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黃岡人，他自稱「後五四時代」 （post?May?fourthian） 人，是上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獨行不見容於世的悲劇思想者。
殷海光早年即對邏輯與哲學深深著迷，高中二年級十七歲時即翻譯了《邏輯基本》一書。1937年「七七」事變後，殷海光於次年進入昆明西南聯大就讀，師從金嶽霖，1949年到臺灣，在臺大哲學系任講師，幾年之後升任教授。殷海光演講邏輯透徹，廣博清晰，激情洋溢，賦予魅力，以至他在臺大的演講總是擠滿了聽眾。學生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不但有學問，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時待人又非常熱誠坦白」。自此，臺大哲學系遂成為中國自由主義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重鎮，他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青年最崇拜的精神領袖、抗暴旗手、民主鬥士、啟蒙大師，哺育了一批英才，對臺灣的思想變遷乃至社會、政治變遷都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
1949年11月，殷海光與胡適、雷震等人在臺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誌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不在臺灣，雷震以負責行政事務為主，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矚目。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雜誌導航，使該雜誌聲望日隆。在這段時期，殷海光對於現實政治極為不滿，不斷與國民黨威權政治發生激烈的言論衝突。在雷震因組黨被捕、《自由中國》被查封的「雷震案」爆發不久，為減輕其發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謂「罪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大義凜然，共同承擔言論責任，在黑雲壓城的危急時刻，凸現了他的嶙峋風骨與道德勇氣。
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的理解最初是從邏輯實證主義切入的。在求學於金嶽霖期間，他對數理邏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理論下過相當大的功夫。因此，對於羅素一脈的自由主義曾經相當服膺。同時，他以五四的傳人自詡，也曾是反傳統主義的中堅人物。這是他大半生信奉的思想主軸。但是這一思想傾向，在其晚年，有了一些轉變。他在回答他人自己何以致此時說：「人的思想是有階段的，而且是會轉變的。我之所以轉而喜歡中國文化，有四個原因：（一）從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國文化對於生命層域的透視，對於人生活動的安排，我漸漸地有較深的認識；（二）從生活的經驗中體會出來的：回味以前的鄉居生活，這種生活給人帶來清新、寧靜、幽美、安然、自在--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應過的生活，這種生活是產生中國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Parsons等人影響；（四）最近受了張灝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對於中國文化的一番思考。」（《春蠶吐絲》，陳鼓應編，增訂版，頁86） 殷海光臨終前，東海大學的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後來甚至在信中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一自白，呈現出殷海光為人的坦蕩胸懷以及服膺真理的氣度。
殷海光對於中國自由事業的影響，與其說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如說更重要是在其人格風範和道德勇氣上。他的政論發言權被剝奪，專書被禁，出國權利遭褫奪，但他的凜凜風骨，他的悲劇抗爭，他的責任擔當，他的滿腔熱誠，使他在臺灣成為自由主義的殉道者和理想標杆。
二、
在某種意義上，殷海光與徐復觀之間的戲劇性關係，象徵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價值（特別是儒學）之間的分分合合的戲劇性關係。
由於自我認同為五四傳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胡適、魯迅等人一樣，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是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但是，離開了書本，殷海光通過自己一生的經歷，深切體驗到：「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他指出，中國版的自由主義與西方原版的自由主義不可能一樣。像西方自由主義者那樣的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真是少之又少。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至少必須具有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有不盲從權威的見解及不依附任何勢力集體的氣象。他批評胡適本人及胡適以降的知識份子，思想根基淺薄，心智麻木，失去了獨立思考的判斷力，缺乏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和批判精神。殷先生為什麼要對賦有浩然之氣孟子倍加讚揚，原因即在於此。殷海光晚年愈來愈認定：孔仁孟義所代表的道德價值，是傳統儒學與自由主義重要的相契之點。所謂中國自由主義者如殷先生舉出的嚴復、譚嗣同、梁啓超、吳虞、胡適、吳稚輝等，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乃在於他們得了資源匱乏症。
殷海光晚年思想轉向最重大的意義，是啟發後人思考自由主義與傳統思想資源的關係問題。他說：「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的深思。」這雖是他在臨終前正式提出的，然而關於類似問題的反思，我們亦可追溯到1965年。殷先生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批評五四以來影響甚巨、附和甚眾的陳獨秀的議論--「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殷先生說，類似影響大的言論不一定正確。「一種言論如因合於一時一地的情緒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謂'時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麼錯誤的機會可能更多。這類'時代精神'式的言論，等到時過境遷，回顧起來，加以檢討或分析，往往發現是'時代的錯誤'。「我現在要問：如果說必欲倒孔才能實現民主，那麼西方國邦必須掃滅基督教才能實現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國邦實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傷呢？我現在又要問：如果說必欲反對舊文學和藝術才能提倡科學，那麼現代西方國邦科學這樣高度發達，是否同時停止究習古典文學和藝術了呢？」殷指出這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考在邏輯上完全不通。他又說：「也許有人說，基督教義與孔制不同。基督教義涵育著自由、平等和博愛，所以容易導出民主政治。孔制裡沒有這些東西，所以無從導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國要建立民主，必須排除孔制，另闢途徑。我現在要問：孔仁孟義，再加上墨氏兼愛，為什麼一定不能導出民主？」這是對整個現代中國知識界的天問！
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現代課題，不是對中國傳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傳統創造地改進。 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源。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夫婦的信中無不悲傷地說：「你知道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五四以來的自由知識份子，自胡適以降，像風捲殘雲似的，消失在天邊。我從來沒有看見中國的知識份子像這樣蒼白失血，目無神光。他們的亡失，他們的衰頹，和當年比較起來，前後判若兩種人。在這樣的氛圍裡，懷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於孤獨，毋寧是時代的寫照。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裡，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這是殷先生個人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時代悲劇。
（來源：愛思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