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漢末年到魏晉的幾百年間，由於政權跌宕，整個社會陷入了戰火連綿，人民顛沛流離、妻離子散的泥潭。在這幾百年間，中國士人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變化，其中兩晉士風差異尤為明顯。在兩晉間，士大夫之人生態度經歷了從東晉士人之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心態到西晉士人縱慾享樂的玄學心態的轉變。
從東漢後期開始，士人對於政權的基本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東晉宦官外戚專權嚴重，大一統面臨崩潰，士大夫在抗擊宦官，維護皇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時期的士大夫往往胸懷報國大志，雄心勃勃欲重振朝綱。
然而朝廷自身的腐敗愈發嚴重，至西晉已江河日下。朝廷的腐敗加劇了對士人的迫害，士人和朝廷的矛盾也面臨大爆發，士人在心理上對大一統政權已不再眷戀。這種悲哀心態導致西晉士人放棄對天下的胸懷和報復，轉而走向個體的享樂逍遙。
形成這一巨大轉變的原因，既有政權腐敗之因，又是儒學暫時下臺和玄學在西晉廣泛傳播的結果。
一、兩晉朝廷腐敗，士人得不到重視，轉而走向享樂和放縱
東晉著名醫藥學家葛洪在《抱樸子·名實》中說：「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逐漸崩潰的政權之下，士大夫堅守自身品德，不隨波逐流的高潔心態。
然而，註定無法施展抱負使兩晉士人只能立足自身，看自己看得久了，也從東晉的「窮則獨善其身」變成了西晉之自私自利、縱情享樂的奢靡之風。
1、政治理想的破滅引發了物慾縱橫、自私自利的士風
此時士人之一種重要心態，便是嗜利如命，不論是愛財聚斂而揮霍縱慾，還是愛財聚斂而守財吝嗇，都同樣表現出來一種毫不掩飾的坦然心態，它與瀟灑風姿、與縱酒傲誕、與談玄說理，具有同等的意義。整個社會的思潮已經由任自然發展到情慾物慾惡性膨脹的程度。
而另一種士人心態則是自私求全。集瀟灑風流與濃重機心於一身，這才是晉人的歷史真實的面貌。士之自全心理表現於行為上是不應知世務，在職而不盡責，於牽涉個人安危之關鍵時刻，寧舍是非而依違兩可。
生活上，則是求放任以自適，於瀟灑風流或縱慾放誕中享受生之樂趣。此時士人心態之另一特色，便是求縱情以自適和求名。求縱情以自適，是從放誕生活中得到感情慾望的滿足。正始士人縱慾任情，主要表現在縱酒，不拘禮法，如居喪飲酒食肉，等等。個別人如阮籍、劉伶，脫衣裸形以求享樂。
2、朝綱紊亂使士人眼光轉向山水，好求虛名
西晉的縱慾之風更甚。西晉士人的另一心態，便是強烈的求名心理。求名之一方式，便是清談。西晉清談，已與正始談玄有別。正始談玄，主要目的，在於玄學義理的探討，而西晉清淡，除義理探討外，已逐漸轉向審美。
清談重聲調抑揚，重旨遠，注意修辭，可以看作是西晉清談對正式正式清談的一種發展，一種朝著審美方向的發展。
山水審美的契入，士人享樂生活與人物品評中神往於男性的女性美，為此時土人的心態和人格描繪了一個重要的方面：既高雅又庸俗，是高雅與庸俗的怪異的統一。他們希望得到物慾與情慾的極大滿足，又希望得到風流瀟灑的精神享受。
他們用老莊思想來點綴充滿強烈私慾的生活，把利慾薰心和不知世務結合起來．口談玄虛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聲譽。瀟灑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出世，是尋找精神上的滿足；入世，是尋找物質上的滿足。
二、儒學頹敗、玄學興起——士人心態由心繫國家到自私自利
東晉時期，儒學作為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態，仍是社會的主流。當時雖有以「狂放恣肆、雄渾剛健」著稱的魏晉風骨，比前代儒家士人多了一股「灑脫氣」，但東晉士人仍遵從以儒家禮義塑造人格的傳統要求。東晉士人重忠孝仁義，在世風流弊之時固守儒學內涵。
