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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論持久戰》是關於以弱戰強的理論。毛澤東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中以弱戰強的經驗教訓，為寫作《論持久戰》奠定了其他人難以具備的認識基礎。系統研究敵後抗戰的遊擊戰，關係到能不能正確認識持久抗戰的一個關鍵支撐，毛澤東寫作《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解答了這個問題。只有洞察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地位的高手，才能寫出《論持久戰》。毛澤東能夠寫出《論持久戰》，也與他善於汲取古今中外以弱抗強的軍事智慧，善於集中中國共產黨內關於持久戰、遊擊戰的集體智慧有重要關聯。
[關鍵詞 ]毛澤東；論持久戰；抗日戰爭[中圖分類號 ] A841 [文獻標識碼 ] A
毛澤東從未自詡是第一個提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人。相反，他明確指出，持久戰是許多人共同的看法。他在《論持久戰》中就認為，「很多人都說持久戰」。問題在於，這許多人卻並不明了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甚至「臺兒莊勝利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應是『準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毛澤東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439、442 頁。）。這說明持久戰是全面抗戰爆發後全民族的抗戰方針，但由於存在著對「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認識不清、貫徹不力的問題，未能堅定有效地執行。毛澤東寫《論持久戰》，就是意在分析和解答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毛澤東為什麼能分析和解答這個問題，即毛澤東為什麼能寫出《論持久戰》？為什麼是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麼人？搞清楚這個問題無疑有重要意義。
一、搞清楚這個問題的意義
搞清楚毛澤東為什麼能寫出《論持久戰》，就可以十分明確地說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為什麼不是「抄襲蔣百裡的《國防論》和《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挖空心思抹殺毛澤東軍事思想代表作——《論持久戰》的創新性價值。他們以蔣百裡的《國防論》和《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在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在後為由，誣稱後者是「抄襲」。但是，只要將這三本書從內容上加以比照，「抄襲說」就會不攻自破。
《國防論》問世於全面抗戰前夕。書中認為，「中國國家的根本組織，不根據於貴族帝王，而根據於人民。中國國民的軍事天才，不發展於侵略霸佔，而發展於自衛」，「利用國民自衛心來保衛國家，沒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戰，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用處」。(陶菊隱：《蔣百裡傳》，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161、162 頁。)蔣百裡的這些看法無疑是正確的，對指導抗戰是有益的。毛澤東在寫《論持久戰》之前是否看過《國防論》？應該看過。因為1937 年12月28 日，毛澤東曾寫信給郭化若，要他研究戰略問題時看看蔣百裡的《國防論》。(參見《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4 頁。)同時，《論持久戰》和《國防論》都引用了嶽飛「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話。所以即使毛澤東沒有看過《國防論》，二人在重視嶽飛這句話，重視動員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抗戰方面，認識上也是相通的。然而《國防論》的主要內容是論國防而不是論持久戰，雖談到若干持久戰的觀點，但沒有也不可能系統論述為什麼要實行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更不可能論及持久戰中的遊擊戰問題。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出版於 1937年 11月。該書第 21頁至 26頁是郭沫若的文章，第27頁至 31頁是《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會工作綱要（草案）》，第 32頁至 50頁是張聞天的文章，第 51頁至 56頁是中共抗日十大綱領，第 57頁至 64頁是國外文章的翻譯稿，第 65頁至 68頁是史良的文章。只有第 1頁至 20頁約6000字是陳誠的作品，都是選自發表在《救國時報》上的宣傳文章。其中雖提到持久戰與消耗戰，但與毛澤東所深入論述的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完全無法相比。
搞清楚毛澤東為什麼能寫出《論持久戰》，也就可以搞清楚《論持久戰》能不能對蔣介石及國民黨軍將領產生影響和產生多大影響。
《論持久戰》是以弱戰強的理論，在以強對弱或以強對強時既無必要也無可能產生和運用這個理論。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領袖毛澤東能寫出《論持久戰》，有其深厚的歷史基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特別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直處於「敵軍圍困萬千重」的困境之中。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總結過去「山大王」朱聾子「會打圈兒」的經驗，形成了不與敵人硬拼，在與敵人兜圈子中尋機消滅敵人的做法，並逐漸創造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法。這裡已播下了持久戰理論的種子。贛南閩西時期，毛澤東寫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強調了信心的重要，也強調了積累力量、持久奮鬥的重要。在延安，毛澤東於1936年 12月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以弱戰強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系統總結；在寫作《論持久戰》之前寫出《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持久抗戰中敵後抗戰的作用和路
