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蘇童登上文壇後,他的筆端便反覆描繪著這樣一幅圖景:
他站在上世紀末的都市邊緣,頻頻回首,追憶童年,遙望故鄉,回溯被歲月淹沒的歷史。
01 追憶失落的童年
童年,往往成為作家的取材對象和情感源泉。蘇童曾在《「文革」情結與長篇沙文主義》一文中說:
「童年視角是我小說裡一直運用的,是我最原始的小說創作的契機,是碎片式的東西,對我來說是感知生活的途徑或角度。」
對蘇童來說,童年時代的情感一直猛烈地激蕩著他。他腦海裡屢屢浮現出自己的童年生活景況,一縷溫情,一絲惆悵都使他欣然下筆。
可說起自己的童年,蘇童卻在散文《過去隨談》裡哀婉地寫著:
「我從來不敢誇耀童年的幸福,事實上我的童年有點孤獨,有點心事重重……我記得的是清苦。」
9歲時,一場重病使蘇童休學在家,每天在病榻上喝一碗又一碗的中藥,無奈地打發那一段折磨人的孤寂時光。
父母經常性的不睦,也使蘇童幼小的心靈飽受創傷,他常「懷著受傷的怨恨」想「為什麼左鄰右舍都不吵架,為什麼偏偏是我家常常吵個不休」。
童年的孤獨、清苦和疾病等痛苦體驗,令他始終難忘,也促使其心靈敏感、早熟,也培養了不合群的性格和冥想氣質。
提起過去,蘇童總想起在蘇州城北度過的童年時光,那段生活清晰而感人。寫進小說裡,他自小生活的那條街道就被虛構成「香椿樹街」,街上的人和事也被付諸筆端。
他筆下的頑童,大多孤僻而早熟,內心複雜而單純,古怪而微妙,這些人物身上都有作者影子。
其中,《桑園留念》裡的「我」和毛頭,《黑臉家林》裡的家林和家森,《舒農》裡的舒工和舒農等等,與蘇童的身世有著密切關聯。
童年的痛苦體驗對蘇童的影響是深刻的、內在的,它不僅使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頻頻回首,重溫那種別夢依稀的童年時光,而且造就了他的心理結構和意向結構,滲透在其作品中,則是否定性的悲劇人生觀和感傷情調。
蘇童小時候是個「聽話」的乖孩子,在學校裡聽老師的話,在家裡聽父母的話,在孩子堆裡聽孩子王的話,他在《我的自傳》裡說:
「(我)從來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堅強的男性性格。」
即便如此,他的內心未必能做到平靜如水。在更多的時間中,他沉溺於內心,耽於幻想,自個兒咀嚼著痛苦與孤獨、歡樂與悲哀。
行動的不足需要心靈的豐富來彌補,對童年的追戀促使蘇童不斷回頭,撿拾失落的過去。
《桑園留念》就全面地記錄了他失落的童年。「桑園」曾是昔日少年的天堂,散發著青春、愛情、性和死亡的氣息。
在其間出沒的是一群少男少女,他們內心深處朦朧的憧憬,隱秘的希冀,以及怪誕的行徑,奇異的死亡,隱現著少年們微妙複雜而又古怪的心理感受和人性內涵,這一切構成了蘇童筆下「南方少年」生活的主旋律。
當蘇童長大以後,穿過溼波流的麻石路面,越過古老的石拱橋,試圖找尋童年、少年的蹤跡時,發現「桑園」已經消失,於是提筆記下夢境中的「桑園」。
正如一個作美夢的人不願被人所驚擾一樣,蘇童常常沉浸在往昔的夢幻裡。在他 「懷舊」的作品中,尤以寫童年、少年的「香椿樹街」系列為多。
開始創作之際,浮出記憶地表的是童年、少年時代的夢境和一些家人的幻象,以此他寫了數篇「南方少年」的小說和《石碼頭》、《祖母的季節》等有關祖父、祖母的小說。
此後,他繼續順著筆勢和思路,試圖去摸清自己的血脈根源,看清自己的來路,於是虛構出「楓楊樹」鄉村系列這些「研究自己的影子」的作品。
蘇童的祖籍是楊中,這片區域原是長江中心的一座孤島,楊中縣的繁榮是蘇北農民大量遷徙而來的結果。
蘇童的父輩已從楊中移居到古城蘇州謀生,蘇童雖無法直接感受到楊中這一孤島的獨有情緒,可祖輩們的移民意識已經滲進了蘇童的血液思維,他無法擺脫對虛幻故鄉的眷戀和描繪,蘇童的成名作《1934年的逃亡》便是其代表作。
在這部作品裡,蘇童用其瑰麗的想像創設了一個靈氣飛揚的「楓楊樹」世界。
這是一個奇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靈魂似乎永遠都是那麼孤獨、苦悶而焦灼無比,它們飄蕩在苦難的鄉村,又淪落在罪惡的城市,而在心靈最柔軟的深處,它們又不斷地頻頻回首於故鄉的黃色稻穀和火紅罌粟。
這種鄉村——城市——鄉村的輪迴,是一種「逃亡」與「還鄉」的記憶。在這種記憶之中,那些或輕或重的、或黑或白的靈魂,無論其逃亡抑或還鄉,全都只是宿命式的徒勞。
這是一群無根的靈魂,這是一群除了流浪仍只能是流浪的靈魂。
至此,蘇童情感連繫的紐帶已從童年延伸到故鄉,但他並未就此止步,而是順路走向歷史的縱深地帶,探究古人,以現實人生想像過去人生的熱情。
02 回溯歷史的哀愁
蘇童有一段時間非常迷戀「三言二拍」和話本故事,那些歷史故事積蓄著的陳腐氣息,透過古籍的書頁散發出來,撩撥著蘇童的靈魂。
