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歲月裡，我曾無數次到重慶，皆因盧作孚，而今天，居然是為了張謇。張謇不是重慶人，而是南通人。張謇生於1853年，盧作孚生於1893年，相差40歲；他倆一個在南通，一個在重慶，距千裡之遙。張謇貴為狀元，是一個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取得最高科舉功名的讀書人，而盧作孚只是小學生。
小學生盧作孚竟然也可以成為一個像狀元張謇那樣的人。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個體都可以成全自己，只需看他最終走什麼樣的路。這讓我想起20世紀最具智慧的人——愛因斯坦。他說過，「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具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
張謇是一個個人，生於1853年，歿於1926年。盧作孚是一個個人，生於1893年，歿於1952年。但是他倆有一個交集點——1926年。1926年，張謇去世，南通萬人空巷為他送別。而這一年，盧作孚在重慶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創業。他不僅創立了民生公司，而且還開始了北碚的鄉村建設。他一手做鄉村建設，一手做企業，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輪船大王。
1926年對於張謇和盧作孚是一個生與死的交集點。1926年是民生公司的生，是盧作孚精神生命的生。1926年，張謇的肉身死了，但是張謇的精神氣脈繼續在盧作孚這樣的人身上存在。直到今天，只要歷史還在，文明還在，這些人就不會被遺忘。
我相信人類的存在不僅僅是肉身的存在，但是我可以確信，一個對社會有巨大貢獻的人，一個深刻地理解了文明，理解了人類意義，理解了人性的人是不會死的。世界無所謂生死，只是有的人雖然活著，他已經死了。
但是張謇屬於什麼樣的人呢？
一個「好低騖遠」 的人
張謇死了，但他仍然活著，因為他的夢想、他的精神生命還活著。教育和實業是兩個領域，但是教育和實業的邏輯是相通的。張謇一生中留下很多話，我覺得最寶貴的是他在1907年說過的——「父教育而母實業。」這7個字可以放在整個中國教育史、企業史，甚至文明史上。這就是張謇的意義。
1894年，那一年是中國的甲午年，張謇成了狀元。狀元是那時多少讀書人都想要的，他竟然得到了。但是張謇放棄了仕途，願意放下身段，在故鄉南通從事微不足道、在當時看來幾乎沒有成功可能的實業。這就是他的低調理想主義：放低身段，目光卻放遠、放高。中國有一個成語叫好高騖遠，我寧願將他稱之為一個「好低騖遠」的人。好高騖遠是一個貶義詞，而「好低騖遠」是一個褒義詞。
這個世界本是一個簡單的世界，是人類自己給搞複雜了，我們都是在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以後，再來解決那個複雜的問題。而像張謇、盧作孚這樣的人是把簡單的問題簡單化，把複雜的問題複雜化。我相信這個世界從來不缺像張謇這樣懷揣夢想的人。
以世界之眼光辦一縣事
張謇有幸遇到了他的時代。這並不是一個美好的時代，相反是一個天下大亂的時代。1900年是個庚子年，120年後的2020年還是庚子年。可在120年前的那個庚子年，張謇開始了他在南通新新世界的建設。他說，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之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之眼光。
而張謇是以世界眼光來辦南通一縣的事。南通當時只是一個縣而已，但是張謇卻把它辦成了中國近代第一城，教育最發達的一個縣。他親手或間接推動在南通創辦了200多所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他創辦的第一家企業叫大生企業。大生二字取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的「生」也是「生生不息」的「生」。
作為中國的士大夫，他飽讀四書五經，從秀才一路走到狀元，付出的心血，旁人難以想像。他在科舉路上走了27年，卻不太在乎所取得的功名，因為他知道這一切也不過如此。世人都在追求功名，而他卻用一個人的力量在南通締造了一座城。
2007年3月15日，我曾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整版文章《南通訪張謇遺蹟》。那個時代的張謇並不廣為人知，但這絕不影響他的歷史地位，因為他的貢獻早已進入歷史深處。胡適先生曾說過「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這個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養活了幾百萬人，在中國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從1900年到1926年，而他籌辦還在1895年。這樣一個人，他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呢？