徑進行了系統研究。這兩本著作，為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奠定了重要基礎。
反觀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以強勢力量「圍剿」紅軍，總是希望以「圍剿」式的戰爭和戰役上的速戰速決取勝，不可能也無必要產生持久戰理論。
全面抗戰爆發後，由於日本是一個強國，中國是一個弱國，形勢發生了轉變，在思考如何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將領想到持久戰並以持久戰作為抗戰方針是很自然的。
至於蔣介石、白崇禧、陳誠、衛立煌等人是否受到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影響？學術界有爭論。程思遠的回憶錄肯定蔣介石等受到了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影響。（ 參見程思遠：《我的回憶》，華藝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1頁。）楊天石搜集資料寫出《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認為程思遠的回憶有誤，蔣介石等人在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方針時不可能受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影響。此後唐正芒等寫出《質疑與釋疑：關於〈論持久戰〉影響力之辯論》，認為楊天石的結論不能自圓其說。（參見唐正芒、周玉文：《質疑與釋疑：關於〈論持久戰〉影響力之辯論》，《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 19卷第 5期。）
如何認識這場爭論？還是應該循著毛澤東「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的思路去探討。
中國作為弱國，抵抗強國日本的侵略時，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只要不是亡國論者和速勝論者，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持久戰。這就是毛澤東說的「很多人都說持久戰」。由此，蔣介石的持久戰方針完全可以在沒有看到毛澤東《論持久戰》時產生。但是，由於歷史基礎和理論準備不同，蔣介石不可能形成毛澤東那樣的持久戰思想，也不可能寫出毛澤東那樣的《論持久戰》。由於歷史積怨，蔣介石看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可能會產生心理震憾，但決不會在語言和文字上表達出對《論持久戰》的讚賞。原因之一是《論持久戰》反覆闡明，
中國之所以能堅持持久戰是因為出現了進步的時代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49頁。）。國民黨的某些將領會公開讚賞《論持久戰》，但他們既實行不了全民抗戰的戰法，也實行不了敵後遊擊戰的戰法。
二、系統總結以弱戰強的經驗教訓
只有對以弱戰強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系統總結之後，才能寫出《論持久戰》。這個任務是毛澤東在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完成的。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毛澤東到陝北後寫成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也是自遵義會議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內主要領導人後發表的第一篇很有影響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闡明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初步闡發了持久抗日的思想。他指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的事業，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毛澤東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53、152頁。）這篇文章和瓦窯堡會議決議一起，為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
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之後，需要確立正確的軍事路線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服務。中國共產黨經歷的 15年革命戰爭，特別是 10年土地革命戰爭，是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進行的，而全面抗戰面臨的仍是敵強我弱的形勢。總結在敵強我弱形勢下進行的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對指導全面抗戰，無疑有重大意義。這就是毛澤東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起因。
下面，讓我們看看這篇文章與毛澤東為什麼能寫出《論持久戰》之間的聯繫。
第一章關於如何研究戰爭，主要論述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戰爭。毛澤東認為，研究戰爭要著眼其特點和發展。著眼其特點，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和特殊的革命戰爭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規律。著眼其發展，要依照歷史的發展、戰爭的發展，來研究戰爭的規律。這一章為《論持久戰》全篇的哲學觀奠定了基礎。
第二章關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主要論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闡明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是使中國革命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這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論析的中國不會亡國的進步時代觀的基礎。
