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根，樂遊松江，去品一座城，一座古橋、古水道、古建築和舊時街巷風貌保存相對完好的倉城。遊覽倉城歷史文化風貌區，滿腹話語先從大倉橋說起。大倉橋位於穿越倉城的玉樹路東向水上，正稱永豐橋，南北橫跨古市河，為上海地區著名的明代5孔大石橋。橋南西向，明宣德年間建有松江官府貯藏漕糧的水次西倉，後建倉城。城因倉而名，橋也得俗呼大倉橋，又稱西倉橋。明代董其昌《西倉橋記》嘆曰：＂蓄風氣，壯瞻視，莫此為偉。＂此外，古時大倉橋灘，為松江漕運始發地，漕船西出古浦塘，經斜塘入泖河北上，再取道京杭大運河，向著指定的官倉或京城進發。故，大倉橋上說＂漕運＂，是個既富有歷史感又名正言順的觀光平臺。
一
漕運，舊指從水路運輸糧食供應京城或軍需。然而，如果僅僅認為漕運就是漕糧運輸，恐怕不夠完整。因為漕運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的一項重要經濟舉措，並形成了一整套組織和管理制度。不過，人在倉城歷史文化風貌區大倉橋上，看老市河牽手古浦塘，一路煙波浩淼，想到最多的是漕糧、糧倉、倉城、漕糧運輸路線和漕船的身影。
大倉橋上說漕運，流水起旋窩，幾多問號：為什麼會有漕運？我國遭運始於何時？又有怎樣的發展脈絡？想來，大凡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偏離現象，進而刺激了漕運的產生和發展。清代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云：＂漕運始於秦漢，轉輸之法則始於魏隋而盛於唐宋。＂所以，漕運制度又稱之為漕轉或轉漕。繼唐宋元後，由南而北的京杭大運河逐步貫通長江、黃河等五大水系，成為＂南北之咽喉，天下之大命＂，書寫了我國漕運發展的輝煌篇章。直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廢各地漕糧，一律改為交納現銀時止，其中，雖有元一代和明初以及晚清以海路漕運為主的歷史，但總體來看，江河漕運濤聲，不失為中國古代漕運的主旋律。
說到松江古為漕糧貯運重地，自然要涉及當地賦稅的歷史問題。因為漕糧是地方糧賦的重要組成部分。松江地處江南腹地，素稱魚米之鄉。清初葉夢珠《閱世編·賦稅》開篇落筆即云：＂吾鄉賦稅，甲於天下。＂支撐其立論的依據是：＂蘇州一府，贏於浙江全省；松屬地方，抵蘇十分之三，而賦額乃半於蘇，則是江南之賦稅，莫重於蘇、松，而松為尤甚矣。＂歷史上，朝廷分別於南宋、元代、明初對松江地區課以重賦，賦稅額度從原來的國家正常稅制徵收額度，一變為南宋的422820石，二變為元代的745000餘石，再增至明初的142.19萬石。松江歷史上的第三次重賦，與朱元璋對張士誠得蘇、松富紳支持，糧草充足，殊死抵抗的行為甚為惱怒，故而秋後算帳，課以奇重賦役不無關係。雖然後來糧賦徵額有所減裁，如明宣德年間減為100.87萬石，隆慶年間又增至122萬石有餘；清順治年間核定松江府賦額徵糧121.15萬石，光緒年間為117.63萬石。但按實有耕地面積與他府較之，明清時期常賦正額在120萬石上下波動的松江府仍高居全國首位。故嘆松江賦稅甲天下，並非虛言。
大倉橋上說漕運，古稱華亭的松江，漕運歷史如水流長。唐天寶十年（751）建華亭縣，當時有兩個港口，一個是隋開皇年間（581一600）設在吳淞江支流顧會浦的華亭港，是上海地區歷史上第一個通商港口；另一個是始建於唐天寶五年（746）設於吳淞江與青龍江交匯處的華亭港外港青龍港，是南去浙、閩、廣，北往膠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樞紐。華亭建縣後，行政地位得到加強，地方經濟長足發展，特別是唐＂安史之亂＂後，＂天下仰給東南＂。享譽＂東南一大都會＂的松江，地處古岡身以西，不僅氣候溫潤，且成陸較早，海岸線逐漸向東延伸，在養育一方水土過程中，得豐富江河沉積物滋養，隨著土壤脫鹽，可耕地成瀦育型水稻土，宜種植水稻。唐宋時期，松江水稻已有名氣，列為朝廷貢米。據《水育松江》一書記載，漕糧航線以華亭、青龍鎮兩地為起點，經吳淞江至蘇州，進入江南運河至揚州，而後北上至京都。運糧船以平底木板船為主，年運入京都稅糧約萬噸。
