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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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裡克·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的《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談不上是一本名著，在當今中國思想界追新崇奇、膜拜經典的時風下，「理想國」決定把這本或許早就被人遺忘的舊作重新編譯刊出，在我看來，確實是切中肯綮，獨具慧眼。
時下的中國讀書界，不缺西方經典之迻譯，更不缺中西傳統之張揚，在經歷了數十年的西學譯介和現代性鼓蕩之後，似乎某種標以「經典」的傳統疏義成為今日學人的時尚，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不過，經典也好，傳統也罷，它們的真正意涵究竟是什麼，時至今日也並沒有得到清晰明確的界定。某些人所開列的「經典書目」其實不過是依照他們的褊狹標準而釐定出來的，並未得到中西學界的共識。
例如，施特勞斯視野下的西方政治思想之經典，即便在西方學界也屬一孔之見，以此來臚列中學更是掛一漏萬，至於各種各樣的保守主義，諸如大陸新近崛起的政治儒學，他們所賡續的周孔傳統與今日的世界政治如何融匯交通，其路徑也是使人疑竇重重。
在如此紛擾不定的吵嚷學風下，「理想國」重刊這本雖非經典但卻切中時弊的小冊子，無疑是恰逢其時，該書通過穿越厚重歷史的減法原則，勾勒出一個古今自由主義演變的簡圖，有助於我們認知什麼是西方的自由傳統以及這個自由主義傳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說到歷史傳統，它們並非都是可圈可點的，在經歷了啟蒙思想的洗禮之後，不管願意與否，對於傳統都有一個重新估量的問題，中國學界如此，西方學界也是如此。
沃特金斯的這本小冊子也是在這樣一個基調下寫出來的，它從一個層面印證了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即這本關於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論述，其要義不是僅就歷史來談歷史，而是圍繞著一個當時的時代主題——自由主義的興衰來談歷史。
沃特金斯試圖通過他的研究為當時處於頹勢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歷史證成，正像該書的副標題所顯示的——「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他把自由主義的歷史淵源從近代延伸到了古代，進而全面展示了這一政治傳統兩千年來的發展歷程。
《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寫於二戰時期（1948年初版），當時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等各種所謂的先進思潮廣被青睞，自由主義處於頹勢，自由社會面臨深重危機，因此如何捍衛自由傳統就成為關係文明世界生死存亡的大事。
時任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的沃特金斯有感於此，遂深入西方歷史傳統之堂奧，梳理自由主義的生發過程，由繁至簡，厚積薄發，最終得出簡明的結論：
自由主義是從西方源遠流長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生長起來的，西方的政治傳統已深深地和現代自由主義嵌合在一起，自由主義如果無法生存下去，實無異說西方的政治傳統也宣告結束。
作者在書中所探討的自由主義政治傳統，不是一般哲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這種有關自由的道德哲學曾經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思想史中佔據主流，沃特金斯對此雖無疑義但並沒有給予過多關注，他集中處理的是政治與法律層面的自由主義，即關涉社會秩序與制度實踐的自由主義。
為此他把自由主義的核心界定為「法律下的自由」，並以此考辨古今歷史的社會演變，尋找自由主義的根系，追溯自由與秩序的演進機制，講述歷史上的自由主義是怎樣戰勝它的各種敵人，進而一次次扭轉劣勢取得成功的。
由此可見，沃特金斯的這本《西方政治傳統》是一種有關自由主義的歷史重估，是在二戰陰霾氛圍中的對於自由傳統的一次重新定位，其現實語境下的時代危機感歷歷可鑑。