第三章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主要論述中國革命戰爭的四個主要特點。毛澤東認為，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他指出，正是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但「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而且還有失敗的風險。他提出的要正確解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中，包括了「反對紅軍的遊擊主義，卻又承認紅軍的遊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等。（《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191頁。）這是毛澤東繼《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提出持久戰之後，進一步提出敵強我弱條件下中國革命戰爭需要的是「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這些認識為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根據的論析，即對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四個中日之間矛盾著的基本特點的論析奠定了基礎。
第四章關於「圍剿」和反「圍剿」，主要闡明土地革命戰爭的特點，即「圍剿」和反「圍剿」戰爭與攻防這兩種戰鬥形式的長期反覆。毛澤東指出，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和「1931年至 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由於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持久性，「不相信『圍剿』反覆這一規律」，採取了攻打大城市和與強敵進行戰略決戰的錯誤做法，造成了反「圍剿」的失敗，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195頁。） 這為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06頁。），從認識上奠定了決戰觀的基礎。
第五章關於戰略防禦，從九個方面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這一章約佔全文 2/3的篇幅。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戰略防禦是作戰中最複雜和最重要的問題。這種戰略防禦是積極的攻勢防禦，而不是消極的專守防禦。戰略防禦中的反「圍剿」必須作好充分準備。戰略退卻，是先退一步，後發制人，是戰略防禦的第一階段。退卻中要看一些條件，至少具備兩種以上，才能轉入反攻。當條件和形勢有利於我不利於敵時，就要以戰略決戰解決勝敗問題，這是戰略反攻階段的任務。反攻開始的第一仗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從戰略防禦中爭取勝利，戰役和戰鬥中集中優勢兵力是關鍵一招。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紅軍打的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運動戰；打的是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打的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殲滅戰。這一章所論的戰略上「以一當十」，戰術上「以十當一」，「人民的遊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手」等，為毛澤東思考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奠定了基礎。（《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225、227頁。）
總之，毛澤東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中以弱戰強的經驗教訓，為寫作《論持久戰》，為籌謀抗日戰爭中怎樣實現以弱戰強，奠定了其他人難以具備的認識基礎。據楊超回憶，毛澤東曾告訴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是姐妹篇，沒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寫不出《論持久戰》。（參見楊超：《思想的精華理論的高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之比較研究》，《毛澤東百周年紀念——全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62頁。）
三、系統研究敵後抗戰的遊擊戰
抗日戰場分為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正面戰場以國民黨軍為主，主要採取的是正規戰；敵後戰場以八路軍、新四軍為主，主要採取的是遊擊戰。敵後遊擊戰，是持久抗戰的一個關鍵支撐。系統研究敵後抗戰的遊擊戰，關係到怎樣正確認識持久戰和怎樣進行持久戰。解答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寫出《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完成的。
《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的寫作時間都是 1938年 5月。毛澤東究竟先寫出哪一篇呢？回答是：毛澤東先寫出《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理由有三：其一，毛澤東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時，把《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放在前面，把《論持久戰》放在後面，而選集所選文章的順序都是按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的先後編排的。其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在 1938年 5月以前已經有了初稿，修改定稿是在 1938年 5月完成。據王震回憶，1938年 1月，八路軍 120師在擴大部隊問題上內部有爭論。王震主張到閻錫山丟掉的地方發動群眾，收編國民黨軍潰散的隊伍。他找到的「理論根據」就是《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王震說：「我們就是要擴大部隊，那時毛主席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個草稿，已有這個思想了。」（《王震傳》（上），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00頁。）其三，從理論和實踐的邏輯看，沒有遊擊戰就沒有持久戰。大革命失敗後敵強我弱，黨開始領導武裝鬥爭時不知道打遊擊戰，在強敵面前屢屢失敗。從1928年 5月開始產生出遊擊戰十六字訣，局面才有了改觀。此後，「左」傾教條主義者放棄遊擊戰、運動戰，而採取正規戰、陣地戰，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遊擊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戰爭的看家本領，在敵強我弱的抗日戰爭中，一定能在與日軍的戰略相持中發揮關鍵作用。
