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知世界知識
世界知識論壇2020
11月14日，「2020年度國際形勢研討會」暨「世界知識論壇2020」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舉行。本次研討會由《世界知識》雜誌社與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聯合舉辦，20多位專家學者與會，圍繞2020年的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從不同方向和角度發表看法，進行研討，精彩內容形成本期「封面話題」。
世界知識出版社董事長蘇文出席論壇開幕式並致辭，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張蘊嶺作主旨發言，世界知識出版社總編輯章少紅作總結髮言。
——編者手記
新時代需要新的權勢轉移理論
張蘊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當今世界，人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是權勢（power）轉移的問題，核心則是：轉移什麼和如何轉移。這兩個問題也正是當前最為熱門的話題。
如今，美國的權勢衰落，在幾乎所有有關權勢轉移的話題中，國際社會都盯住了中美兩國。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霸權國家，特別是冷戰之後，美國一家獨霸，而中國被認為是在美國之後綜合實力最強、最有潛力成為對世界擁有主導性權勢的國家。因此，在很多分析人士看來，中美對決就成了權勢轉移的主戰場，成為影響世界格局和秩序走向的主線。於是，就出現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即權勢守成者絕不會容許挑戰者上位，因此，美國壓制中國是美國的必然之舉。由此認定，中美陷入了「新冷戰」，甚至還可能發生熱戰。在此情況下，世界其他國家必然面臨著選邊站的問題。
在我看來，我們需要換一個思路來思考權勢轉移的問題。首先，我認為新時代權勢轉移的內涵與形式變了。從未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看，由一個大國主導世界的時代難以再現。權勢轉移的新含義並不是由一個大國再傳給另一個大國，因為權勢會分化和分解，體現在多個層次：基於國家的權勢分化，走向「多體化」，一是更多國家參與，這種參與，有些是通過自身的能力，有些則是通過制度性的參與；再則，看待權勢不能僅看國家，還有非國家實體的權勢。所謂非國家實體，主要是指國際與區域組織，大公司集團，以及有影響的社團。同時，傳統權勢的體現主要是國家的硬實力和與之相應和的軟實力，在權勢分化與分解的情況下，國家也許不能集權勢於一身。
就美國而言，其實，美國所體現的主要不是自身的衰落，而是權勢主導地位和控制力的衰落。一則，美國付不起維持霸權的代價，同時也沒有能力再號令天下；二則，世界變了，「歷史沒有終結」，變得多樣性、多中心，美國面臨的是群體崛起的競爭。新時代，權勢轉移不等同於權勢替代，而是結構的改變，權勢由過度集中向分散化轉移。
在此情況下，如果美國所關注的主要是由其領導和創建的規則和體系不被顛覆，那麼與競爭者就會有更多的共同話語權，因為捍衛體系的穩定、遵守基本規則也是後者也同意的，並且是符合其基本利益的。後者所要求的主要是調整與改革，能夠反映其基本利益，這樣的調整，一是必要，二是對大家可能都有利。在此情況下，正如不少人建議的，美國應該承認他者力量提升和訴求增加的現實，放下霸權的思維和身價。對美國來說，痛快地接受這個現實並不容易，做起來也不舒服，但存在達成國內政治共識的空間，也符合美國公眾希望把資源更多用於國內發展的訴求。這樣，中國也就有了更大、更多的空間，一是通過自己的行為證明沒有稱霸的意圖，二是通過參與和推動多邊、地區合作，釋緩作為唯一挑戰者角色所帶來的壓力與對抗性。
2020年11月21～22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以視頻會議方式舉行。圖為11月20日，為了慶祝即將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主席國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處歷史景點舉辦了一場投影表演。
世界由一個大國權勢主導或者稱霸的時代回不去了，世界需要新秩序。中國倡導構建基於共處、共融、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這樣的大勢。但就像任何一個歷史大勢的轉變一樣，這需要時間，也需要把握。在歷史的過渡期，新舊交替，矛盾多發，充滿風險，最關鍵的是避免發生由大國爭奪引發的大戰，維護世界總體和平的局面。
美國和中國都需要有時間進行自我調整，既要調整認識、理念，也要調整行為。正如最近有美國專家所說，美國人也要明白，「美國並不理所當然地領導世界」「美國必須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轉變」。當然，對於美國來說，理性地接受權勢衰落和轉移也難，一些極端的行為也會發生，重要的是防止引發「群動」，或者說是集團性對抗。對於中國來說，需要考慮崛起的綜合影響，增加自身戰略與目標設定的透明度和相融性。比如，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之夢，對這個目標需要表述得更為清楚，讓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以避免引起戰略誤解與誤判。作為一個復興的大國，中國期待立於世界舞臺中央，但也要清楚，屆時立於舞臺中央的不僅僅只有中國，還會有他者，這是新時代權勢轉移的一個突出特徵。