但在東漢末年到東晉年間，隨著大一統政權的崩壞，經學中衰，儒學僵化的思想模式也慢慢地鬆動了。儒學權威地位下降的同時，諸子思想便重新活躍起來，社會上論定是非的標準多樣化了，事實已不存在忠不忠的問題，有用便是正確。
經學的束縛解除，儒家的道德準則已經失去了約束力，士人由傳統的「儒家君子」變為講求個體自由的「閒散」士人。
1、只有放縱才能暫時忘卻人生苦悶
大一統的觀念瓦解，正統思想失去了約束力，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隨之發生變化，最初出現的是追求名士風流。隨著人物品評的出現，名士風流成了士人的一種理想風度，名士高標標緻標緻，怡情自適，為世所仰慕。
此時更多的士人是任情放縱，儒家倫理道德準則既已失去約束力，自我便發展起來。但是士人的縱樂中卻還包含有對於人生的深切眷戀和對於人性的體認。
但是，當自我覺醒，體認到生之可貴的時候，卻同時也是戰亂不斷，人命危淺的時期。於是生的歡樂便伴隨著人生短促的悲哀，在縱樂的時候便常常瀰漫一種一種一種濃重的悲涼情思。
隨著山林享樂這一生活風尚的流行，縱情山水的士人便學會以歌舞、美酒助興。現實的痛苦加劇了他們的放縱，山林就像一道隔開現實痛苦的屏障，西晉士人在鳥鳴山澗之間，不惜放縱飲酒享樂，來抓住人生的片刻幸福。只有以這種強烈、狂放、誇張的形式，才能暫且忘卻家國頹散的時代悲哀。
2、玄學興起，主張「享樂」就是「養生」
西晉時儒學已從神壇跌落下來，士人們既不談儒學，也不踐儒學，取而代之的是玄學的大興。玄學講究養生和享受人生逸趣，並且把兩者結合起來，宣揚「享受即養生」的思想，深受西晉士人追崇。
向秀主張順欲養生。向秀的觀點可代表重生活重情慾一派的養生觀，這一派把生活的快樂看得比生命的存在本身更重要，結論是生不需養，長壽乃天生。
嵇康主張節慾以養生，節慾之要，在喜怒無動於衷，即主張內心去欲，不讓情慾發展，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重自我因而貴生命的思想，放棄了宏大的理想，回到此刻人生的歡愉。
3、縱酒享樂，以忘哀愁
魏晉時期，社會動亂，人心惶惶，到西晉這個政權沒落之交，人們內心的壓抑和苦悶更是前所未有地煎熬著內心。儒家的利益綱常已經無法拯救社會秩序的頹敗，士人飲酒縱樂蔚然成風。
兩晉之際政治鬥爭日益激烈，尤其是司馬氏篡奪曹魏的國祚，對士人採取恐怖的政策，他們惶恐不已，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於是拼命喝酒，醉生夢死，以酒避禍。
嵇康阮籍、竹林七賢，均是飲酒嗜酒之人。生於大道滅絕的時代，士人力量衰微，無力和司馬氏政權抗衡，卻也不願當司馬氏的犬牙走狗，背叛國道。這種矛盾和恐懼的心裡，只能通過縱酒來暫時忘卻。
4、西晉士人用玄學的人生觀作為保護傘
嵇康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最驚世駭俗的話是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提到的「非湯、武而薄周、孔」。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對虛偽、放蕩的政權的自我反抗。
這樣的執著的反抗讓他和當時的司馬氏政權徹底對立起來，其他有道德、有良知的士人也是如此。但和統治者抗爭的結果不會好受，對政權的反抗使西晉士人在世俗社會中無處立足，只有玄學能容納他們。
玄學理論的特質是返歸自然，但是以往的玄學家還沒能把這個返歸自然的理論變為一種人生觀，把它變為一種人生觀的是嵇康。這樣一個玄學人生觀，作為維繫個性自由來說，它是意義重大的。
但是由於它沒有解決個人對社會承擔責任的問題，註定為社會所擯棄。高尚的並不都是現實的。因其高尚，而感動人心，而因其遠離現實，卻以悲劇而告終。
三、總結
西晉士人留給後人的奢靡名聲，也是玄學大興的必然悲劇：玄學註定只是主觀的追求，而不能成為客觀的現實。從思想上說，這些士人被殺是「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為名教所不容，是司馬氏在權力爭奪中的需要。
在時代和思想的雙重壓迫下，享樂奢靡的人生非放縱也，乃片刻安慰也。
參考文獻：
《魏晉風度》
《與山巨源絕交書》
《玄學之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