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段時間的「張謇熱」中，其身後的江蘇南通，似乎並未引發過多關注。
2002年，著名建築家吳良鏞為已屆百年的南通博物苑重新設計。面對這座由張謇謀劃的中國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吳良鏞帶領團隊詳細調研南通近代歷史，為南通留下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的高度讚譽。
不過，當時的南通，某種程度上陷入被兄弟城市趕超的悲觀情緒中，對於「第一城」的說法，普遍「缺乏自信」。
如今，剛剛官宣邁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南通，正努力找回往日榮光，彌合南通與張謇、過去與現在的百年「時差」。
長期關注家鄉南通發展的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何建華認為，對比百年前的張謇時期，南通又一次站在類似的歷史節點——既處在城市新一輪發展的關鍵風口，又面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關口。
回溯張謇樸素的「城市觀」，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院長王凱指出，我們留在城市是為了生活更美好，城市與自然協同、經濟和居住融合的系統性規劃思維，在張謇的城市規劃中都有所體現。這不僅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需求，還以新的城市觀啟迪民智，為城市走向未來架設橋梁。
「十四五」將至，重新叩問歷史，對張謇城市精神的再解讀與再定義，將是南通以及更多中國城市需要回答的「時代之問」。
三次機遇
在濠河環抱下，南通老城區形如葫蘆，四方的十字街與板正的棋盤狀街坊裡巷，記錄著南通的千年建城史。濠河兩側，散落著近20座博物館，張謇曾居住的濠南別業、濠陽小築，分別成為如今的南通博物苑、張謇紀念館所在地。
過去一個月內，近10萬人湧入濠南別業。在「張謇熱」帶動下，埋藏在「老南通」裡的故事，再次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流量」來了，但南通在作為一段歷史「載體」出現的同時，城市本身並沒能獲得同樣的關注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多位專家嘗試論述張謇與南通的關係時所說，張謇的南通與現在的南通存在巨大的時代差異，很難用歷史解釋「新南通」的發展。
一種聲音也存在於南通本地：即便有數量不少的歷史文化遺存，南通仍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有經濟無文化」的困惑，城市文化有待進一步挖掘。
這不是南通第一次「找自己」。
20年前，同樣是出於對張謇的再思考，吳良鏞就曾對張謇與南通的關係進行過梳理。在其隨後編著的《張謇與南通「中國近代第一城」》一書中，亦曾提及南通「模糊」的城市形象：儘管張謇與南通的關係「有人加以研究」，「但未曾用城市發展觀念加以系統總結，給予總體的評價，並在城市建設上賦予南通應有的城市地位」。
一直以來，張謇的「民族實業家」情懷更為人所知。在濠南別業進門廳堂內，一副「未鏤已雕，不扶自直；垂德而處，虛己以遊」的對聯，道出張謇篳路藍縷的創業心境——身處亂世的他臨危受命，從京城辭官返鄉，創辦中國第一所股份制企業「大生紗廠」，期望以振興實業救國於危難。
但南通並非僅以「背景板」概念存在。相反，吳良鏞研究發現，張謇的產業實踐離不開對城市的理解和重構。
作為參與研究的一員，吳良鏞的學生、現北方工業大學建築與藝術學院副教授於海漪曾著《南通近代城市規劃建設》一書。她告訴城叔，張謇的產業發展邏輯實際上包含傳統的城市規劃思想，他以「村落主義」「地方自治」等理念，全面、綜合、系統改造了南通的空間關係和發展格局。
據其考證，在中國城市版圖上，南通是少有的由中國人自己規劃設計具有現代意蘊的城市，一度與當時的上海、天津、青島等城市齊名。
然而，從100年前輝煌的歷史到20年前的再探索，對南通似乎影響甚微。另一個現實的原因在於，歷史的斷層加劇了新老南通之間的隔閡。
王凱曾在南通度過人生最初的十餘年。在後來的數次返鄉中，他感受到，新的經濟建設目標，以及由此誕生的一個又一個新區，已經讓張謇過去在南通較整體化的空間規劃結構變得破碎。
如今，苦於「千城一面」的城市，在新一輪發展中，亟須挖掘蘊含在城市精神中的獨特性與競爭力。在「張謇」推動下迎來「第三次機遇」的南通，亦不例外。
格局塑造