儘管新時代權勢轉移的內涵和方式發生了變化，但由於權勢的慣性，在實力對比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基於維護利益的考慮，也會形成激烈的競爭。為了維護自己的競爭優勢，各方，特別是原來擁有優勢的一方，可能會採取一些極端的措施，特別是為了維護高技術的競爭優勢，可能會對競爭對手進行打壓與遏制，但是，與勢不兩立的對抗不同，只要不關閉大門，競爭下的聯繫與合作空間還是存在的。就技術而言，以智能、數位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本質上是互聯的，是抵制封閉的。
在思考權勢轉移問題時，應該看到，如今和今後，涉及全球共性利益的問題越來越多，對全球治理的要求越來越高，其中，非常重要的就包括氣候變化。氣候變暖加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人類生存和地球生態可持續的威脅日益嚴重。這是傳統大國權勢主導所無法應對的，必須依靠全球制度構建和國際社會集體參與。這是新時代國際秩序構建的中心議題，美國現政府在這個領域不僅不能發揮領導作用，反而開倒車，竟然退出本該承擔義務的《巴黎協定》。還有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也不是傳統權勢所能應對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認識權勢的轉移，可能有助於走出傳統權勢觀的陷阱。
總之，在這個大變局的時代，不能僅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基於歷史經驗的認定，來看待和應對當今權勢的轉移，新時代呼喚新的理論、共識、行動和角色。
中國外交：踏浪前行，勇立船頭
阮宗澤（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
經黨中央批准，外交部依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成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有關成立儀式於2020年7月20日在北京舉行。這件事是開創性的，具有劃時代意義。自從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心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習近平外交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今年成立的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是全國唯一的一家，旨在統籌全國研究資源，全面、系統、深入開展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闡釋和宣介。這標誌著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進入了新階段。
我國正經歷「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外交踏浪前行，勇立船頭。2020年，中國面臨天災人禍,進行了一系列偉大鬥爭，育先機開新局，取得重大成果。
第一，抗疫外交戰「天災」。今年暴發的新冠疫情就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它是一個催化劑，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也可以說，這場疫情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自變量，或許是國際形勢發展的一個拐點。在此情況下，中國沒有別的選擇，只能迎難而上。疫情不能阻隔交流，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的行動，習近平主席積極開展元首外交。通過「視頻外交」「雲外交」等頻繁與國際社會展開對話溝通，成為今年中國外交的鮮明特點。儘管外交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外交的難度也有所加大，但習近平主席不斷通過各種各樣的雙多邊渠道、機會，大力倡導並推進國際抗疫合作，為國際社會戰勝疫情樹立了榜樣、增添了信心。可以說，在同舟共濟、共同抗疫方面，中國扛起了一面旗幟。
在疫情的夾擊下，國際合作面臨單邊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的嚴峻挑戰，而中國的表現可圈可點，清晰地闡釋了「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理念。這一理念是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礎上的豐富和拓展。中國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這一成果的取得實屬不易，本來今年國內就有諸多重要議程，疫情是一道加試題，是難上加難的事情。如果大家橫向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的情況，不少國家都想統籌這兩者的關係，但往往顧此失彼。根據預測，中國是今年全球唯一一個保持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中國還將進一步加大開放合作的力度。在後疫情時代，中國和世界的聯繫與合作將更加緊密。
