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中國回族穆斯林 陝甘寧邊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範圍執政實踐的重要時期。在延安，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這些政策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佔有重要地位，並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後制定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鑑的經驗和理論。
首先，中國共產黨對回族的認識比較公正、準確，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客觀地看待回族問題，沒有民族偏見，這是黨贏得回族人民信任的基礎。
如何看待回族和伊斯蘭教的關係？1940年4月擬定的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的《關於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明確指出：「伊斯蘭教對回回民族，不只是簡單的宗教信仰」，而是成了「回回民族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
對於回民起義，《提綱》的認識就更為準確：「回族每次起義的失敗，便遭受一次嚴重的屠殺和摧殘。」「清朝的時期，邊區所管轄的各縣原先都有回民居住。同治回民革命運動的時候，經過清朝統治者的屠殺，這些地方的回民多數死亡逃散。」毛澤東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也指出：「近幾年對於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毛澤東還指出，清朝統治者「利用大漢族主義的劊子手，對回族實行歷史上空前無比的野蠻政策；對『叛回』實行血洗，對『降回』則實行分散，剝奪其遷徙居住的自由，這是回回民族人口衰落與住地分散的主要的歷史原因」。這種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對回族人口的衰落與居住現狀的分析是十分客觀、真實的。文中還對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大漢族主義的理論與政策、漢化教育的本來面目進行了揭露：「回族已經漢化，回族就是回教徒，因此回族不是一個民族。回族所需要的不是民族平等，而是教育，是要用教育來解除回族的宗教迷信，來提高回族的知識文化。這就是大漢族主義的理論與政策。」「大漢族主義的壓迫政策，在文化上是漢化的文化教育。所謂漢化教育，就是為貫徹其民族壓迫政策，而從文化教育方面來抑制回族自己文化的提高與發展。它的內容就是：回族學習漢文、漢語與其他不適宜的課程，強迫他們入他們不願入的學校，沒有適合於他們的生活習慣設備的學校，強迫他們學漢民族的歷史文化而絲毫不得過問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至今看來，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對回族問題的這些精闢論述，仍具有實踐上和思想上的指導意義。
當時，回族在西北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針對這一點，《回回工作簡要手冊》（以下簡稱《手冊》）明確提出：「回回在西北的各方面均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他們在經濟上有著相當地位……在政治上回回統治階級則控制著兩省的政權和軍權，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講，回回在西北都掌握著很大的實力。」《手冊》還充分肯定了回族歷史上的英雄人物。
1940年l0月10日，《新中華報》的社論認為：「數百年來，回族長期受異民族壓迫並經過多次反對異族壓迫的鬥爭。它是富於團結性和鬥爭精神的一個民族。在回族歷史上，曾有馬明心、杜文秀……等出類拔萃的民族英雄。」「回回民族因為歷史的宗教的重要因素，而形成了民族的特點，比較突出的是他們的團結性、鬥爭性和犧牲精神。」
《手冊》還充分肯定了孫中山對回族的論斷，即：「回民在中國歷代所受壓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最強。」「回民向以勇敢不怕犧牲而著名於世，苟能喚起回民之覺悟，將使革命前途得絕大之保障。」「中國民族運動，非有回族之參加，難得最後之成功，打倒帝國主義工作，非有回族之整個結合，亦勢難完成也。」「延安五老」之一、我國著名的法學家謝覺哉曾經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回族確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回族的許多美德——即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所需要的。」「回族七百年的歷史，全是反抗與鬥爭的歷史。」
客觀地說，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時期對回族的種種認識，基本上反映了回族的真實面貌，這在當時大漢族主義思想十分嚴重，蔣介石不承認回族為一個民族，西北不少漢族地區禁止回民居住、禁止回民修建清真寺的歷史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是中國共產黨贏得回族人民信任的基礎。