從《金瓶梅》、《紅樓夢》到直至張愛玲的小說,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話語之流,敘說著年代久遠的生活和封建家族沒落頹敗的悲涼故事。
它們令蘇童心馳神往,激起他模仿的興趣。蘇童在《我的自傳》裡說:
「把玩已經消逝的時代、人物、故事,再現、表現他們,非常有意思……我有描繪舊時代的古怪的激情。」
事實上,描繪舊時代、敘說年代久遠的歷史故事,在1980年代後期已成為文壇一大現象。
這一現象的起始較早可以追溯到年莫言的《紅高粱》。作為「尋根文學」 收尾之作, 《紅高粱》由以往「尋根文學」中對地域風習的描繪,轉向對歷史縱深處人性美醜的觀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它的出現, 預示著歷史題材創作的新走向。
那時的作家們,不滿足於權威歷史話語觀察歷史的單一視角和舊歷史教科書教條性的闡釋,他們決意破壞傳統歷史小說的思維模式和運作程序, 以與歷史「對話」 的方式戲擬歷史, 再造歷史生活和歷史故事,寫出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新歷史小說。
這種重敘歷史、與歷史「對話」的衝動, 在蘇童的小說中更為突出。《1934年的逃亡》、《嬰粟之家》最明顯地流露出作者以當代意識對歷史所作的全新觀照:
「歷史敘說者」直接出現在作品中, 對家族衰敗史予以探究和追尋。
《嬰粟之家》中1930年代的歷史就是在「對話」中浮出記憶地表的:
「你總會看見地主劉老俠的黑色大宅。你總會聽說黑色大宅的衰榮歷史, 那是鄉村的靈魂使你無法迴避, 這麼多年了人們還在一遍遍地訴說那段歷史。」
蘇童筆下的家族歷史故事就在對話中不斷被挖掘、改寫和再造,形成一種不斷生成的時間流程,他說:
「有一段時間我的歷史書上標滿了1934年這個年份,1934年進發出強烈的紫色光芒圈住我的思緒那是不復存在的遙遠的年代,對於我也是一棵古樹的年紀,我可以端坐其上,重溫1934年的人間滄桑。我端坐其上,首先會看見我的祖母蔣氏浮出歷史。」
「歷史敘說者」以如此具體的方式進入抽象的歷史,將「敘說年代」也帶入了歷史,突出了說歷史的主觀努力和「精神返鄉」的強烈願望。
面對歷史,每人只有一個最佳角度。蘇童表現出對前人、古人生命情狀和歷史命運的探究,這一探究首先從一系列神秘之物開始,閱讀蘇童的「楓楊樹」家族的作品,大量神秘的意象團塊紛至沓來,讓人目不暇接,如嬰粟花、靈牌、黑膠鞋、野狗、家鼠、黑磚樓、白玉瓷罐、蓑草亭子、錐形竹刀等等。
在它們背後隱藏著一系列人事,順藤摸瓜地探究起來,先人的神情面目,歷史故事的脈絡線索,似乎清晰可辨又因被時間蒙上了層層灰塵霧靄,而變得恍惚迷離、神神秘秘。
這些神秘意識成為一扇扇無聲開啟的門,穿越一道道門檻,蘇童就可以進入歷史的鄉土空間,作一番情感探險和精神漫遊。
蘇童對歷史可能性存在作想像性的探究,其中浸透著歷史命運的悲愴感。那些歷史故事瀰漫著一股股濃鬱的頹敗氣息,人物和歷史都一步一步進入沒有光的所在,頹敗的氣息首先從家族史冊裡散發出來。
《1934年的逃亡》敘述了一個長工家庭的衰敗史和逃亡史.在這個家庭裡,祖父陳寶年於婚後七日離家去城裡謀生,一去不回頭,狗崽在九月之夜,追尋陳寶年的蹤跡逃到城市,最終夭折。
在一場大瘟疫中,祖母蔣氏的五個小兒女於三天時間內加入了亡靈的隊伍,最後一個嬰兒也被擄走。蔣氏最終無可奈何地走進了地主陳文治家的黑磚樓。
環子到楓楊樹呆不下去又逃回城市,一個家庭就這樣潰散、消失了。但陳寶年之家不過是無數潰散家庭中的一個代表。
那場大瘟疫奪去無數楓楊樹人的生命,139名楓楊樹男人逃往城市,則構成了楓楊樹家族沒落的結局。
在《嬰粟之家》裡,作者又描述了一個地主家庭的沒落與衰亡。同樣,「楓楊樹」家族之外的歷史人物,不論是流浪農民、姨太太,還是高高在上的帝王,都難逃命運的魔掌。
《米》一開始就將五龍安排在逃亡路上,在潰散的背景上展開人物浮沉的歷史和陰沉的故事,五龍的磨難不過是死亡之路絕望的延伸,那股來自身後的頹敗氣息時時困擾著他、折磨著他。
在自然災難和本能不同於傳統歷史小說的階級鬥爭決定論的驅迫下,所有的抗爭與掙扎卻徒勞無益,求生的意志往往衍化為死亡的衝動,就像人最終要走進墳墓一樣,歷史的最終結局也可以說是頹敗。
蘇童在與歷史對話的過程中,過去的歷史被再現為現時狀態的悲劇,這本身就浸透著歷史意味和歷史感慨,無可奈何的現代人只有替頹敗的歷史和滅亡的人物唱出一曲曲輓歌。
歷史感慨與命運悲嘆取決於敘述者和敘述年代,以現在的目光回顧過去,歷史頹敗的結局是已然的、註定了的。
在這種宿命意識的籠罩下,蘇童的新歷史小說,帶著現在回顧過去不可避免的蒼涼與感傷,以低調敘說著歷史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