入元後，海路漕運興起，先後開闢三條航線。元代初年，始闢第一條航線，以劉家港（今崇明島南）為起點，出長江口過海門，最後抵達天津，再轉陸運至京城。這條航線因距海岸近，水淺灘多，繞來繞去，水程較長，故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另闢第二條航路。航路自劉家港起航，由江蘇啟東以北直趨大洋，再繞過山東半島。因比舊航線直且離海岸較遠，如遇大洋氣流同向，20天可以到達。一年後又闢更航路，自劉家港起航，直駛黑水大洋。若遇太平洋西向暖流期，充分利用西向氣流，從松江府至京城＂旬日＂可達，大約10天。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松江漕糧主要運往南京，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少量運往南京，大量運往京城。明永樂年間，漕運由海運逐步轉為京杭運河運輸。《明史·河渠志》載：＂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
明成祖朱棣之前，運河各段淤塞嚴重，漕糧以海運為主。在朱棣登基後的明永樂年間，朝廷大力整治水利。永樂元年，兩浙大水，蘇松大水，朱棣命戶部尚書夏元吉前往江南治水。夏元吉到松江實地考察水情，博採眾議，並親召對太湖流域下遊水系很有研究和見解的華亭縣人葉宗行於私第，聘其參與治水。棄吳淞冮故道、浚範家浜引水入海的黃浦新水道形成後，不僅帶來了＂黃浦奪淞＂的水系變化，而且對於運河水環境流暢起到了促進作用，並使＂蘇松農田大利＂。明永樂年間，＂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裡＂的大運河真正實現了南北貫通，在直接造福運河沿線地區的同時，也深刻影響松江，特別是後建水次西倉的倉城地區有了煥然一新的發展面貌。
二
倉城因貯漕糧之需建倉築城，建倉在前，築城在後。我國漕運的＂運＂勢，深刻影響這座小城的興衰走勢。公元1403年至1424年為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年間，隨後進入明洪熙年間，仁宗朱高熾僅在位一年，歷史翻篇，步入宣德年間。明宣德八年（1433），江南巡撫周忱對松江府城及其周邊地區巡視後，一眼就相中了距谷陽門外五裡多路的一條大河古浦塘。葉夢珠《閱世編·建設》云：＂華亭水次西倉在西郊跨塘橋之內，秀州塘之南，土曠水深，以便漕船停泊交運也。＂另據《永豐街道志》載，周忱決定擇古浦塘南端建水次西倉，同時於府城東南五裡處建水次南倉。＂水次＂是交兌漕糧的沿河碼頭；＂水次倉＂是與運河有關連的貯存漕糧的倉廩；松江水次西倉、南倉，系糧倉分別位於松江府城西部、南部方位而稱。兩倉建成後，＂凡府以東之稅輸於南倉，府以西者輸於西倉＂，解決了徵收稅糧統紀不一的積弊。
明代松江核定糧賦額在140至120萬石不等，以唐宋元明清的＂衡制＂1石為120斤，120萬石則為1億4千4百萬斤，按每船裝載500石計，可裝船2400艘。據說皇命在身的周忱赴任江南巡撫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整頓和有效管理江南稅糧，松江府是其重點關注的區域之一。周忱同時奏請在唐行（今青浦鎮）和上海縣小南門外，分別增設西水次倉和南水次倉。葉夢珠記上海倉於崇禎十三年（1640）修茸後，＂周垣覆瓦，門建重樓，雉堞森然，殊有倉城之象＂。
