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是一位堪與兩個半世紀前徵服拜佔庭的穆罕默德二世蘇丹相媲美的專制君主。作為「第三羅馬」的皇帝，他認為自己不僅是「全俄羅斯的君主和獨裁者」，更是「新君士坦丁堡的新君士坦丁大帝」。打著雙頭鷹徽記的彼得大帝一直希望能夠從奧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奪回「君士坦丁堡」。
像以往的蘇丹一樣，彼得大帝也是一個軍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擁有神聖的地位，一心想為帝國開疆拓土，咄咄逼人地在歐洲和亞洲大肆擴張；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一代代沙皇也將繼續踐行著他的侵略性政策。奧斯曼人從未遇到過像俄羅斯帝國這麼可怕的敵人。它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而歐洲其他的基督教國家受制於國內不同的宗教、政治和民族利益，都尚未能夠演化成這樣的國家；它擁有廣袤的領土和眾多的人口；由於信仰上的認同感，它對其異教敵人的歐洲子民也有著潛在的強大感召力。 更重要的是，彼得大帝是一個活在現實中的人，而奧斯曼人還活在過去之中。在東方勝過西方的時代，前代蘇丹們學習並改進了各種制度和工具（主要是向東方學習），為統一的奧斯曼帝國贏得了一場場勝利。
他們首先學習了亞洲草原上異教遊牧民的生活方式，然後又向中世紀的伊斯蘭定居文明學習。在此基礎上，通過對人力和資源的集中使用，他們創造出一個開明而井然有序的國家，並且擁有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職業化軍隊。而中世紀的歐洲由城邦和封建邦國構成，維持著過時而雜亂無序的社會形態，這樣一個四分五裂的歐洲根本無法有效地抵擋奧斯曼帝國。 但隨著社會的演進和時間的推移，這一形勢出現了逆轉：西方已經變得比東方更加強大。
而處於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是一個擁有遠見、決心和充沛精力的新徵服者，已經做好了出擊的準備。彼得大帝決意帶領這個尚顯原始的民族打敗衰落中的奧斯曼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國內推行了西化政策。他學到的第一課來自他的少年時代，他目睹了射擊軍（streltsy）——他們相當於莫斯科大公國的近衛軍——發動的一場血腥的政變。六年後的1698年，當射擊軍再次發動兵變時，他同樣血腥地將他們徹底消滅。
在他看來，射擊軍「根本不是軍人，而是眾惡之源」。在清除了射擊軍之後，他就可以暢通無阻地組建新的衛戍部隊，從而實現對俄羅斯軍隊的重組、擴充和現代化改造。新的衛隊使用了歐洲最先進的訓練方式，因而在軍事上先進而高效，同時又在政治上認同沙皇的目標。 在彼得大帝25年的徵戰生涯中（其長度與徵服者穆罕默德的徵戰生涯相仿），他竭盡俄羅斯的物質資源和軍事能力，野心勃勃地想要把俄羅斯打造成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面對這樣的敵人，奧斯曼人卻只能勉強維持他們衰落中的帝國。奧斯曼帝國的軍事發展已經跟不上西方的前進步伐。曾幾何時，他們是戰爭藝術的先驅。他們率先使用了重型火炮，他們的騎兵在開闊地裡銳不可當，他們的近衛軍步兵陣列更維護著帝國不可冒犯的尊嚴。那個偉大時代的土耳其人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富於犧牲精神的鬥士，他們的指揮官則頭腦冷靜、能力超群；而在那個時代，他們的敵人往往不具備這些優點。
但現在，具有高度機動性的野戰炮得到迅速發展，輕騎兵面對步兵的劣勢也越發凸顯，西方軍隊的實力已經遠超奧斯曼軍隊。西方堅決地在大型職業化軍隊的訓練、裝備和管理方面一擲千金，組建了可以有效應對各類騎兵突擊的裝備精良的步兵部隊。依賴於彈藥、武器、制服、食品和其他物資的大規模運輸和供給的西方軍隊，是以最先進軍事技術為基礎的戰爭機器；而依然執著於過去的軍事傳統的奧斯曼人根本無力與西方軍隊匹敵；由於奧斯曼人根深蒂固的保守思維，他們有時候甚至不願意去效仿西方軍隊。
因此，18世紀的奧斯曼軍隊就像17世紀時一樣，由於使用次等和非標準化的裝備而使戰鬥力受損；按照新時代的標準，他們的軍需和補給體系雜亂無章，缺乏專業性，組織結構日趨鬆散，財務管理水平低劣。以往，軍隊可以依靠四處掠奪和消耗周邊鄉村產出的農產品來獲得足夠的補給；而現在，軍隊的規模如此之大、構成如此之複雜，過去的方式已經不足以支持。現代戰爭需要計劃周密、管理得當的補給體系的支撐。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基督教歐洲從城堡林立的中世紀一路演化，經歷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
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推動了這一演化過程，具體體現在貿易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方面，而經濟和制度的創新構成了嶄新的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奧斯曼帝國在這兩個世紀中則落在了後面，並沒有實現這種進步。奧斯曼帝國的官僚體系日漸臃腫，整個國家仍然困在經濟衰退的泥潭中，無論是商業、手工業還是農業，都舉步維艱。因此，它也缺乏足夠的資源和意願去完成這種演進。它既缺乏財政方面和商業方面的積累，同時又囿於對自身力量和體制的盲目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