感，是存在著內在矛盾的，導致的結果會使得局面更像一場違背了自由平等的文化入侵。
法語從地方方言成為民族語言，從古法語發展到近代法語，這個過程離不開語言政策的作用。語言的統一與規範化歷經漫長時間，特定歷史階段和重要語言政策是其語言演變的關鍵要素。法國語言政策表現出穩定性與連貫性，始終強調國家幹預。法語在國王敕令的基礎上開始確立自身地位。一方面，語言政策有著對語言多樣性的寬容，同時也有隨社會情景變化、在國家謀求統一時，總體強硬而嚴苛的傾向。敕令、政令和法律保障著法語作為全民族的標準語以及其無可取代的至高身份。「一語、一族、一國」的原則始終是法國所追求的理想。法國語言政策的內容不僅對語言使用有各種規範和要求，此外，還定義了語言所承載的國家、民族、文化的內涵。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外語學院、電子科技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