起初，筆者對松郡官倉能否貯存得下賦稅正額和＂加耗＂米糧有過疑惑，後來在讀書認知中找到了幾個似乎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一者，明初尤其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後，除了常賦正額外，還要帶徵解糧耗費，稱＂加耗＂或＂耗米＂，大約是正額的一倍，兩項總加近300萬石。實際上，松江年年拖欠。因為這一賦額實在高得離譜，遠超可以承受的極限。清代震驚江南的＂奏銷案＂，便是朝廷對包括松江在內的歷年拖欠賦稅的一次清算和無情打擊。二者，漕糧只是地方賦稅總額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舊時漕賦指漕糧賦稅；而漕糧系我國古代東南地區漕運京師的稅糧。明朝規定松江府的漕糧徵額為232950石，清代乾隆年間為22萬餘石。就全國而言，清代沿明代舊制，向運河及江河沿岸8省徵收漕糧，每年計正米400萬石，另徵耗米235.21萬石，其中江南省(江蘇、安徽）最多，徵漕糧正米179.44萬石，耗米105.76萬石。
三者，實行以布匹、銀兩折算充抵稅糧的地方政策。松江人稱周忱為＂恩公＂，嘉慶《松江府城圖》上標有＂夏、周二公祠＂，祀明戶部尚書夏原吉和江南巡撫周忱。周忱在江南巡撫任上22年，的確有恩於松江。有資料顯示，周忱曾經感言：＂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天下，其貧又加甚矣＂。周忱上任前力諫減輕蘇松兩府賦稅30萬石，實減賦稅28萬石；上任後又提出並施行＂折算＂之法，松江府因此折徵稅糧48萬餘石。此舉在促進松江棉紡織業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商貿利好，＂衣被天下＂，隨之又助推當地市鎮蓬勃發展，蒸蒸日上。時至明代中後期，松江府成為江南市鎮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古人對周忱多有稱頌，感云：倉囷日委積，貨布時通融。坐令數千裡，民力不知窮。公名當益顯，日與江流東。
具體說到先設倉後築城的松江倉城，其築城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加強水次西倉的安全守護。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倭寇進犯松江，焚毀了位於府城南門處的水次南倉；同年4月，800餘倭寇竄抵秀南橋至小倉橋一帶，殃及水次西倉。倭患平息後，華亭知縣聶廷璧於嘉靖後期（1555一1566年），確定將水次西倉和被焚的水次南倉合二為一，修復完善西倉，並築城嚴加守護。於是移用葉榭得勝港防倭舊堡材料興建倉城。崇禎八年（1635），松江知府方嶽貢又增倉城之輝光，開浚十字河，架建4座石板橋，增高城垣置城樓，建四門以通出入，分街道以便往來；其後又於雲間第一橋東建造了甕城。由此，倉城成為松江府城的一座子城，甕城又為松江府城之西關，附城而居的居民日漸增多，人氣漸旺。
因設漕倉貯運漕糧而興盛的倉城，曾有過近300年的繁盛。如今，人們依然可以從倉城歷史文化風貌區存世的明代大倉橋、跨塘橋、頤園，清代葆素堂、杜氏雕花樓、許威宅、王春煦宅、雷瑨宅、王春元宅、杜氏宗祠、徐氏當鋪等老建築中，感受到昔日倉城地區曾有的繁華景象。鹹豐元年（1851），因運河淤塞，河運改為海運後，松江府漕運中心轉移至上海口岸，至光緒年間中止以實物形式徵收漕糧，水次西倉和倉城，在走向衰落中結束了歷史使命。時至清末，昔日生意興隆的飯店、商鋪、茶肆、當鋪、轎行、船行等，大多歇業關門，或改行謀生，或另覓熱鬧去處。老市河北岸的長廊也因行人漸少變得冷落寂靜。上述可見，松江倉城是我國漕運水漲船高或水落勢去的一個歷史縮影。
三
大倉橋上說漕運，補說兩個鮮為人知的話題：一是松江白糧幫，二是漕運水手所信奉的羅教＂三祖＂中的一位松江人。