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同時期的另外一個人和一本小冊子，那就是哈耶克與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同樣有著他的時代關切，他也深感自由社會處於危急關頭，自由主義為種種面目全非的思想說辭所扭曲，因此他要起而捍衛自由的經濟秩序，揭露各種基於計劃經濟的國家規劃、福利工程無異是走向奴役之路。
從經濟事務的內在邏輯駁斥計劃經濟的謬誤，重申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哈耶克當時的理論訴求，這與沃特金斯從歷史傳統中挖掘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資源，探索法律下的自由之發展演進，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沃特金斯的這本《西方政治傳統》足以使我們重新梳理西方政治思想的歷史傳統，把握自由主義的觀念、制度與時代變遷的互動關係，進而確立自由傳統在歷史維度上的坐標性地位。
也就是說，所謂的歷史傳統，在今天看來，並非所有歷史中出現的陳跡舊章都可以歸屬其名下，而是富有競爭力的活下來的歷史內容才匹配其意，名實相副。
尤其就政治領域，誠如沃特金斯所言，自由主義的源遠流長之所觸及的歷史，或富有生命力的歷史政治內容，才真正稱得上政治傳統，那些業已死去的歷史，就很難說是真正的政治傳統。
固然，西方數千年的歷史長河包含著無盡的內容，思想觀念、典章制度和社會倫常等諸多方面可謂五色斑斕、不可勝數，但作為這個歷史故事的主流或底座，只能是自由主義的競爭、吸納與發展，這個具有坐標性質的自由主義才是歷史進程中的砥柱中流。
當然，這本小冊子對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寬泛而非狹義的，它所處理的是一種綜合性的開放的自由主義，甚至在作者的眼裡，那些在「自由主義」這個詞（或意識形態化的自由主義）生成之前的很多法政思想與制度，都是他的自由主義理路所要考察的內容，並且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源與流。
也正是因為此，就使得沃特金斯的視野較為開闊，沒有受制於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各派論爭的羈絆，而是在主題上兼容並蓄，以法律與自由的關係為核心立論基礎，有意放棄哲學思想層面的言辭之辨。
不再糾纏於道德哲學的有關自由主義與非自由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內部的左和右之間的複雜辯駁，而是從社會歷史的演進中把握自由價值與法律制度的交互關係，在自由主義與其不同歷史時期的對立者的競爭中，挖掘與把握自由主義生長與發展的大勢及其原因。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沃特金斯不像某些自由派學者那樣以思想立場先行，對歷史中的各種非或反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制度機制予以批駁，在批判中確立自由主義的正當價值。
他的寫作風格是經驗主義的，善於在歷史不同階段的思想觀念與社會制度的鋪陳、勾勒與分析中，遵循政治經驗的歷史演進邏輯，把自由主義的強有力的生成、競爭和發展一步步地推出來，並論證其所以成為正道的理據以及歷史的某種必然性。
自由的制度之所以能夠歷經數千年而不倒，並不是靠若干學說就做到的，而是通過歷史的風浪，在與各種不同的制度競爭中逐漸勝出的，且這個勝出不是故步自封，而是開放性的，在競爭中不斷吸取其他制度與觀念的有益滋養而逐漸蔚為壯觀。
自由的政治制度是一條大河，只有吸納百川才能成其為坐標性的地位，故《西方政治傳統》就無意在自由主義的某些細枝末節問題上多做糾纏，而是取其大勢，探源溯流，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社會潮流的起伏跌宕中，把握自由制度蓄勢待發的生機。
細緻檢點一下，沃特金斯大致梳理了三個時間節點上的與自由主義交集的諸多重大問題，並指向作者身處的時代境況，即二戰時期的自由主義的前途與命運。
在我看來，書中展示的這三個歷史時期的自由主義問題之論述，都有一些閃光的亮點，尤其是在作者預定的「法律下的自由」這個歷史主題結構之下，猶若吉光片羽，踏雪飛鴻，格外引人矚目。
我們先看第一個時期，即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政治時期，在一般自由主義的主流論述中，這個時期的政治制度與思想家們的理論主張，自由主義的色彩是極為薄弱的。
尤其是關於個人權利的制度保障方面，在西方古典城邦時期幾乎接近空白，貢斯當關於「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著名論斷已經成為政治學界的常識。