張謇所造就的南通城市精神，究竟是什麼？地名是窺探城市歷史的入口。張謇研究中心顧問、南通大學張謇研究所教授張廷棲告訴城叔，與許多城市不同，南通存在大量以「場」「灶」等命名的地點，如「如皋場」「秦灶」等，它們透露出南通悠久的產鹽史——唐宋以來，南通海鹽經揚州行銷中原地區，一度造就「數十裡相隨而行」的運鹽河壯觀場景。「場」「灶」等正是當年鹽業編制的遺存。
商業文明與南通的江海文明相伴而生。鹽文化之後，以棉業為核心的農耕文化繼續發展，市場文化在南通不斷生根發芽。而到張謇時期，商業與城市的關係在工業文化的影響下達到新的高度。
在吳良鏞設計的南通城市博物館中，南通城市格局的變化歷程展露無遺。自張謇時代開始，城市的核心區域從濠河內向外伸出「觸手」，唐家閘、天生港與狼山三個與主城區相連的鎮沿長江依次排開，帶狀城市形態基本成型。
張謇曾將此總結為「一城三鎮」——主城區仍作為城市中心地區，往上遊，通揚運河流經的唐家閘作為工業區、大生紗廠也在此設立，而長江邊的天生港作為港口區；往下遊，臨近長江入海口的狼山，與其周邊丘陵構成江蘇沿江少有的山水景觀，被當作花園私宅及風景區。
江蘇省規劃設計集團（江蘇省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城市規劃師陸梟麟自2014年起參加南通城市國土空間規劃工作。他指出，「一城三鎮」格局的精髓是一種「組團有機分工」的規劃思路。直到現在，儘管南通發展空間早已突破原有框架，但組團城市邏輯以更為有機的方式繼續存在於城市規劃當中。
比如，在新的「一主三副」城市結構中，在濱江主城外圍，通州灣、通州和海門三個副城功能各異。其中，即將落戶南通新機場的通州副城，被定位為「江海河聯運、水陸空互通的門戶地區，長江三角洲北翼先進位造業基地，特色鮮明、生態友好的宜居城市」。
王凱則指出，張謇在「一城三鎮」框架中填充的內容，無不體現出他對城市規劃的遠見卓識和深刻理解。
產業鏈、產城融合等先進理念，很早就被運用在張謇的規劃實踐中。張廷棲舉例說，從以棉紡業為主的大生紗廠開始，張謇根據上下遊產業鏈需求，先後布局生產原料的通海墾牧公司，修配機件的資生鐵廠，處理剩餘材料的廣生油廠、大隆皂廠，以及解決運輸的大達輪步公司等。
清華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傑認為，對工業、城市和企業文明的信仰，是張謇三個突出的思想特徵。順著張謇的實踐繼續梳理，就能找到他一系列安排的初衷。
為了解決用工問題，張謇在發展產業的同時興辦教育、關切民生。南通不僅誕生了如今復旦大學、東南大學、東華大學、蘇州大學、南通大學等的前身，還修建職工宿舍，開設大量博物館、劇院等滿足工人精神需求的場所。
張謇打造城市的目的在於發展經濟，而最終起點實質是人。如王凱所分析，城市與自然協同、經濟和居住交相融合，一整套系統性的規劃思維不僅滿足了當時人生活的需求，還以新的城市觀啟迪民智，為南通走向未來架設橋梁。
城市迭代
歷史的齒輪轉動不休，張謇的城市精神正迭代出新的表達方式。
數年前，為解決城市發展局限性而設立的南通新城區，與老城區一樣選在靠近長江的區域，與狼山相鄰。這一選擇，一方面填補了張謇時代主城區與狼山之間的「留白」；另一方面，也使得南通主城區進一步面向長江。
狼山所在的五山地區，沿襲了張謇規劃時的休閒與生態功能，新開發的濱江生態公園成為可進入、可參與的開敞空間。而在縮短與市區距離後，五山地區將與城市生活發生更緊密的關係。
南通規劃局相關工作人員亦反覆介紹，南通正在騰退長江工業岸線，恢復增加生態岸線，並以骨幹河道為主，依託長江，構建覆蓋城市的生態圈。
隨著生態文明替代張謇時代工業文明的主導地位，人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變化。而站在江蘇全省角度看，陸梟麟認為，南通有獨特優勢。
儘管穿江蘇南部而過的長江哺育了9座沿江城市，但真正向江發展的城市寥寥無幾。據陸梟麟觀察，由於各種歷史原因，蘇南城市不得已將工業板塊布局在長江沿岸，在大型化工企業和沿江港口影響下，生活品質難免打折。而主城區臨江的城市中，南通不僅位於入海口，還有狼山踞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山、城、水體系。
對生態的重視只是張謇精神以新形式存在的一個側面。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城市如何以更適宜的方式重新解讀張謇？
比如，王凱提出一個疑問：面對開闊的長江入海口，城市走近長江是否遵循「以人為本」的規劃方式？若從城市發展規律分析，大尺度的水面難以帶來好的景觀體驗，風暴漲漲落落還可能對城市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即便「和自然互動，方向是對的，但是在具體設計的手法上，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數年前，吳良鏞為南通提出「北上海」的發展策略，再次梳理南通的區域關係。在張謇的規劃實踐中，亦能找到區域整體發展思路的痕跡：他思考隴海路通南通，並在更大區域範圍內開拓灘涂、治理水患，這不是就南通論南通，而是就全世界、全中國、長三角看南通的建設。