在晚清中國，張謇第一個說出了他要走的路，不是得寸進尺，而是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我把它概括為一個詞，叫得寸進寸，他有腳踏實地的、漸進的、低調理想主義。
張謇將只有一片田野的唐閘小鎮變成了一個近代中國最繁華的工業城鎮，讓它進入了世界地圖。他的商標早已風靡中國乃至東南亞了。他創造的企業遍布整個南通，甚至擴張到了南通以外。
「父教育而母實業」
張謇用一個人的力量，在短短不到15年的時間，創立了一系列企業，從大生紗廠開始，橫跨十幾個不同的領域。這在當時是中國最大的企業。但是，張謇卻實實在在地告訴所有人，他的目的不是辦企業，而是要辦教育，但是不辦企業就辦不了教育，所以他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實業」。一個是父，一個是母。
他創辦的第一所學校不是小學。為什麼？因為辦小學首先要有師資，所以他選擇辦師範。南通師範是中國第一所完整的民辦師範學校，請了王國維先生和陳寅恪先生的哥哥陳衡恪先生（也是魯迅的好朋友）來做老師。張謇為南通師範學校定的校訓是「艱苦自立，忠實不欺」。接下來，他又辦了南通女子師範學校，定了「學習家政，勤儉溫和」八字校訓。
1907年，他在《通州中學附國文專修科述義並簡章》中提出「父教育而母實業」。這句話放在整個中國，無論是當時還是今天來看，都具有超前性。從南通到故鄉海門，再到他的出生地常樂鄉（現在叫常樂鎮），張謇辦了一系列的學校。從小學到幼兒園再到中學、大學，從一科到三科，甚至還有盲童學校和聾啞學校。他為整個南通奠定了近代教育的根基。
張謇曾親自為許多學校寫下校歌、校訓。比如他給啟東一個鄉村裡的通海墾牧鄉小學寫過校歌：「新世界，墾牧鄉。新少年，小學生。」沒有新少年，沒有小學生，誰來創造南通的新新世界？所以說，先有個人，然後有社會，先有新少年，然後有新世界。
張謇不僅要在這裡種人，還要種樹。教育的全部秘密就在「種人種樹」這四個字中，在種人的同時種樹。我喜歡說，看一所學校辦得好不好，先看樹種得好不好。如果樹種得好，我對這所學校就會產生一點興趣。種樹與種人，一體兩面，如此簡單。
張謇是懂教育的人，他完全可以當得起教育家這個稱號。他曾說：「強國必先智其民，智民必先普其學，普學以初等小學為最亟，以師範學校為最先。」這些話放到百年後的中國，仍然擲地有聲。凡是文明意義上的大人物，他們說出來的話都是有分量的，都是可以在百年後迴蕩著金石之聲的。
他不光辦了這些，還辦了南通博物苑、翰墨林印書局、更俗劇場，還有五個公園。他的文化與慈善事業從博物苑、圖書館，一直到醫院、公園，幾乎覆蓋了所有方面。窮人到他這裡來有貧民工場，老人有養老院，棄嬰有育嬰堂。他還在那個時代建立了公共體育場、電影公司、氣象臺。他打造了一個完全近代化的南通，提供了當時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中的一個全新樣板。
1919年的南通街頭，停著這樣的小汽車。我如果拿這張照片跟人說：這是漢口、天津、上海租界，他們肯定都相信，但這是小小的南通，這是新新世界，或者是他自己說的「新世界的雛形」。
在《新新世界：張謇與南通建設》和《大商人》兩本書裡，有我12年前完成的一篇關於張謇的45,000字長文，詳細講述了張謇與南通建設。張謇說：「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
他做到了。
得寸進寸：低調理想主義
「新新世界」不是要建立一個高調的理想主義的烏託邦或世外桃源，而是以「善託邦」為目標建立一個世內桃源。何謂「善託邦」？我把它概括為一句話：「善託邦」不是為了一個完美的明天而奮鬥，而是為了一個不完美的今天而奮鬥。這是一條與人類主流文明接軌的道路，它體現了從希臘到中國、從西方到東方那些古老而常新的共同價值。
教育從來不是為了建造一個完美的個人，而是為了讓一個不完美的人過得更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1世紀教育委員會曾說過：「教育是必要的烏託邦。」我想把這一句話改動一個字：教育是必要的「善託邦」。張謇提出了一條低調理想主義的路徑。他自己概括為八個字：得尺則尺，得寸則寸。
張謇是一個行動者。作為行動者，我覺得他所體現出來的低調理想主義至少有三個特徵。第一，低調。低調不是以犧牲個體為代價，而是要保全個體，有所作為。第二，可持續。這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代復一代都可以去踐行的道路，一條文明的道路，而不是野蠻的道路。第三，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建設性簡單地說，就是八個字：小處著手，大處著眼。思想不一定都要高到雲端，也可以低到塵埃，讓每一個人可以觸摸。