第二，反對政治病毒的「人禍」。這裡的「人禍」就是單邊主義、汙名化，是一種政治病毒。疫情的暴發使得中美的世紀大博弈提前降臨。川普政府奉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大搞「脫鉤」，就是逆潮流而動，如今又借疫情製造政治病毒，而政治病毒與新冠疫情交織，不僅損害全球抗疫努力，也損害全球的經濟復甦。在這場交鋒當中，中美可謂是短兵相接，其本質是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較量。
第三，全球治理遭遇逆風逆水，多邊主義處在最脆弱的時期。過去大家曾謳歌和讚美全球化多麼美好，但這次疫情讓許多國家都封國封城，世界合作仿佛按下了暫停鍵，全球化、多邊主義遭受重挫。全球治理面臨挑戰，資源、手段、工具短缺，理念和思路不匹配，全球化的缺點和短板在疫情的衝擊下被放大。大家突然發現，全球化並不可靠，真正能保護自身利益的仍舊是國家，這導致了國家主義的回歸。然而，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簡單。的確，在疫情大流行之下全球化受阻，各種產業鏈、供應鏈受損。但另一方面，這場疫情又是全球性的，無人能倖免，也在呼喚著全球合作，說明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擋的大勢。中國在推動全球化的完善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國力挺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發揮更大作用，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積極參與區域一體化，維護產業鏈和價值鏈的穩定，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點讚。中國積極與俄羅斯、歐洲、周邊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抗疫合作，相互支持，既保持了雙邊關係的穩定，又推動了全球合作。
2020年11月14日，「世界知識論壇2020」在北京舉行。
接下來，談談明年中國外交面臨的形勢。
首先，在短期內疫情不會煙消雲散，「疫苗戰爭」不可避免。疫情防控仍然是明年的頭等議程。雖然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提出來要把疫情防控作為優先項目，但美國國內有相當多的人拒絕戴口罩，拒絕打疫苗，美國的疫情防控道阻且長。同時，大國在疫苗的開發、研製和供應方面，將會存在更激烈的競爭。中國把疫苗作為全球的一個公共產品，美國則奉行疫苗民族主義。如何確保廣大發展中國家或醫療條件脆弱的國家能夠用得上、用得起疫苗將是挑戰，關係到全球抗疫的成敗。
第二，怎麼應對經濟衰退。現在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都認為，2021年全球經濟將會強勁反彈。如果疫情得到比較有效的控制，這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疫情控制失敗，那麼經濟的衰退就將持續，大國關係的分化和競爭仍將有增無減。隨著2021年美國新政府的上臺，美國的內外政策都將隨之轉向；歐洲很可能進入後默克爾時代；其他地區一些國家政局也會生變，不少國家都將面臨兩難甚至多難的前景。相比之下，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力在全球是最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ECP）的達成，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意義非凡，中國將置身於一個更大的區域合作框架內，市場將更加廣闊，亞洲的未來令人憧憬。
第三，2021年中國外交面臨的形勢還要和國內議程緊密結合起來看。明年將慶祝建黨100周年。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了繁榮富強，這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和慶祝的大事。明年中國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中國的外交仍將風雨兼程。
全球經濟：在嚴峻形勢下艱難運行
張麗娟（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2020年的全球經濟是在抗擊新冠疫情、防止經濟衰退和力促經濟復甦等複雜嚴峻形勢下艱難運行的。實際上，2019年全球經濟已處於低增長，當年2.3%的增長率是過去十年來的最低水平。受突發新冠疫情大流行影響，2020年全球經濟活動空前受阻，2020上半年全球經濟從下行風險轉向實際衰退，絕大多數經濟體受到明顯衝擊。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生效，下半年部分經濟體開始脆弱復甦，中國經濟復甦較快，對穩定世界經濟具有積極作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月13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較其6月的預測稍顯樂觀，但《報告》認為全球經濟復甦很可能是漫長、不均衡且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
新冠疫情的衝擊使分配領域的問題更加突出，加劇了低收入家庭面臨的困境。圖為2020年11月19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第二豐收食品銀行志願者正在封裝食物，準備將其分發給有需要的家庭。