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持久戰中的遊擊戰不只是戰術問題，還「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
考察」（《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405、406頁。）。文章指出，敵人佔地廣而兵力不足，使遊擊戰爭主要是在外線單獨作戰，由於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遊擊戰將是大規模的；戰爭的長期性，使根據地、向運動戰發展等與遊擊戰相關的問題將不斷發生。
毛澤東深入研究了抗日遊擊戰爭的六個具體戰略問題，指出「這六項，是全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07頁。）。
毛澤東從中國廣大人口在農村的特殊國情出發，認定只有把廣大農民發動和組織起來，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遊擊戰爭的威力，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1936年 7月 16日，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就說：「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45頁。）正因為中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抗日戰爭是農民的戰爭，所以毛澤東總是將「農民」兩個字牢記於心，並告誡全黨不要把這兩個字忘記了。農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戰爭形式是遊擊戰，所以毛澤東認為「遊擊戰爭」四個字，是制敵的錦囊妙計，是奪取抗戰勝利的一大法寶。他還指出，國內革命戰爭中積累的遊擊戰爭經驗，為持久抗戰中打好遊擊戰提供了認識基礎。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30頁。）
這篇文章對糾正抗戰初期黨內外存在的輕視遊擊戰爭的戰略作用，單純寄希望於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爭的錯誤認識，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指導和促進了抗日遊擊戰爭廣泛而迅猛的發展。認清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才能認清為何在持久戰的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階段中，遊擊戰都必不可少，特別是戰略相持階段中，遊擊戰是主要作戰形式。由此可以說，只有洞察抗日遊擊戰爭戰略地位的高手，才能寫出《論持久戰》。
四、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中汲取持久戰智慧
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上以弱抗強、以弱戰強、以弱勝強的理論和事件很多。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從這些理論和事件中汲取了智慧。這也是毛澤東能寫出《論持久戰》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酷愛讀書。全面抗戰爆發後，毛澤東重視向實踐學習，重視向書本學習，重視向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學習。
1960年 12月 25日，毛澤東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談話時說：「後來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13-114頁。）
《孫子兵法》是對毛澤東寫《論持久戰》影響很大的一本書。1936年 9月 10日，毛澤東連續寫了三封信，裡面都提到《孫子兵法》。（參見《訪袁德金——毛澤東和〈孫子兵法〉》，《話說毛澤東——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53頁。）10月 22日，他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劉鼎，提出「買一部《孫子兵法》來」（《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8頁。）。12月，他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有三處引用《孫子兵法》。《論持久戰》與《孫子兵法》更是有著深刻的思想聯繫。第一，《論持久戰》是對《孫子兵法》「兵貴勝，不貴久」思想的運用和發展。《孫子兵法》從強者進攻的角度強調兵貴神速。《論持久戰》從以弱抗強的角度論析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戰，在戰役和戰鬥上則要實行速決戰。第二，《論持久戰》是對《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思想的運用和發展。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不要看輕孫子說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182頁。)在《論持久戰》中，他指出，「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90頁。）。第三，《論持久戰》是對《孫子兵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思想的運用和發展。「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即是用計算的結果作比較，以索得實情。《論持久戰》是對中日雙方的力量進行詳細地計算、比較後，才作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的預言。對戰役和戰鬥而言，要求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
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也給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以一定的影響。早在 1937年 12月 28日，毛澤東就讓郭化若找《戰爭論》看看。《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的讀書日記，記載了毛澤東 1938年 3月 18日至 4月 1日讀這本書的若干情況。（參見《毛澤東哲學批註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 282-283頁。）在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戰爭的目的、集中兵力等方面，毛澤東都從《戰爭論》中汲取了智慧。對克勞塞維茨戰爭蓋然性的觀點，毛澤東一方面承認戰爭現象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另一方面指出「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90頁。）。
