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
新使者雜誌 第 47 期 週休二日與教會 (44-47頁)
編輯排版 ／隨手君（ID：suishouchuanfuyinjun）
「自由主義神學」或稱「自由派神學」（theological liberalism，liberal theology），一詞曾廣泛地被用來指與傳統神學抗衡的各種類型的神學思想，至今已成了一籠統且含煳的神學用語，可含有不同的意思。不過，從歷史的觀點著眼，自由主義神學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基督教界相當流行的一種神學思潮。
本文將從其歷史淵源、思想路線、特殊貢獻和衰微轉型等四點簡述自由主義神學：
一、歷史淵源
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下，人本主義開始主宰著歐洲整個文化社會的動脈；這種思想在科學和哲學上、文學和藝術上的成就，且在一般文化上的適應，使其本身成為一時頗為流行的風氣。直到十九世紀人本主義才真正開始滲透基督教思想，尤其以德國大學中的情況為最，神學教授們開始普遍地應用一般世俗的歷史研究原則和方法來詮釋聖經是一很明顯的例子，所謂自由主義神學也就由此開始普遍起來。
自由主義神學亦稱為現代主義（modernism）又與何人開始有關的呢？有學者追溯這神學的整個發展至被稱為「現代神學之父」的士萊馬赫（F. Schleiermacher，1768-1834）。士氏的神學著重人宗教經驗的描述，為宗教和神學的研究啟開了新紀元。然而，近來學者的見解較傾向於接受自由主義神學也就是黎徹爾神學的說法。黎徹爾（A. Ritschl，1822-1889）於1870-1874年間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基督教稱義和復和的教義》一書三冊而掀起了所謂黎徹爾學派（Ritchlian School）的神學運動；起先被稱為黎徹爾神學的，事後被一般命名為自由主義神學。
依其歷史的發展所顯示，自由主義神學是朝著兩個方向走；其一是教義的重釋工作，其二是聖經的研究工作。這兩個形式的自由主義神學是有關連，但卻是有區別的。在教義的重釋上，自由主義神學可追溯到士萊馬赫作為首要人物。士氏從人本主義的觀點，對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作了徹底的重釋，否定傳統神學上所謂的超自然、自我啟示的上帝觀，主張最重要的是人在生活中對上帝意識的感觸（the feelings of God-Consciousness）。他認為這種宗教經驗在耶穌身上顯得最完美。黎徹爾把士氏的思想和精神更進一步地表達得淋漓盡致。黎氏主張上帝國是一倫理道德的國度，能夠成長到完全的地步；罪不是人的邪惡，而是無知而已，可由道德培訓和教育的方法加以矯正；其中耶穌是人類最完美的榜樣，為人們學習的對象。同時，黎氏也否定三位一體的上帝觀，道成肉身、基督的預在和奇蹟式出生和原罪等教義。哈奈克（A. Harnack，1851-1930）在他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也主張類似的見解，認為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倫理教師，但卻否定耶穌的死具有任何救贖的意義。總之，自由主義神學所標榜的是一種屬於非教義形式的基督教，不拘泥於傳統的定論。
在聖經的研究上，自由派學者所掀起的是對聖經真實性、歷史性和靈感的嚴厲挑戰。對新約作品的真實可靠性問題第一次提出嚴厲挑戰的的史特勞斯（D. F. Strauss，1808-1874）的《耶穌生平》一書。史氏在本書中宣稱福音歷史中超自然的因素係屬非史實的神話。史氏的「耶穌生平」掀起了寫「耶穌生平」的一股旋風，而產生了許多同類的作品。作者皆依其個人的想像力描述耶穌的生平。在舊約的研究上也有如威爾豪森（J. Wellhausen，1844-1918）等學者所提出的所謂摩西五經的文獻說（documentary theory），主張五經是至少由四種資料在摩西之後的幾個世紀中所編寫而成的。
二、思想路線
自由主義神學是現代基督教思想和生活的一項運動，在崇尚「自由」的旗幟之下，一方面欲擺脫傳統和權威的束縳，另一方面強調宗教信仰必須適應科學與文化，以符合現代人的思想模式。在這兩大原則之下，自由派學者主張基督教信仰必須適應改變中的世界；基督教產生時的原始情況與現今的情況有所不同，聖經中的概念和用語以及教會所流傳下來的信經已非現代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必須用能夠理解的現代語言重釋其意義來表達自己的信仰。
由於接受現代科學、藝術、人文的成就，自由派學者承襲了其精神和方法於宗教信仰的探討，主張在理性的主導下，人可在自己的宗教經驗中尋著真理，人不必拘泥於傳統的教條主義（dogmatism）、唯獨主義（exclusivism），也不必訴諸於那些無法證實的事。他們相信所有的宗教都在共同的上帝觀的基礎上，其間所不同的僅在於其細節和強調點，而不把基督教視為是唯一表達了上帝對人特殊啟示和在基督裡救贖的宗教。他們認為上帝的自我啟示繼續不斷地顯明於所有的宗教中，因為上帝臨在於世界中，祂並非超越世界的存在者；祂是這世界的靈魂和生命，也是創造者。上帝可在整個生命中，諸如在理性的真、藝術的美和道德的善中尋著，不僅限於聖經裡而已。上帝的內在性（immanence），也經常可經由宗教上的探索而能經驗得到的，這是一般宗教的現象。