如今，「北上海」的說法已幾經更替，在「上海北大門」的新目標下，南通正努力從「濱江城市」向「通江達海之城」轉變。在新機場、通州灣和「八龍過江」的新格局下，南通提出，「全面推進長三角一體化滬蘇通核心三角強支點城市建設」。
從長江走向大海，意味著城市規模的再度攤開。但蹄急之時，如何保證步穩？
王凱舉例稱，深圳經過40年的滾動發展，產業逐次迭代，從最早的加工業到現在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正是遠見不斷落實的過程。深圳從最初劃定硬性的生態紅線，到如今把重要的生態空間留給市民，也體現出對人的關注。
從這個角度來說，只有突破一時一地的限制，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軸上來理解，張謇的城市精神為南通帶來的意義，才有可能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重現。
「黃金時代」
在《文明中的城市》一書中，英國規劃泰鬥彼得·霍爾相信，大城市「始終是點燃人類智慧和想像力生活的地方」。但從希臘時代開始，大城市極其短暫的「黃金時代」又令他疑惑：為什麼它們總是曇花一現？又是什麼讓一座城市忽然之間極具創造性、格外新穎？
在吳良鏞眼中，張謇時代算得上是南通的一個「黃金時代」。與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城市不同，張謇時代的南通發展於上個世紀，「看得見、摸得著」。也因此，回答「彼得·霍爾之問」，南通有著特殊的價值。
在「中國近代第一城」提出後，2004年，南通啟動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工作。四年後，捷報傳來。張廷棲表示：「南通因為近代歷史入冊，一個重要原因是唐閘（即原唐家閘）有完整的工業遺產。與其他城市近代工業文明不同，唐閘保留下來的不僅是一座企業、一個點、一條線，唐閘是一個面、一個完整的工業城鎮。它有工廠、有配套設施，甚至還有文化、教育、交通等遺存，在其他地方很難找到。」
如今的唐閘，已經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從刻著「中國近代工業遺存第一鎮」的石碑向西，過去沿街兩側的廠房和民居，已變成各類傳統工藝體驗館和飯店場地。原來的居民在改造中被迫遷出，商業價值部分替代了歷史價值。
唐閘代表了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共通問題：即便在已經意識到傳統重要性的城市，傳統仍然難以避免現代化建設的影響。更準確的說法是，城市難以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平衡。
眼下，南通的經濟發展正邁上新的臺階。
剛剛閉幕的南通市委全會傳來消息，2020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預計突破萬億元，正式躋身「萬億之城」。而在過去幾年時間內，多次區劃調整讓南通市區面積與人口迅速增長，「大城時代」將結束南通一直以來「小馬拉大車」的尷尬。
但更大的問題是，經濟增長能否讓南通重新找回「中國近代第一城」的自信？
在王凱看來所說，評判中國的城市發展和社會建設，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基於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
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對南通「黃金時代」的影響？
按王凱所說，對當地文化的系統性梳理和認真分析，「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按照「私人定製」而非「套餐」來制定城市規劃……這些城市規劃的成功經驗，或多或少都在張謇的城市規劃中有所體現。
吳良鏞曾總結，中國正面對歷史上不曾有的機遇，正處於足以產生「城市黃金時代」的偉大時代。南通所面對的，不僅是「中國近代第一城」的「黃金時代」歸來，更是作為一個新晉萬億級城市，對中國城市前進方向的再探索。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