此外，毛澤東還看了日本人寫的《戰鬥綱要》，看了劉伯承譯的《聯合兵種》，看了「戰鬥條例」。（ 參見夏徵難：《毛澤東研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新詮》，《黨的文獻》2006年第 2期。）據蕭勁光和莫文驊回憶，毛澤東也看了《戰役問題》《論內外線作戰》等。蕭勁光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天，毛主席踱著方步來到了我的窯洞，對我說，聽說你這兒藏了『寶貝』，給我看看怎麼樣？我一時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麼？當他說出是我的《戰役問題》和《戰鬥條令》兩本軍事書時，我當時還真有些捨不得給他」，「毛主席看著我那十分不情願的樣子，又說，他借去看看，看完後一定還給我。這兩本書就這樣『借』給了毛主席」。（《蕭勁光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43頁。）《論內外線作戰》這本書，毛澤東是在莫文驊那裡得到的。莫文驊回憶：「那時，毛主席正繼續研究戰略問題。有一天，我到他那裡匯報工作時，順便說，我有一本日本人寫的《論內外線作戰》的小冊子，看了，覺得還好。我的話還沒說完，他即插話說：『借我看看』。」（莫文驊：《緬懷老戰友郭化若同志》， 郭化若紀念文集編委會編《一代儒將：郭化若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8頁。）
毛澤東寫《論持久戰》不僅閱讀和參考了一些書籍，還系統總結了中外戰史上以弱抗強的經驗。
在先秦的許多重大戰役中，毛澤東重視從齊魯長勺之戰、晉楚城濮之戰、齊國圍魏救趙之戰中汲取智慧。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結合齊魯長勺之戰指出，魯國能夠以弱勝強，就在於「採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203頁。）。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以弱戰強時，不能搞拼命主義，要誘敵深入，在敵人疲勞和不意時打擊敵人。他在《論持久戰》中列舉了晉楚城濮之戰，證明主觀指導正確，以退為進，是能以弱勝強。對公元前 353年孫臏任軍師的圍魏救趙之戰，毛澤東一直重視將其原則運用到敵強我弱形勢下的作戰中。他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結合抗日遊擊戰爭對這種戰法作了介紹。他在《論持久戰》中介紹的聲東擊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法則是對圍魏救趙法的活學活用。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中還列舉了楚漢成皋之戰等兩漢三國時期以弱勝強的戰例，說明主觀指導正確，弱軍可以打敗強軍。
毛澤東眼中的拿破崙是軍事史上有得也有失的軍事家。他重視從拿破崙的成功處汲取智慧，也重視從拿破崙的失誤中汲取教訓。《論持久戰》中兩次寫到拿破崙。第一次是把拿破崙和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內戰一起作為以弱勝強的代表寫的。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91頁。）第二次是把拿破崙作為以強攻弱而遭到失敗的代表寫的。1812年，拿破崙以50萬大軍進攻俄國。俄軍放棄並焚毀莫斯科，陷拿破崙軍於凍餓困苦、後路被切斷的絕境，
最後拿破崙軍僅剩兩萬餘人逃走。由此，毛澤東分析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時，認為在戰略防禦和戰略相持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除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的決戰外，「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幹」。他寫道：「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幹。」（《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507頁。）
五、集中中國共產黨關於持久戰的集體智慧
毛澤東所以能寫出《論持久戰》，也與他集中了中國共產黨集體中許多成員的持久戰智慧密不可分。
朱德和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集體中，對毛澤東形成持久戰理論作出重大貢獻的兩位重要軍事領導人。
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離不開遊擊戰理論。朱德和周恩來對遊擊戰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朱德和毛澤東是率領紅軍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開展遊擊戰爭的默契搭檔。毛澤東上井岡山後總結朱聾子「打圈兒」的經驗，開始形成避實擊虛、賺錢就來、蝕本不幹的戰法。朱毛井岡山會師後，朱德強調聲東擊西的打法，為遊擊戰法增添了新內容。這之後，1928年 5月，毛澤東總結出「十六字訣」的遊擊戰法。他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毛澤東選集》第 1卷，第 204頁。）從時間節點看，朱德上井岡山後打破江西敵人三次「會剿」的軍事指揮，應該對十六字訣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周恩來是黨的六大前後中共中央軍事上的主要領導人。他在黨的六大作軍事報告研究布置武裝鬥爭時，提出「農民武裝應儘量達到和遊擊戰爭相配合」。他在中央主持軍事工作時，指示「紅軍應該是採取經常遊擊的政策，若停留在一個地區，或企圖固守一個地帶，求其繼續存在，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於失敗」。
他和朱德領導第四次反「圍剿」，採取的辦法之一就是「運用廣大的遊擊隊，實行四面八方之擾敵、截敵、襲敵與斷絕交通等等動作，以疲勞與分散敵人力量」。（《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56、94、179頁。）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朱德已經開始思考怎樣進行抗日遊擊戰爭。他認為遊擊戰爭將在未來的抗日戰爭中起重要作用，號召紅軍學習遊擊戰術對付敵人，要求中央黨校和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準備訓練一些會打遊擊戰的幹部。（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第 641頁。）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朱德明確將遊擊戰作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之一。在山西前線，他更是從戰略高度認識和部署八路軍對日遊擊戰爭，並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在此基礎上，朱德完成了他的重要軍事著作《論抗日遊擊戰爭》。他認為抗日遊擊戰爭能夠部分地恢復國家領土和維繫失地的人心；能夠使日寇無法從佔領區取得人力和資財的補充；能夠配合正規軍作戰；能夠為正規軍創造優良的後備軍和新的兵團。朱德依據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五個條件分析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還分析研究了抗日遊擊隊的戰術。（參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30-68頁。）
