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坐於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萬方之來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矣。」——韓愈·《三器論》
「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這是五代十國時期，作為後晉成德軍節度使的安重榮在目睹「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的情況後喊出的口號，在其看來能不能成為天子靠的就是自己手下軍隊的戰鬥力和規模，換句話說就是誰拳頭大誰就是老大。
事實上，安重榮所喊出的這句口號也的確揭示出了中國古代成為天子的一個必要條件，或者說是硬實力——「兵強馬壯」。
但是他卻忽略了另一方面的內容，或者說是軟實力方面的內容。要知道，在中國古代想當皇帝除了要擁有兵馬之外，還要能夠證明自己所擁有的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只有這樣你才能名正言順地成為天子，而不至於被指責為亂臣賊子。
那麼如何才能證明自己所擁有的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呢？這就需要一些東西來體現了，而這些體現皇權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東西又可分為物質和思想兩方面的內容。
在物質上，想要證明自己所擁有的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就必須要「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而在思想上則要靠「讖緯」、「德運」、「封禪」這三樣來確立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接下來，就來看看為什麼這兩大方面、六樣東西可以用來確立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一、「坐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
（一）「坐明堂」
何為「明堂」，為什麼天子必須要坐在明堂裡才能證明自己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明堂」一詞最早出現於《逸周書》中。
《呂氏春秋通詮》明堂外觀其中《作洛》篇記載道：「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鹹有四阿反坫」，《明堂》篇記載道：「周公攝政，君天下，彌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程寤》篇則記載道：「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
由此可見，明堂在周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由於儒家思想對於周朝的禮儀制度倍加推崇，那麼作為周朝禮儀制度中重要一環的明堂相應的也得到了儒家的重視，在他們看來「然則明堂者，祀天享親之所，而布政事、朝諸侯鹹在。」
也就是說，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是朝廷的正衙。對於古代的統治者來說，明堂更是成為了他們證明皇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武周明堂——萬象神宮如漢光武帝在「起明堂、靈臺、闢雍」之後，便「宣布圖讖於天下」，從而證明自己是「受命於天」。晉武帝在「受命之初，百度草創」之時便「詔郊祀明堂」以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到了唐代武則天登基稱帝之時，更是將明堂視作維護自己統治的重要措施。
（二）「執傳國璽」
「傳國璽」又稱「傳國玉璽」，正所謂「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就是說，自秦始皇開始玉璽便成為了皇權的象徵，而「傳國玉璽」作為中國第一位皇帝所用的玉璽，更是在證明皇權合法性和權威性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地位。
之後凡是得到傳國玉璽的便是「受命於天」，失去傳國玉璽則被看作是「氣數將盡」。當年晉室南渡，傳國玉璽則沒來得及帶走以及「沒胡」，這就使得東晉的前幾位皇帝都沒有傳國玉璽，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北人皆雲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直到永和年間，東晉徵西將軍謝尚才用計冉閔之子冉智與其大將蔣幹手中騙取傳國玉璽，並且「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這樣才使得東晉皇帝擺脫了了「白板天子」的譏稱。
除此之外，當年篡漢的王莽更是將傳國玉璽貼身攜帶，乃至自己兵敗被殺之時傳國玉璽還在自己身上，史稱「及莽敗時，仍帶璽紱。」
《三國演義》中袁術得到玉璽後稱帝由此可見，傳國玉璽也是證明皇權合法性和權威性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也就直接導致了傳國玉璽丟失後，統治者為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便偽造傳國玉璽，史載「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往往模擬私制，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
（三）「列九鼎」
所謂「九鼎」即大禹建立夏朝時所鑄造的用來溝通天地、人神的宗教法器，同時也是夏朝王權的象徵。
《左傳·宣公三年》對此事的記載為：「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同時，也正因為九鼎是夏朝王權和九州的象徵，而夏朝又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相應的九鼎也就成為了傳國重器，成為了歷代王朝更替之時關注的焦點之一。
於是「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緊接著便是「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隨後「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這些記載中「鼎」、「九鼎」都是「王者所傳寶」，即「夏九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更是圍繞著「九鼎」發生了不少故事。先是楚莊王「觀兵於周疆」並詢問周王使者九鼎重量之大小，但被周王使者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回應，再加上晉國支持周王室，楚莊王只能掃興而歸。
之後秦國又「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室求救於齊國並許諾將九鼎歸於齊國，聲稱「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於是，齊國發兵救周，秦國只得退兵。至此，秦國就和周朝的「九鼎」槓上了，先是「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