世界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經濟結構上看，全球突發公共衛生危機顯現了供應鏈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製造業價值鏈和服務業供應鏈同時受到突發性的、前所未有的外部性衝擊，使得各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加速。不管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都在加速邁向數字經濟。面對危機，那些具備智能化的企業和產業通常能夠儘快形成新優勢，回歸經濟復甦軌道。與此同時，有關公共衛生健康類經濟物資的國家安全屬性隨之增強，世界各國對此類物資的供應鏈國產化也有了新的認識。
疫情也考驗著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使得傳統經濟下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發揮面臨新考驗。由於疫情導致的市場失靈程度遠遠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政府快速介入幹預疫情防控顯得尤為關鍵，這對確保人民健康和經濟社會穩定舉足輕重。在這方面，中國的疫情防控是成功案例。
由於疫情防控措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經濟活動、減少了就業機會，這使得分配領域裡的問題更加突出：貧困人口增多、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加劇，低收入家庭受疫情影響尤其嚴重；不僅失業率增加，長期失業人口的比例也大幅上升；即使是發達經濟體也未能避免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回歸。
2020年全球經濟競爭格局也有很大變化。國際經貿競爭從成本優勢競爭加速上升到科技能力競爭。隨著技術競爭加劇，全球技術供應鏈的重塑成為競爭的聚焦點。在新的經貿競爭格局下，關乎經濟政策的一些新議題尤為值得關注。比如，製造業對就業的貢獻持續下降，勞動力成本提高與勞動力在貿易品價值中的佔比下降同步。由此引發的負面效應是，宏觀經濟增長或不能轉化為國民福利/個人收入的相應提高，這進一步削弱了公眾對自由貿易政策或全球化的支持，甚至在發達國家顯現出一些政治後果，進而導致貿易政策的轉型。
下半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脆弱復甦得益於各國超常規的經濟刺激政策。有力的財政金融支持政策有助於疫情防控下的經濟復甦，全球經濟避免了嚴重衰退，但經濟衰退和經濟危機的威脅尚未解除。而超常規的經濟刺激政策的實施依賴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各國貨幣政策轉向全面寬鬆，全球超過30個國家或地區先後宣布降息，實行零利率和負利率的國家已經超過40多個。而依賴負利率尋求經濟復甦不僅增加了金融體系不穩定的風險，也使得通貨膨脹風險加大了。
今後值得特別關注的新趨勢
首先，經濟復甦雖已開始但仍很脆弱，全球主要經濟體也凸顯出不穩定的復甦前景，未來仍完全受制於疫情形勢的走向。從趨勢上看，各國目前的經濟政策既關注宏觀經濟復甦但更致力於社會福祉和民生保障，創造和穩定就業是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重點是加固經濟韌性，實現可持續的復甦。受疫情防控形勢影響，各國經濟復甦的不平衡也將持續，高度不確定下的低增長、低利率和高風險將持續構成對宏觀形勢的挑戰，全球經濟復甦的前景取決於疫情的防控效果。從區域比較而言，亞洲經濟活動的正常化有可能快於其他地區。
其次，應對人口挑戰和減貧是各國經濟復甦政策的重要考量。全球勞動適齡人口下降，勞動力老齡化被視為經濟增長和公共財政可持續性的負擔。受疫情影響，貧困人口年輕化趨勢值得關注。減貧速度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就已放慢，世界銀行分析認為，疫情大流行和全球經濟衰退可能導致約1.4%的世界人口陷入極端貧困。
再次，全球化和貿易轉型還會繼續。當前，各國更為重視全球化的質量和社會效益，即它給所有人帶來的收益。自2011年以來，由於結構性因素和政策因素影響，全球價值鏈的擴張速度已有所放緩，這一趨勢可能會持續。與此同時，貿易政策的國內效應和公眾反饋受到廣泛重視。國內嚴峻的社會問題是各主要經濟體重新評估其全球發展議程時的關鍵考量，政府貿易政策目標也從原先的促進宏觀經濟增長（如GDP增速）轉向著力解決貿易衝擊的負效應，如就業、貧困和收入差距問題。
最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對於全球經濟的復甦增長尤為重要。在百年大變局下，各國尋求參與國際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更多地是希望以國際規則和制度體系為基礎推動解決國內面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因此，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構建須兼顧包容與開放，包容不同經濟體系、不同經濟制度和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實現可持續發展和提高民生福祉的基本訴求。不管是疫情防控還是推動全球經濟復甦，全球合作是必要前提，各國只有通過對話與談判達成新共識，提出新方案，才能有效應對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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