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字茂叔。是孔孟之後重要的大儒，向來被視為理學發展的先驅、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少喪父，主要由舅舅負責教育。他天資聰穎，5歲能辨五星懂五行，14歲築室於月巖悟得太極，為官三十多年官職雖然不高，但奉行惜民愛民的為官之道。
不過，他更為知名的還是因為那篇在20歲左右時寫下《愛蓮說》。
賞荷、詠蓮佳句不在少數——
王昌齡《採蓮曲》：「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楊萬裡《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王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人所看重的，大多是蓮在外在形象上的美麗、輕柔。
而周敦頤愛蓮的理由卻是，「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蓮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它是花中君子，它潔身自好、周敦頤愛的是蓮的內在品質。以蓮自況，立志做潔身自愛的正人君子。
此文是周敦頤在衡州舅舅家寫的，當時也不過二十歲上下。
蓮，有許多理由讓周敦頤心嚮往之。
儒、釋、道三教思想影響下的「愛蓮」觀
成長於北宋時期的知識分子周敦頤，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各家思想。在北宋，思想界是儒、釋、道三教相互融合的。這可以看作文人思想的成熟，在不同階段、不同境遇中用不同的觀念調節自己。
儒家鼓勵人積極入世，救濟蒼生，但現實中難免會遇到種種挫折，這時道家思想往往可以作為一種調劑。道家提倡順應自然、清淨無為，如果政治理想難以實現，那麼避世歸隱也不失為一條道路。此外，佛家禪宗推崇的隨緣任運，幫助人化解入世與避世的糾結。
周敦頤的思想體系就是很複雜的。
禪宗思想：
禪宗思想在唐朝就很流行，士大夫參禪成風，他們大多是用參禪的頓悟來觀照自身生活。這種風氣宋代更甚，周敦頤自然也難免其俗，他時常與蘇軾、黃庭堅等人參禪問道，甚至被人稱為「窮禪客」。
蓮本就在佛教中有特殊的意味，是聖潔的象徵。蓮根植於淤泥而不染，並且「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就很明顯地體現了佛教倡導的忍辱負重、自我犧牲、保持本心的基本教義。
理學思想：
根據前文介紹，周敦頤的身份標籤正是因「儒者」成立的，作品中也會不可避免地蘊含著一定的理學思想。他在《愛蓮說》中表達個人對蓮花的喜愛時使用了一個「獨」字（「予獨愛蓮……」），這個「獨」字中滲透出一種儒生應有的堅守，一種對自身品格與為人處世姿態的自律態度。
寫《愛蓮說》時，周敦頤不過20歲左右，可以視為正值青春年少就給自己人生做了規劃。事實上，他後來也的確是這樣做的，即使涉身官場，也從未忘記自己的本心與堅守；他還科學授課，講授君子品格，以蓮花的品格感染和薰陶了一代代青年學子。
道家思想：
《愛蓮說》又帶有一定的道家色彩，畢竟，周敦頤本人對隱居是有想法的。正如好友黃庭堅的評價：「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
從唐代開始，文人士大夫們開闢了一種新的隱居方式，「吏隱」或者說「中隱」，即「邊仕邊隱」。白居易淪落九江時，就明確提出「中隱」說，詩道：「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白氏《中隱》詩）
「中隱」既讓儒生們實現治國的抱負，又能滿足隱居的理想。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的隱士文化，更解放了許多知識分子。學會「吏隱」的儒生靈活地遊走於「吏」與「隱」之間。 （關於「中隱」，之前仔細討論過，詳情見文末連結。）
周敦頤同樣接受了吏隱思想，趙《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中說：「詩筆不閒真吏隱，訟庭無事洽民情。」
而像白居易等人的「吏隱」是對俸祿是有留戀的（其實留戀俸祿也沒啥，人畢竟要恰飯），而周敦頤卻一直以廉潔的形象立世，《愛蓮說》之「蓮」，也就是廉潔的象徵。周敦頤在廬山建屋隱居時，特將門前小溪命名為「濂溪」，隱居之屋稱為「濂溪書堂」，意在表明自己廉潔的品質。
如果人生終究不能徹底地做一次隱士，那麼為官出仕，則當如蓮，做個君子。
儒者不會選擇隱逸，但卻可以與隱士心靈共鳴。
周敦頤列舉三種花卉：牡丹、菊、蓮。他說他不喜歡牡丹，很好理解，因為牡丹自李唐以來，成為了榮華富貴與功名利祿的代名詞。而菊從陶淵明那裡有了「高潔」的意義，且諸如元稹詩曰「此花開盡更無花」寫菊的傲霜，肯定了菊堅強的品格。
但周敦頤卻沒有明確表示他愛菊，他偏愛的，是蓮。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蓮代表的品格與周敦頤的人生理念不謀而合：隱逸之菊與富貴牡丹都不及像君子一般的蓮。
隱逸之菊，顯然與為官三十餘載的周敦頤的生活是有距離的。我們該記得儒家思想是提倡知識分子積極入世的，陶淵明的那種遁世生活在周敦頤這樣的儒士看來看來未必就是最佳選擇，「隱逸」的行為稍顯消極的。他要做的是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在俗世人間保持初心。
有人認為周敦頤對陶淵明持有批判態度，墨醬不能認同。儒家雖然一直以來強調「學而優則仕」，但它最終目的卻不是為了功名利祿。儒家一直強調「孔顏之樂」，被許多儒生視為一種超越富貴利達的享受。
周敦頤雖然不能像陶淵明一樣做「花之隱逸者」，但也絕不是否定這種處世方式的。他明確表示：愛菊者只有陶淵明，在其之後便罕有聽聞。（「菊之愛，陶後鮮有聞。」）
從這裡可以體會到：一來隱居的生活方式並不能成為歷代社會的主流，而實事求是地說，完全歸隱對於一個人的生存來說的確有不小的難度；二來周敦頤也並不排斥做「隱逸者」，甚至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感慨，因為「愛蓮者」同樣不多。（「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不論是徹底的「隱居」，還是「吏隱」，菊與蓮花，都是隱中君子。一則藏在東籬下，一則立於汙泥中。
同樣是不願意與世俗「同流合汙」，在這一點上，周敦頤這個正直的儒者與所謂「消極遁世」的隱士在思想上是有共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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