其次，中國共產黨充分尊重回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並支持回族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這是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以及在民族地區做好其他工作的基本原則。
早在1936年5月25日，紅軍西徵前夕，我們黨就發表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指出：根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保護清真寺，保護阿訇；保護回文，發展回民的文化教育，辦回民的報紙，提高回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後來制定的《提綱》中也強調：「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發揚回族的美德，提倡抗日，保護清真寺，反對和禁止任何侮辱與輕視回族的言論行為。」在《提綱》中，中國共產黨還清醒地認識到：「回民之清真寺，不僅為禮拜講經之所，亦為其集會團結場合……回漢衝突多由壓迫及侵犯清真寺或其禮俗而起……故其風俗習慣亦應加以尊重。」
這種清醒的認識對我們黨從事民族宗教工作或在民族地區從事其他工作的領導幹部來講，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向第二屆邊區參議會報告與建議書》中提出：「回民在封齋其間，不論在部隊團體、學校，一律尊重其習慣、規則，使所有回民之起床、休息、飲食時間及時期長短與全國回民完全一致，而且儘量依其習俗，在此期間將夥食較素日改好，每星期五為回民禮拜之期，各機關、部隊、學校均予回民以去寺禮拜之方便。」「政府對強迫回民吃大葷者，以違法論。」陝甘寧邊區政府還制定了《回民的風俗習慣與主要應禁忌事項》、《我軍在回民地區應注意的事項》等小冊子，內容都敘述得很準確、仔細。
1940年10月7日，陝甘寧邊區在延安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並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儀式，毛澤東親筆題寫了「清真寺」三個字。自延安清真寺建立後，至1945年，在邊區政府的幫助下，陝甘寧邊區境內先後修建了8座清真寺。從1938年至1945年，邊區的回民聚居區陸續辦起了8所伊斯蘭小學、1所伊斯蘭公學。除此之外，在有需要的地方還設有識字班、冬學和夜學，教員很多是回民，並且請阿訇教念回文經典。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貫徹執行了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從而贏得了回族群眾的信任，使得邊區附近的回民紛紛遷往邊區境內居住，邊區內回民的數量迅速增長。
再次，中國共產黨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在西北建立「回回國」的陰謀，極力團結回族人民共同抗日。
為了擴張自身在西北的勢力範圍，從1941年開始，日本帝國主義就派化裝為回族的日本特務，在甘、寧、青、綏、晉各地活動，並提出了「尊崇回教」、「維護回教」、「提高回教」的口號。日軍侵華後，還成立了偽「中國回教青年團」，下設偽「中國回教青年團輔導員訓練所」和「回教圈研究會」，聲稱偽滿傀儡溥儀的兄嫂溥光夫妻「對回教極信仰，一切禮節及把齋，均遵從回教習慣」，宣傳「溥光殿下也是虔誠的回教徒」，以此來欺騙回族人民，企圖在西北建立「回回國」，然後再分而治之，為其侵略中國的野心服務。他們還以「共產主義反對宗教」為理由，要求回族人民積極「反共」，宣傳「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
面對當時的局勢，為了粉碎日寇的陰謀，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了「回族問題的重要性」，並在《提綱》中指出：「並不取消爭取回族的可能，我們能夠爭取回族青年知識分子和下層是無疑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有正確的政策，使回民認識並相信我們的政策。」1939年7月、8月，《新中華報》連續發表了長篇文章《日寇滅亡回回民族的陰謀》，以鐵的事實論述了日寇用心之險惡，回族人民團結抗日之重要：「如西安、桂林、鹽城等地莊嚴壯麗的清真寺被日寇轟炸，回民死傷枕藉的慘劇。在濟寧、德州等地，敵人強迫回民殺豕烹豕慰勞日軍不遂而血洗回民區的不可忍受的侮辱與慘痛。如瀋陽、長春兩地日偽為了建設市區，將回教公墓一萬數千墳墓全數掘發，骸骨暴露，堆積如山的殘忍情狀。」並指出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八路軍長徵時代進入西北回民地區，全體將士都厲行著對回族的三大禁條：禁止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葷，禁止毀壞回文經典。」還列舉了全國各地回族的許多「反日」活動：「各地清真寺為了抗戰的勝利，曾舉行伊斯蘭反侵略祈禱大會。各地回民又曾舉行盛大的抗日示威（如西安去年「一二·八」紀念日7千回民的示威）。」
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對回族貫徹執行了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因而深得邊區內外回族人民的擁護。一些「伊斯蘭青年學會」、「回民戰地服務團」等群眾團體和《月華》、《回教大眾》、《回教青年日報》等報刊也都強烈主張抗日，反對侵略。1936年10月22日，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以後又成立了一些回民自治鄉、自治區，組建了多支回民抗日遊擊隊，為驅逐日寇、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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