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12月20日電 題：《姚洋：創新應在分散的市場決策裡做出》
作者 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關注五中全會和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們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就是發展自主技術是「雙循環」的重中之重。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進口替代。進口替代是上世紀50年代世界銀行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的政策建議。當時有一種理論被稱為依附理論，由依附理論導出了一個政策建議，就是進口替代，是指發展中國家要做發達國家正在做的事情，要自己生產機器設備，所以要搞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並非是中國發明的，而是當時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的政策建議。那麼實施進口替代的國家，也不僅是中國，整個拉美、印度，都是在進口替代。相對而言中國是做得比較好的，在30年裡建立起了一個比較強大的工業基礎，而且在當時也的的確確把中國的工業水平推向了比較高的高峰。
事實上，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進口替代的速度比改革開放之前還要快得多，而且成本要低得多。改革開放期間進口替代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幹中學，邊幹邊學，以前我們自己造不了的東西就進口，進口來之後我們看著慢慢學就學會了，就能自己造了。2014年中國的外貿盈餘是來自於加工貿易，說明當時加工貿易是有用的。通過加工貿易我們不僅學到了很多東西，而且積累了巨額的資本，這些資本轉化成很多的機器設備。所以通過改革開放，通過幹中學，我們很快能夠學到國外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通過開放，我們雖然會與國外的企業競爭，但是競爭過程中也會有合作，哪怕是競爭對手之間也是有合作的。比如同一個領域的企業，經常在一起開會，互相的討論與交流，大家都會共同的提高。因此，我認為開放仍然是中國做進口替代最好的、最便宜的一個途徑。
在當前這個節點上，關於自主技術有兩個問題要深入地思考。
第一個問題，Plan A和Plan B的關係，我們發展自主技術很大的動因是美國對我們的技術封鎖。我們要做好準備，但這只是做準備，它是個Plan B，就像每輛車都有一個備胎一樣。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在60年代、70年代，曾把Plan B做成Plan A，因此發展的成本就會非常高。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所有的「卡脖子」技術都做了？如果要按「卡脖子」作為一個標準，則是把Plan B做成Plan A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自己應該有清醒的頭腦。
第二個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個老問題，但是到了自主技術方面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現在各級政府都在動員成立各種基金，發展自主技術。這樣的做法確實能見效，但是不是最優的方式值得思考。一個政府管理的企業不可能完全以利潤為導向，在企業不以利潤為導向的時候，想要把技術發展上去，我認為是有難度的，這裡面就會產生很多的浪費。
很多人說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前取得了很多成功，但不要忘記一點，我們在那時候，在有的方面是不計成本的。但點上不計成本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大面積不計成本地投入，就會浪費太多。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世界的歷史都證明，創新還是應該由市場來做的，在分散的市場決策裡做，這樣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中新經緯APP)
(根據姚洋12月20日在北大國發院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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