秦武王舉鼎之後秦昭王「取九鼎寶器」，東周滅亡。隨後，九鼎就在中國歷史上失去了蹤跡。但是九鼎雖然失去了蹤跡，九鼎的象徵意義卻使得後代屢有複製。比如武則天時期「鑄銅為九州鼎」，宋徽宗時「備百物之像，鑄九鼎」，其目的都是為了鞏固統治，宣揚國威。
二、「讖緯」、「德運」、「封禪」
（一）「讖緯」
「讖緯」即是對未來的一種政治預言。
其中，「讖」據《後漢書光武帝紀》中顏師古注曰：「讖，符命之書。言為王者受命之徵驗也。」「緯」據劉熙《釋名》記載為：「緯之為書，比附於經，輾轉牽合，以成其宜，今所傳《易緯》、《詩緯》諸書，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圍繞以成經也。」
也正因此，「讖緯」成了古代宣傳「天命所在」的重要工具。
王莽劇照比如當初王莽為了篡漢便大造「讖緯」，以「黃龍見於成紀」宣示自己是黃帝的後代，以「高祖墓生枝葉」象徵著劉氏將衰，王氏將興；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則宣傳「黃承赤而金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取代王氏，得正序」，以為自己的割據尋找合法性；隋朝時期更是出現了「李氏當王」的圖讖以及唐朝時所出現的關於武則天登基稱帝的讖謠——「唐三世之後,則女武王代有天下」。
不過也正因為讖緯的煽動性和危害性極大，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會嚴厲打擊讖緯之學。
光武帝劇照比如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也是憑藉讖緯之學來塑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但是在即位之後就對讖緯之學進行了整頓刪減，去掉不利於自己統治的部分，只保留下維護自己統治的內容。可以說，曹魏以後歷朝歷代都對讖緯之學進行嚴厲打擊。
（二）「德運」
德運即五德終始說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經常用於闡釋政權的合法性的學說，史稱「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
五德始終在這種學說下，秦朝將自己定位為水德。
《史記》記載「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
之後秦朝滅亡，漢朝建立，在建立之初，漢朝「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但按照五德終始說，漢朝當為土德，於是在漢武帝時期正是下令將國家德運定為土德。
到了西漢中後期，社會矛盾激烈，為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劉向父子提出新五德終始說，認為漢應為火德。但是這一學說直到東漢光武帝時方「始正火德，色尚赤。」
可以說，自秦朝以後歷代王朝基本上都會就自己的德運問題在大臣之間展開爭論，其爭論的實質就是想確定自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表明自己的得天下以「正」，而承繼對象的不同也就決定了德運的不同。
比如北魏孝文帝時曾重定本朝的德運，但卻引起了朝臣的分裂，一是以中書監高閭為代表，主張土德說，其理由是：「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以魏承秦，魏為土德。」
另一派則以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為代表，主張水德說，其理由為「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同時晉朝為金德，那麼北魏自當為水德。歸根結底，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否承認胡族政權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關於前秦的德運也有矛盾的地方，《晉書·姚萇載記》曰：「(姚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在這裡前秦是木德，但在《魏書·禮志一》中卻記載道:「(前)秦承(前)燕，木生火,故(前)秦為火德」，在這裡前秦又變成了火德。事實上，德運說最大的作用是構建一個政權傳承體系。
（三）「封禪」
何為「封禪」，東漢學者應劭的解釋為「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唐代張說則對「封禪」進行了更深入的闡釋「封禪之義有三：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
簡單地說，封禪就是象徵著「奉天承運」與皇權的合法性。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總共有七位皇帝先後舉行過封禪大典，他們分別是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宋真宗。
在這七位封禪的帝王中，秦始皇、漢光武帝的封禪屬於「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並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武則天革命封禪、唐玄宗復闢封禪，也算是「受命易姓，改制應天」的範圍。
漢武帝、唐高宗、宋真宗的封禪則屬於張說所說的「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也就是《白虎通義·封禪》中所記載的：「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
事實上，除了這七位封禪成功的皇帝外，歷史上更多的是封禪未遂的皇帝，比如魏明帝曹睿任命「高堂隆草封禪之儀」，結果高堂隆中途去世，曹睿無比嘆息的說道：「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南北朝時苻堅之所以會迫不及待地進攻東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
甚至在因為沒有達到封禪條件無法進行封禪時，中國古代統治者們會退一步選擇祭祀泰山，也就是比封禪要低一級，但是最起碼還是去了封禪地點，還能過一把癮。比如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一月，太武帝率軍伐宋途經泰山時，以太牢之禮祭祀泰山；皇興二年（468）二月，獻文帝以青、徐平定為藉口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幣祀於泰山。正是因為封禪背後所具有的政治意義，才使得歷代統治者都對封禪一事極為痴迷。
三、結語
以上便是想要證明皇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軟性要求，抑或說是證明自己「受命於天」的必要手段，雖然韓愈在《三器論》中指出「不務其修誠於內，而務其盛飾於外，匹夫之不可，而況帝王哉？」
認為相比這些東西而言，更重要的是要修誠於內，但是可惜的是韓愈自己也曾勸唐憲宗封禪。不過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以上這些軟性條件只在宋朝以前效力最大，宋朝以後其效力逐步下降，最終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