話說松江白糧幫，先要從＂白糧＂說起。白糧系明清時期朝廷另於江蘇蘇州、松江、常州三府和太倉州，以及浙江嘉興、湖州二府徵收的供宮廷皇室專用的米中精品。白糧上供除食用外，部分用於宮廷釀酒。 ＂歲輸糯米於內務府，以供上用＂，即為白糧。古代松江漕糧種類主要為白糙粳米、白熟粳米、白熟糯米三種。白糙粳米為軍糧，白熟粳米、白熟糯米供宮廷和內務府、太常寺、光祿寺等處用需。據宋應星《天工開物·稻》記：水稻的品種最多。不黏的稻叫粇（晚稻），米叫粳米；黏的稻叫稌稻，米叫糯米。南方沒有粘黃米，酒都是糯米釀造的。乾隆二年（1737），朝廷顧及松江府和太倉州，偏處海濱，採辦艱難，準＂將白糯全改漕糧＂。《永豐街道志》記：＂實際仍未停徵白糧，只是徵額比清初減少。至清代中期，松江府額徵漕糧正改兌正米、耗米，白糧正米、耗米，以及其他隨漕徵用之雜項米共達41萬7千3百餘石，其中一半以上貯於倉城。＂
上述可見，明清時期貯運量為25萬石的倉城，同時又為松江府貯存白糧重地。崇禎《松江府志》記北運白糧，＂每歲由糧長領運上供白熟粳糯米及府部等衙門祿米至京師＂。明清時期貯於倉城的漕糧，大多是運住指定的官倉，再轉運北上，而白糧船隊則直抵京師。因運送白糧之故，且裝載白糧的船隊以運漕所在州府等命名，＂白糧幫＂之稱由此而來。電視劇中所說的＂漕幫＂，是個籠統的民間說法；雍正四年之前，只有＂漕運＂說，而無＂漕幫＂一說。《江南通志》載兌運松江府糧的有江淮衛之五幫、七幫、八幫，興武衛之三幫、四幫、六、七、八幫；鎮海衛兼運蘇松漕白二糧，金山幫兼運松常漕白二糧。另據《江蘇海運全案》卷六記，蘇本司道所屬白糧幫＂共計十二幫＂，其中記有金山白糧幫、松江白糧幫等。《永豐街道志》載清順治二年（1645），覆準糧長僉解白糧改為官運。嘉慶元年（1796），松江府漕糧運至通州，並在江淮興武各衛幫船每幫設領運千總二員，輪流押運。
晚明崇禎《松江府志》記北運白糧為＂上上役＂，＂在家有收貯舂辦之苦，在途有風波剝淺之苦，到通州剝船囗囗車運到倉，有虧損之苦，交納有折耗、鋪墊、歇家勃掯盤纏、守候之苦，又途遇軍船官船，捱擠不前，隔年守凍之苦。＂北運水路上有眾多船隻，僅以漕船而言，時以幫記，每幫船隻一般在30至60條之間，多的有90多條，少的10至20條。康熙以前全國漕船多達14505條，以後逐漸減少至6千多條，幫船以運輸本地區漕糧為主，清代後期的漕船計有118幫，白糧幫因是給宮廷皇室運送白糧，具有相對的優先地位。據悉，松江等白糧幫船隊，入京打龍旗，出京打鳳旗，平時或打杏黃旗，或打白旗鑲紅邊，內繡日月、八卦圖案等，號曰＂天庚正貢＂。在運河水道上行駛，一般官船和民船見到後，往往要給白糧幫讓路，以助白糧如期運抵京師。
話說開去，近讀《民間宗教志》，讀到漕運水手供奉的祖師中有位松江人。據有關史料披露，明代嘉靖年間，創始於北直隸密雲衛的無為教即羅教的部分信仰者沿著運河水系將此教傳播到運河的最南端浙江省，形成了南方羅教的兩大派系，當局往往統稱為齋教。明代末葉，羅教的另一支派活動在以運河為主幹，其他水係為旁支的廣闊水域中，漕運水手構成了這支羅教教派主體。明末有＂三祖傳道法先天＂和＂三祖傳道杭州城＂之說。＂先天＂指羅祖羅夢鴻，＂三祖＂系羅祖三弟子錢、翁、潘。這個姓潘的就是松江人。
明末，杭州建有錢庵、翁庵、潘庵三座經堂，是後來青幫的發祥之地。《史料旬刊》曾載崔應階奏摺云：＂明季有密雲人錢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興羅教，即於該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經。於是有錢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該處近逼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至日久相率皈教。＂
始於明代的羅教＂三庵＂，之所以成為漕運水手心有所歸的去處，很大程度上與漕運水手飄泊水上，路途中常遇險情，命運無常，如漕船北上，經過長江，橫渡黃河，在淮安以南還有幾個大湖泊。一旦遇上風暴或水流湍急，便有被覆沒的危險。故，漕運水手有以宗教作為精神慰藉的需求。同時，羅教庵堂也是接濟幫扶安頓漕運水手的地方。無論是＂南運＂還是＂北運＂漕糧，漕船往返一兩個月或半年以上不足為奇。歲歲漕運，又是有時節的。很多水手在當年和來年再次僱用之間，都有一定的＂回空＂時間，若是找不到工作填補空閒，許多人的食宿和生計都會發生問題。而在當時，從北方至江浙地區的水手，一時找到合適的工作也非易事，正所謂＂四處傭趁＂，受僱用的機會有限。此外，經常飄泊在蒼茫水上的漕運水手，尤其是無家可歸的人，更希望人生有所依附，死後有個安魂之地。
