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前後，慈禧去世後不久，隆裕太后召見奕劻獨對，載灃在側主張殺袁，「慶伏地無言，後怒甚，問：汝何意？慶回奏請召漢大臣議，並陳張之洞在值未退。」張之洞入見時力陳「主幼時危，未可遽戮重臣，動搖社稷，可否罷斥驅逐出京？」袁世凱於是得免一死，令其回籍養痾。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大權在握的載灃，似乎他早已對袁世凱等漢人官僚心存不滿，只恨從前無權無勢，不能為清廷掃除這些奸臣，於是當他終於擁有了夢寐以求的權力，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殺死袁世凱，然而很快載灃很快就會意識到，也許權力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麼美妙。
1910年10月7日，立憲派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三次國會請願，與此同時，地方上除直隸總督陳夔龍、兩江總督張人駿明確反對外，十八省總督聯名請求設立國會、內閣。代表齊聚攝政王府，載灃不願與代表會面，派人告知代表們自己已經外出，然而代表拒絕離開，載灃不得不答應第二天由肅親王善耆代陳，9日將請願書遞交資政院。
11月3日，載灃代表清廷召開御前會議，商討國會事宜，毓朗認為：「時事危迫，國會誠不可不速開……故必先設新內閣及請海陸軍進行政策，再開國會。」載澤認為：「朝廷注重國防，人民注重實業……為今之計，應明定宣統五年召集國會。」最後決定縮短四年，在宣統五年召開議會。面對來勢洶洶的立憲派，當載灃焦急地與這些親貴們商討國會事宜時，他或許才真正體會到維持政局的艱難以及自己的手足無措。
1911年10月14日，在武昌起義爆發僅僅四天後，奕劻、那桐、徐世昌提議起用袁世凱，奕劻給出的理由是：「袁有氣魄，北洋軍隊都是他一手編練……且東交民巷亦盛傳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張。」載灃對此很不放心：「你能擔保沒有別的問題嗎？」奕劻回應：「這個不消說。」最終載灃被迫應允：「你們既這樣主張，姑且照你們的辦。」
當載灃不得不起用自己最為痛恨的袁世凱時，他實際上便已經承認他和他信任的親貴們已經徹底無力控制當前的局勢了，載灃和他的皇族內閣，在辛亥革命中僅僅堅持了四天，而此時的載灃恐怕也預見了自己的結局。
僅僅半個月後，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實際上掌握了清廷的權力，12月6日，載灃被剝奪了攝政王的名號，被勒令退歸藩邸不再預政，回顧三年前回籍養痾的袁世凱，不免使人感到幾分諷刺。
據申報記載，載灃退朝一路大哭出東華門，一小京官途遇，在車上猶聞其哭聲，傳言載灃回邸後，復又放聲大哭約40分鐘，經人力勸方才止住，難怪時人評論「監國如此，清祚其能久乎！」被放逐出權力中心的載灃，開始展現出自己平凡甚至脆弱的一面。
當清帝遜位已成定局以後，回到家裡的載灃長舒一口氣：「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其妻大哭。從攝政之初的意氣風發，到請願國會時的躊躇不定，到武昌起義後重新啟用袁世凱的無可奈何，再到被勒令歸家時的崩潰，最後是遜位後的長舒一口氣，我們看到的是那個妄圖重振祖業的攝政王，被一步步還原為作為個人的載灃，他一步步地認識到如今的局面不是他能掌控或扭轉的，也一步步地認識了自己。
對於清帝遜位前後的清廷而言，載灃並不是一個個例，雖然清朝的衰亡早已積重難返，但是這些親貴們的反應也不得不令人感慨，面對革命的浪潮，他們幾乎毫無還手之力。慶親王奕劻算是當時親貴中為數不多的老油條，他也積極地在清廷與立憲派之間周旋，然而他的貪婪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武昌起義爆發後，錫良曾請纓親自率兵督陝，奕劻竟然想其索賄八萬金，不由令人痛斥「值此日此勢，當軸猶忍索金。」武昌起義當天奕劻召集內閣會議，決議由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平亂，蔭昌當即表示不滿：「我一個人馬也沒有，讓我到湖北去督師，我倒是用拳去打呀，還是用腳踢呀？」
而蔭昌到達湖北後，某日凌晨衛兵報告稱有三四百個革命黨直奔火車而來，蔭昌立刻開車北逃，結果發現只是百十個來摘棉花的農民，蔭昌才安定下來。在革命爆發以前，梁啓超曾寄希望聯絡載濤，發動兵變實現立憲，結果當起義爆發後，載濤被問及手下陸軍的兵力情況時竟然回答：「奴才沒有打過仗，不知道。」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清廷已經在實際上名存實亡，與其將新政視為清廷的自我改革， 不如說是它維持自身統治的砝碼，清廷通過改革的積極姿態，為自己爭取為數不多的支持，慈禧運用她那一套純熟的帝王術維繫著清廷、督撫以及立憲派之間的平衡，而當慈禧去世以後，當清廷落到載灃、奕劻等一幫親貴手中時，他們甚至連慈禧續命的帝王術也無法應用。
載灃本就是個性格懦弱、優柔寡斷的人，攝政王的權勢讓他以為自己開始大展宏圖、振興祖業，但是他終將認清時局的真相，順帶認清自己。載灃和那些無能的親貴，幾乎成了清朝末年皇族權貴的縮影。正如成都將軍玉崑聽聞遜位已成定局時所感慨的：「乃最病恨者，諸貴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