周恩來和彭德懷在山西部署八路軍作戰時，提出「作戰方針為遊擊運動戰，避免固守，在有利條件下，應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1938年初，周恩來在武漢回答記者提問時，結合抗日戰爭的新特點專門闡述了什麼是遊擊戰。他說：遊擊戰就是「在不固定的戰線上，進行襲擊、擾擊、截擊和破壞的戰鬥，以達到吸引、牽制、分散、迷惑、遲滯、擾亂、疲憊、削弱和打擊敵人的目的」，「這種作用，在敵人佔領或深入我國領土的時候，特別容易發揮功效」。他認為遊擊戰術最妙的十六字訣，在對付日寇時，如襲擊汽車、飛機場，破壞鐵路，擾亂敵人駐地等等，有些新發展。（《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9-20、107頁。）
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離不開人民戰爭理論。朱德和周恩來對人民戰爭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朱德明確指出遊擊抗戰就是依靠人民抗戰，最要緊的是要爭取最大多數群眾。他對前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學者彼森說：「只有群眾性的人民抗戰才能打贏這場戰爭。」全面抗戰爆發後，朱德奔赴山西，提出華北敵後抗戰，就是要爭取群眾工作，首先爭取華北這一萬萬人。（參見《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401頁。）他將抗日遊擊戰爭定義為「抗日的大眾戰、民兵戰」，指出「抗日遊擊隊有了群眾依託才能生存和長大」。（《朱德選集》，第30、41頁。）
周恩來主持中央軍事工作時指示蘇區，「遊擊戰爭最重要的是要有組織性，要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繫」（《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1卷，第 76頁。）。全面抗戰開始後，周恩來反覆強調民眾支持抗戰是持久抗戰的基本條件。他指出：「日寇侵略中國，不論他怎樣欺騙利誘，只能收買少數漢奸，大多數人民的財產是遭蹂躪的。故民眾的反抗，是持久戰的最主要的條件。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2卷，第 67頁。）
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的一個核心觀點是，抗日戰爭是戰略上的持久戰與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的統一。朱德和周恩來也為這個核心觀點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朱德就指出，抗日戰爭的時間必定會很長，戰線必定會很寬。全面抗戰爆發後，他指出，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禦戰，在戰術上則應採取攻勢。他總結平型關戰鬥的經驗時就指出：「在戰略上，我們打的是持久戰，消耗敵人的戰鬥力量和補給。在戰術上，我們打的是速決戰。」（《朱德傳》，第392、398、413-414頁。）
周恩來自全面抗戰開始後就不斷指出「對日抗戰是持久性的戰爭」，並闡述了為什麼能進行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上海、太原失陷後，他在《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中特別強調華北持久戰的中心地位。那麼，華北抗戰能不能持久呢？周恩來不僅從敵人兵力不足，從地形、氣候、民眾、統一戰線等條件，論述了華北能持久抗戰，而且強調八路軍是推動和領導華北持久抗戰的重要因素，因為八路軍「有著長期運動戰及遊擊戰的素養」。他還從軍隊的改造、開放政權等方面探討了怎樣實現華北持久戰。1938年初，周恩來撰寫了《怎樣進行持久抗戰？》，在總結抗戰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發展敵人佔領地區的廣大遊擊戰爭等八個方面研究了持久抗戰的辦法。（《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2卷，第79、66、67頁。）
除朱德和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內對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形成產生影響的還有許多將領和軍事理論研究者。毛澤東在寫《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前，曾與蕭勁光、羅瑞卿、劉亞樓、郭化若等一起討論研究抗日遊擊戰爭問題。蕭勁光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寫了一個《遊擊戰爭指導要領》的提綱，其中有些觀點「被毛主席部分地採用了」（《蕭勁光回憶錄》，第 144頁。）。據郭化若回憶，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寫信給他，其中寫道：「請你對軍事教育作我的顧問（先生），因為你懂得這項，而我是不懂得的」。1938年 1月，郭化若寫出《抗日遊擊戰爭戰術的基本方針》，論述了遊擊戰爭的兩條基本原則：一條是群眾性。遊擊戰爭是群眾性的特殊形式的戰爭，它需要廣泛發動群眾。另一條基本原則，就是軍事上的主動、靈活與積極。（《郭化若回憶錄》，第125、135-136頁。） 無疑，這本書對毛澤東寫作《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也有一定的幫助。
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引，有對人民覺醒了的時代的信心，有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作基礎，有十多年以弱抗強的遊擊戰爭的歷練，並善於總結經驗和汲取古今中外以弱抗強的智慧，這就是毛澤東能寫出《論持久戰》的原因。《論持久戰》不僅是一本非凡的政治和軍事著作，而且還反映出毛澤東為什麼「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奧秘所在。
﹝作者曹應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北京 100017 ﹞
原載：《黨的文獻》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