但沃特金斯並沒有全部接受這種狹義自由主義的政治觀，也不爭辯古代直接民主制對於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偏離，而是緊緊抓住法治這個要點，在法治與自由的關係問題上，率先確立了自由政治傳統的癥結點。
在他看來，古典社會固然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但卻為自由制度的確立奠定了法治的基礎，沒有法治，沒有法律下的自由，自由主義就成為無源之水，整個西方的自由主義也就無所憑依，失去了歷史傳統的主脈。
因此，沃特金斯要與各種保守主義思想理論爭奪歷史的資源，為自由主義贏得歷史的主流地位，通過他對於自由主義核心的重新定位，即把法律下的自由視為自由主義政治的中心議題，並由此考察古典法治制度的得與失，就把自由主義的歷史傳統溯及兩千年前的古典社會。
法治或「法律下的自由」，作為自由主義思想理論與制度設施的源頭，早在古代的希臘羅馬社會就業已確立起來，從古典時代經歷漫長的中世紀以及封建制到現代民主社會的演變，自由主義的制度建設和思想發展均脫離不開「法律下的自由」或法治主義這條源遠流長的主線。
在今天看來，沃特金斯的這個努力無疑顯得格外珍貴，因為隨著諸如施特勞斯、共和主義和社群主義的相繼興起與推波助瀾，自由主義不斷受到左和右的各種思想理論的擠壓，自由主義要在古典政治中確立自己的話語權，把自由的價值與制度與古典政治接榫起來，而不是僅僅把自由主義與諾曼徵服和大憲章以及封建主義相關聯，《西方政治傳統》顯然開闢了一條大可拓展的道路。
第二個歷史時期是啟蒙運動前後數百年西方政治思想與制度轉型，這是沃特金斯在書中著重考察的要點，也是這本書的主體內容。對於這個從基督教世俗化開始，經過教會改革、啟蒙運動以及英國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而進入現代早期的憲政民主制度的漫長歷史時期，沃特金斯給予了特別的關注與分析，他的論述方式也在此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
這個時間窗口是西方政治史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制度構建，無論是人物事跡還是宏圖偉業，都是前所未有的，所謂古今之變的歷史大轉型，其經緯韜略盡在於此。
所以，如何處理這段歷史敘事，不僅是政治史而且也是思想史的一大難點。沃特金斯面對如此紛繁複雜的思想辨析與制度變遷，並沒有固執於一家一派之深度理路，而是能夠兼容並包，抓住法政制度以及社會階級的生成變異，以法律下的自由為最終標準而審視政治之道，這樣就大致把自由主義在這個歷史時期的脈動梳理清楚了。
他所要表達的是這樣一個結論，即儘管自由主義政治並不是從一開始就佔據啟蒙運動時期的主導地位，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以及基本制度在與諸多對手的對壘中，逐漸勝出，並且開花結果。
他進一步指出，這個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蘊含在這個歷史時期的發軔之際，並在與基督教世俗主義、國家主義、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等競爭與對壘中被激發出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由主義總是能夠在各種社會勢力的衰退中不斷勝出。揭示這一點是沃特金斯的一個洞見，也是本書特別耐讀的地方所在。
例如，關於盧梭的普遍意志的問題，關於保守主義的興衰問題，關於自由憲政主義的制度構建問題，或許在某些純正的自由主義理論家看來，沃特金斯把一些不屬於自由主義的東西硬塞給了自由主義：
把盧梭的「公意」視為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理念，這就使得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多少有些合流，把保守主義的邁斯特、黑格爾也視為自由主義的一個先驅，這樣就把封建等級制以及國家主義的內容塞給了自由主義，等等，這些指責如果就自由主義的規範性和自由憲政體制的理想性來說，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應該指出，沃特金斯處理的不是規範理論，而是歷史中的政治傳統問題。傳統不是規範，而是規範生成的土壤，自由主義不可能從規範的理想中一步成型，而是在現實的歷史演進中，在理論與制度的實踐中經驗性地逐漸形成。
因此，對於自由主義賴以樹立起來的社會階級力量，對於左和右的各種思想理論以及它們的社會基礎，都需要有一種經驗主義的觀察與分析方法，尤其是善於從中挖掘它們形成與嬗變的邏輯脈絡，找到自由主義在其中得以擴展的空間。