明末修建於杭州的羅教庵堂，面向下層民眾和漕運水手，因地處運河水邊，客觀上適應了漕運水手的物質和精神層面上的雙重需求，為他們解除了不少後顧之憂。《民間宗教志》記水手可以住宿其中，由＂守庵之人墊給飯食＂，＂俟重運將開，水手得有僱價，即計日償錢＂。庵堂尚有庵地、義冢等。如此，一些無家可歸的水手生可託足，死也有了歸宿之地。所以，吸引了不少漕運水手，香火也越燒越旺。伴隨著漕運業的發展，南北運河一線分建的庵堂也隨之增多。然而，入清以後，以羅教為紐帶的水手組織逐漸演化成漕運水手的行幫會社。到了雍正、乾隆時期，以漕運水手為主體的羅教組織，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民間宗教組織，而是帶有明顯特點的行幫會社了。由此及彼，最終催生青幫形成。
需要說明的是，明末密雲人錢姓、翁姓，松江人潘姓共興羅教時，漕運水手是羅教的信仰主體。行幫會社形成後，無形中摒棄了羅教，只留下了具有迷信色彩的祖師崇拜，且亂象叢生。羅教崇拜的祖師是羅祖和羅祖三弟子，而青幫秘籍中記載了十八位祖師。初祖為達摩，十祖羅祖，十二、十三、十四祖分別為翁祖、錢祖、潘祖。青幫留下了多部＂青幫史＂和包括幫規、家法、設香堂、家禮問答等青幫秘籍。家禮問答中的一些口訣、暗號等，猶似土匪之間接頭的＂黑話＂。從《臨濟三庵史·幫務沿革》等相關史料中看出，幾乎所有的家禮問答在涉及三祖時，都格外推崇潘祖。例如＂請問老大貴姓？＂答：＂好說老大，進家姓潘。＂
為什麼會給出＂進家姓潘＂的回答？《民間宗教志》記＂從漕運水手的行幫會社到青幫＂一節中有以下表述：安清道友即青幫。青幫秘籍多崇奉潘祖，即明末松江潘姓。他興建的庵堂又號潘庵，形成幫派時又叫潘庵、潘安、新安，與其老庵即老安相對的派別。《三庵全集》云：＂家規本是潘祖留，三幫九代傳千秋＂，故，＂進了山門都姓潘＂。可見，時至清鹹豐年間，潘安失業水手已為清安道友亦即青幫的骨幹。綜上所述，明末翁姓、錢姓，與松江潘姓繼承羅祖之志共興羅教時，有積德行善、適應漕運水手需求的積極方面值得肯定；而始以漕運水手為主體，在以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行業幫會，不僅成員變得極為複雜，而且實際上脫離了羅教。故，青幫雖源於羅教，但羅教宗教教義和儀式被後來的青幫幫規、暗語、秘籍等取而代之，也是客觀史實。
大倉橋上說漕運，遠看九峰，近看市河，山似倉城的背影，水流漕運的歌聲，一切似乎遙遠卻又近在咫尺。我知道感受歷史的魅力，最好走近歷史場景，而追尋松江悠久漫長的漕運歷程，同樣需要神交千古，追昔撫今。站在大倉橋上，看古老的倉城年年都有生命的復甦跡象，有序修繕，合理利用，一個個＂精神還鄉＂、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項目陸續落地，生根開花，為秀江南、美海上、擦亮人文松江名片增光添彩。雖然，漕倉、漕運已成往事，但留存歷史底蘊和不斷豐富文化內涵的倉城，讓逐夢之旅不虛此行。我在此感受到了江南清麗地、松江秀其中、市河煙波裡、鄉愁化育人的詩意邂逅和心神沉靜。我欣賞當地人說的一句話：自己沒有的不造假，不爭搶，但一定要講好倉城故事，把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保護好、修繕好、利用好，造福子孫。所以，大倉橋上說漕運，歷史可追，當下可品，未來可期。如今，生態與人文共天地、傳統與當代同呼吸、守護與展望比翼飛的倉城歷史文化風貌區，一幅注入多元文化活力的新畫卷，正在市河兩岸由西向東徐徐鋪展開去，可觸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