如果一個人沒受過教育，不認字，但是他的品行中呈現出人類美好的品質，我還是會對這人充滿敬意。如果一個人念了博士，但是腦滿腸肥，我也會對他鄙視，就是如此簡單。張謇是簡單的，雖然他貴為狀元。日本人說張謇是一個「知識精英兼實行勇士」。今天之中國，所謂的「知識精英」太多了，而像張謇這樣的實行勇士太少了。
「百年樹人，一往情深。」張謇不僅種人，也喜歡種樹。他種了大量的樹，光是在長江邊的狼山那一帶，就種了十幾萬棵樹，沿長江邊三十裡種了2700棵桃、桑。一個愛種樹的人一定是個好人，這句話雖然有點絕對，但大致上錯不了。好的教育就是種樹的事業，也是種人的事業。
教育和企業的共同邏輯:人之為人
我想起了與張謇差不多同時代的兩個人：張元濟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張元濟是中國出版家，也是教育家，蔡元培是教育家。這兩個人都比張謇年輕，一個是1867年生，另一個是1868年生。他們三人都生在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呼吸到衰亡民族的氣息，他們決心要用一己的努力重造文明，建立一個新新世界。
他們的抓手是什麼？張謇的抓手是「父教育而母實業」。蔡元培的抓手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張元濟的抓手是「故向書林努力來」，就是下大力氣來編教科書，創造了一個巨無霸的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為中華民族提供書本而不是子彈。他們是一樣的人。張謇在南通做了數十年的努力，南通被梁啓超稱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被日本人內山完造定為「理想的文化城市」，也是建築學家吳良鏞口中的「近代中國第一城」。這不是浪得虛名，而是名副其實。
我想起100多年前共和國教科書小學國文第一冊第一課，就是一個字：「人」。人之為人——是做教育、做企業、做出版的共同邏輯。「人」頂在「企」字的頭上，「人」也可以頂在教育的頭上。「父教育而母實業」頭上頂著都是一個「人」字。這是人之為人的邏輯。
1922年張謇七十生日，駐上海的各國領事都來到了長江北岸的南通，為他慶賀。這張照片留下了他一生最後的榮耀，代表了國際上對他的衷心認同。而此時此刻離他去世只剩下了4年。張謇當時的社會身份已是一介平民，不是官。他的企業也從這一年開始失敗了。因為他背負了太重的社會重擔，胡適先生當年就看到了。
成敗在是非面前一文不值，人類並不是靠成功而存在，而是靠精氣神而存在，當你沒有呼吸的時候，你的世界就會歸零。對人類來說，第一重要的是呼吸，什麼呼吸？呼吸有兩種，一種是生命存在的呼吸，另一種則是心靈存在的呼吸，只要有一種呼吸沒了，你的世界就會歸零。
張謇影響了他後面許許多多的企業家，包括無錫的榮氏兄弟，也包括重慶的盧作孚。盧作孚先生說過無數話，最簡明扼要的是這十個字：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他把它們寫在牆上，掛在嘴上，刻在心上，行在腳下，這是顛撲不破的十字箴言。如果一個教育家做到了這十個字，就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教育家；一個企業家做到了這十個字，也可以成為出色的企業家。這個世界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只有一條，就是「人之為人」的邏輯——其實非常簡單，大道至簡。
盧作孚先生曾經寫過一句話，「學校不是培育學生，而是教學生如何去培育社會。」什麼叫「培育社會」？就是建造一個新新世界，這就是張謇的夢想。盧作孚的夢想是「50後」的夢想，也是「90後」的夢想。（張謇生於1853年，是「50後」，而盧作孚生於1893年，是「90後」。）每一代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夢想，偉大的夢想總是相似的，卑鄙的夢想則各有各的不同。
最後，我想借用盧作孚的另一句話作為結束，也送給諸位：「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響、改變社會。」這就叫培育社會，這就叫真正的教育。
傅國湧
獨立歷史學者
兒童母語教育踐行者
來源|優教育（ID: GiftedEdu），文章整理自作者於第七屆中國教育創新年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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