《西方政治傳統》最精彩的地方也正在於此，沃特金斯善於捕捉各種與自由主義相互對壘的對手的內在邏輯，從世俗化的基督教與君主權力的二元分治中，挖掘它們雙方各自稟有的自由主義憲政制度的雛形，從保守主義的反彈中發現破除激進主義革命以及極權結構的自由價值的新增長點，從普遍意志的理想訴求中糾正以功利為標準的實證主義政治學與法學之偏頗。
所有這些對關涉自由主義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微妙處理，都顯示出沃特金斯的寫作手法是非常老道的，他總是能夠結合這個特別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基調，恰到好處地把要表達的觀點娓娓道出，不再繼續就任何一個思想論題追根溯源，而是儘可能把餘味留給讀者深思。
第三個歷史時期便是逼近作者處身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變革時期。這個時期也是值得關注的，因為它與當代的制度演變和思想變遷有著某種密切的相關性，雖然作者寫作的年代與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相差半個世紀。
但二戰、冷戰以及全球化浪潮，尤其是新近中國的崛起、伊斯蘭問題的凸顯和文明之間的衝突等，這些重大的國際政治與法律、文化與社會、經濟與貿易問題均觸及自由主義的核心要義，也就是說，當今問題的種子已經深埋在上個世紀的初葉，它們並沒有翻過去，有必要我們認真對待。
沃特金斯帶著很深的憂慮考察了這個時期的社會巨變，例如，殖民主義所孕育出來的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挑起的國家社會主義和種族主義，以及獨裁專政與極權主義的勾連，等等。
這些反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體制之所以在這個時期層出不窮地湧現，除了西方社會的階級鬥爭以及民族國家的衝突已經進入到一個世界性範圍之外，更為關鍵的是自由主義還沒有形成一種足以與此抗衡的世界性的政治與法律意義上的自由體制。
沃特金斯隱含地警告說，如果自由主義還是固守於啟蒙時期的民族國家的自由憲政構建，而放棄了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民主體制以及公民社會的世界性推進，那麼主權在民的自由理想就很可能會被各種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更響亮目標——諸如雅利安種族優越論、蘇聯共產主義暢想等——所扭曲和顛覆。
當然，沃特金斯並不是直面那個時期的政治問題，而是把它們放在西方兩千年政治傳統的脈絡下予以關照，在他眼裡，儘管當時的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面臨著種種困難，可謂危機重重，但通過歷史的梳理，他仍然發現了自由主義得以轉危為安的制度與機運，那就是自由主義稟有一個強大的政治傳統，有一套基於法治的自由制度構建。
這個自由體制在過往的歷史長河中雖然也曾面臨疾風駭浪，但均沒有折戟沉沙，為歷史洪流所淘汰。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由主義是幸運的，這不僅在於它賡續傳繼的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富有生命力的政治傳統，而且還在於它善於兼容並蓄，總是能夠在各路對手的夾擊下化敵為友，而不是製造敵人，這與其說是一種審慎的理性選擇，不如說是一種自由政治的能力。
為什麼伴隨著歷史的烽煙，其他各種思想意識形態和制度陳設都盛極而衰或湮沒無聞了，唯獨自由主義的自由體制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主要一個原因便在於自由主義能夠在妥協與商談中把握制度中的活力機制，講道理與講法治，而不是服膺暴力，這才是自由政治之精髓。
沃特金斯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談到「自由主義的前途」，他當時的思考主要是來自二戰的痛苦感受，因此，他把自由主義的和平訴求寄託於一個基於自由和理性的國際秩序的重建和未來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在此他對於極權主義的國家專政和民族主義的激進紛爭抱有極大的警覺，而對中國儒家的德治教化以及法家的法制給予了某種理想化的投射。
《西方政治傳統》從出版到今天，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世界秩序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伴隨著冷戰結束後的溫情時刻（所謂「歷史的終結」）之後，而今似乎又逐漸步入新的寒冬（伊斯蘭恐怖事件的興起）；與此相應，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在經歷了激蕩的三十年之後，國進民退，熱潮已過，又儼然步入一種弔詭的新常態。