所以，自由派學者不接受那些只憑著權威所確立的信經；所有的信經必須通過理性和經驗的考驗，並且人必須隨時以寬闊的胸襟去接受新事實和真理。既然聖經是歷史的產物，作者在其有限的時空中所寫的作品，係屬人的文獻而非所謂超自然上帝啟示的無謬記錄。因此，聖經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威。基督教的本質（借用哈奈克著名的書名）就替代了聖經、信經以及教會的權威，強調信仰的境界與自然律、啟示與科學、神聖的和世俗的、或宗教與文化之間固有的關聯性。
自由派學者既認為聖經係純屬人的文獻，就以一般世俗的研究方法去探討聖經，應用所謂「聖經批判法」於聖經內容的了解，意圖從與經文相關的各個因素著手去闡明經文的意義，而釋出其可靠的信息，這麼做，自由派學者往往懷疑，甚至於否定歷史基督教中的超自然因素－－神蹟，視這些敘事為現代人無法理解或接受的。
再者，自由派學者重視基督教的倫理意義；視基督教為一種生活之道（方式）（a way of life），而非信經用來叫人相信的。個人的道德生活固然重要，但他們強調當如何去解決社會在其體制和結構上所引發的惡事，諸如貧窮、戰爭和種族岐視等問題，要求集體的解決方案，需要改革的公共政策和重建的社會。他們對袪除惡事、改造社會秉持樂觀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惡事是由於人的無知所引起的，確信上帝國必能藉著人的努力而逐漸地實現於地上。
三、特殊貢獻
從其正面而言，自由主義神學對基督教信仰有幾項有價值的貢獻：藉著上帝內在性的主張，自由主義神學比較容易使人感受到上帝的相近而非遙遠，更像是自己的父親，而非高高在上的君王。祂在耶穌的生平和宣教工作以及我們自己的歷史中接觸人，也讓人能與祂接觸。祂在自然和社會的過程中不斷地啟示祂自己，且顯示祂的作為。自由主義神學反教義和反信經的論調也鼓勵了人們必須繼續不斷地以重述基督教神學的方式回應上帝的啟示，來表達人的宗教經驗和聖經的見證相互間的連繫關係。藉著強調基督教的倫理意義，著重基督徒的生活即是實踐作門徒，學習耶穌的榜樣，順從他的教訓，自由主義神學緊緊地把信仰與生活連接在一起，並以信仰的實踐進而關懷周遭的環境，積極參與關懷社會的活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義神學對整個基督教信仰以及聖經的了解上也作了重要的貢獻；對基督教信仰的歷史資源作了批判性的研究。所謂「聖經批判法」也由此而開始的；就如批判性的研究新約經文抄本所引發的問題，把所有的抄本加以分類，擬訂校勘的基本法則，進而從事分析、確立經文的正確讀法等均屬經文批判法所探討的範圍。再者，聖經既是經過歷史的過程所產生的作品，探討其作者寫作的時機、情況和目的是了解經文意義的先決條件，因此歷史批判法也成為研讀聖經所不可或缺的工具。當今聖經批判法的範圍不僅限於此，也包括所謂的資源、文學、語言、形式、編修和正典等批判法。如今甚至於保守派學者也須某程度接受承認使用這些工具的必要。
四、衰微轉型
有兩個主要的因素促成自由主義神學的衰微和轉型：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1914-1918）動搖了其根本，使自由派學者以樂觀的態度所秉持烏託邦式理想社會構想的實現終於完全破滅。他們首次清楚看見，這世界並非如他們所期待的會逐漸變得更好，只要人們肯努力奮鬥，上帝國終於有一天會實現於地上。同時，他們也認清罪並非如他們所以為的無知而已，可由教育的途徑來矯正的。
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所倡導的危機神學（theology of crisis）開始逐漸地成為流行的神學思潮取代戰前的自由主義神學。巴特抨擊自由主義神學不遺餘力，宣稱聖經中的上帝絕不可與人的上帝概念溷淆，應恢復對上帝超越性存在的了解。自由主義神學強調人的自由和自決權，給予現代人可依照自己獨立的理性來主導自己的生活，並且以所努力的善行來改造生活的狀況，但巴特指出，自由主義神學忽視了一重大的事實，亦即罪惡的力量足以攔阻人改造人性以及社會的熱忱和努力，沒能真正了解罪的本質和人實際的狀況，也沒有正確的上帝觀來應對所引發的問題。惟有重新回到聖經，尋求上帝的話，才是根本解決之道。巴特開始以詮釋羅馬書來傳揚上帝的信息，因應時代的需要，此本《羅馬書》（1918）鉅著也奠定了事後整個巴特神學的基礎。
在上述以及其他不利因素的打擊下，自由主義神學大受創傷，且似乎瀕臨「滅絕的命運」，但它卻沒有因此終結而銷聲匿跡。相反地，自由主義神學繼續不斷地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於至今的神學思想中，諸如所謂的自然神學、神死神學以及許多各別神學家的立場。從另一個角度觀之，雖然自由主義神學在教義上因巴特神學而重挫，但其在聖經研究上卻似乎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就如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的形式批判法研究福音書和非神話化的詮釋新約發揮了自由主義神學的方法和精神，曾震撼了二次大戰之後的神學界，至今仍持續影響著對新約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