在這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世界在變化，中國在變化，自由主義也在變化。今天我們重新拾起沃特金斯這本有關自由主義興衰的《西方政治傳統》，回望過往歲月的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眺望未來的新的地平線和埋藏於其中的巨大的不確定，它究竟能夠給我們帶來什麼呢？
我覺得這本尚未過時的小冊子，至少在兩個方面給我們帶來富有助益的啟發。
第一，沃特金斯梳理了一條簡明的自由主義的政治歷史傳統，有益於我們把握自由主義的源與流，矯正那種把自由主義僅僅視為一種「薄」的規範性理論的偏見。
通過此書，我們看到，自由主義其實是很「厚」的，這裡的薄與厚，並不是知識論意義上的，也不是規範論意義上的，而是歷史演進論的，是融匯法政制度於其中的自由主義。
也就是說，自由主義並不單純僅是規範價值，而是在歷史演變中生成的規範主義，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制度其來有自，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的古典政制。
自由主義的生命力來自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競爭，在現代早期的關鍵時刻，自由主義在與各種專制制度和封建思想的鬥爭中，在與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競爭中，直至二十世紀前後，在與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競爭中，一輪又一輪地逐漸勝出，從而使得這個政治理論及其實踐富有生命力地存續下來，這也正是其根深葉茂之所在。
自由主義的厚，根子在制度，在傳統，在源流，而不在於教條和框框。因此，不同國家的自由主義如果要發展壯大，同樣應該破除教條主義，接續人類共同的傳統，在與各種制度陳設和思想論爭中通過和平的競爭而生長與發展。
尤其是處於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自由主義更是沒有西方東方之別，它是普世主義的，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就如此，今天那種以地域分割制度與思想的故步自封，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啻為痴人說夢。
第二，自由主義的核心要義在「法律下的自由」，這是沃特金斯總結兩千年自由主義政治傳統所得出的基本觀點，我認為他的概括簡單明了，一語中的，道出了自由主義的精髓。
我們知道，隨著自由主義的壯大，晚近以來，各種自由主義的附屬物逐漸衍生，平等、民主、憲政、法治，甚至基督教、儒家、社會主義以及福利國家等，都與自由主義休戚相關起來，由此產生了基督教的自由主義、儒家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以及民主自由主義，憲政自由主義和國家自由主義，等等，不一而足。
這種情況從一個方面來看當然是件好事，說明自由主義的兼容並蓄、化敵為友的綜合能力，與時俱進，自由主義是不斷發展的，是能夠與不同的思想與制度相互融合併積極予以吸納的。
但是，就像大江大河畢竟源流有別，自由主義也有自己的內在經緯，不能主次顛倒。沃特金斯這本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歷史考察，最大的理論貢獻是突出了自由的首要的地位，把法律下的自由、即法治憲政視為自由主義的根本點，在此之下才有民主政治、平等公正、福利國家、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儒家社會、基督教世俗化等諸多與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的問題，因此，自由的法治體制才是自由主義的重中之重。
我覺得上述兩點在中國當今的語境下顯得尤其關鍵，說到傳統，我們要辨析的是何種傳統，說到自由，我們要訴求的是何種自由。
在紛紛攘攘的當下思想界，關於傳統與自由，存在著諸多的誤讀，沃特金斯的這本小冊子能夠重新出版，對於釐清一些簡單而基本的問題，當然是不無裨益的。
（本文原標題《自由政治傳統的源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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