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勇
圖為攝政王載灃。愛新覺羅·載灃(1883年-1951年),字伯涵,號靜雲,晚年自號書癖,改名載靜雲,道光帝之孫,醇親王奕譞第五子,光緒帝異母弟,溥儀生父。1901年,因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殺,赴德國道歉謝罪。1908年,任軍機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儀入承大統,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次年代理陸海軍大元帥。在清朝的最後三年中(1909年-1911年),載灃是中國實際的統治者。在清末最後幾年,各地民變風起雲湧,此伏彼起,漸趨燎原之勢,但清廷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並不覺得可怕,因為有軍隊在。直至湖北新軍武昌發難,湖南、陝西、江西等地新軍群起響應,宣布獨立,攝政王載灃依然不覺得就是末日,因為中央軍還在。但是,等到中央軍──北洋六鎮一部灤州兵諫,攝政王載灃終於意識到大難臨頭,來日無多,匆忙中連發三道上諭:第一,解除Dang禁,開放政治;第二,撤銷「皇族內閣」;第三,「下詔罪己」,歷數三年來「用人無方,施治寡術」等政治失誤。實事求是說,慈禧太后、光緒帝在生命最後時刻選擇溥儀接班是一個無奈之舉,因此才有載灃、隆裕太后新的叔嫂組合,希望他們在溥儀未成年時控制住局面,即便沒有起色,至少不要惹出什麼亂子。載灃是光緒帝的弟弟,根正苗紅,是清兩百年歷史中第一位出過洋的王爺,年齡不大,但經多識廣,具有一定國際視野,舉止得體,應該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他只要堅守慈禧太后、光緒帝既定路線往前走,1906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就不會出什麼大問題,他這個攝政王就會向清初攝政王多爾袞那樣,將大清帶上一個新階段:清初攝政王開創了大清的歷史,他這個攝政王如果將大清帶至一個君憲的階段,其歷史功績當然可以與多爾袞媲美。無奈,載灃的心胸、知識、抱負、胸懷,都不足以支撐他的事業,他在接手後,實際上在悄悄改變慈禧太后、光緒帝給定的路線。上臺伊始,還在國家蒙受兩宮大喪的時候,攝政王就順手牽羊,調整了核心領導層,將最能幹的內外大臣袁世凱、端方、岑春煊等相繼開缺。不管這些大臣有怎樣的問題,攝政王迅即對前朝老臣痛下殺手,即便贏得了強硬、果敢的喝彩,實際上還是得不償失。正直的人都會覺得攝政王心胸狹隘,容不得人,嚴修就是一個典型,他在袁世凱被以「足疾」這樣荒唐的理由開缺後大膽上書,希望攝政王收回成命,重用袁世凱。當他發現自己的建言根本不被攝政王理睬時,也就毫無眷戀退出政治。攝政王處置袁世凱巧妙利用了十年來「告密」、「背叛」的傳言,他自己心裡當然知道並非如此,他真正的擔心是袁世凱太能幹了。因為能幹,所以就不讓他幹。這就是攝政王的用人邏輯。能幹的袁世凱、端方、岑春煊都被找個理由放假回家了,攝政王隨心所欲建構自己的「熟人政治」,將先前還不那麼太顯眼的一批太子黨冠冕堂皇推到了前臺。他的兩個二十幾歲的弟弟載洵、載濤分任海軍大臣、軍諮府大臣,至於他個人,則代替他兒子出任「大清帝國統帥陸海軍大元帥」。他們兄弟三人佔據了大清軍事力量最重要的位置,他以為這就是大權獨攬,就是政治上的保證。殊不知,等到大難來臨時,他們兄弟三個都沒有勇氣一拼到底。攝政王重用私人,激活了一個極受詬病的太子黨,他的真實用意好像也並不是要將這些人捆綁在一起抱團取暖應對困難,因為同屬太子黨的也並不都被攝政王重用,比如滿洲人比較能幹的鐵良、溥偉、溥倫、良弼、載澤等,但凡有點能力的人,攝政王都會擔心權力旁落,提前防範。鐵良被弄到南京當江寧將軍,溥偉在禁菸大臣位置上久居不遷,溥倫放到無足輕重的資政院,良弼很長時間只負責禁衛軍第一協。至於載澤,原本是第一屆內閣比較理想的首輔。作為出洋考察憲政歸來最早建議立憲的大臣,載澤如成為第一屆責任內閣總理大臣,一定會將預備立憲有序推進。值得注意的是,被攝政王閒置的這幾個太子黨,就是後來宗社黨的骨幹,他們一直堅守君主立憲立場,即便到了民國很長時間依然如此,令人敬佩。或許是攝政王自認能力太弱,不敢重用強者,因而他在將強者閒置的同時,通過權力重組構建自己的威權。1908年12月25日,攝政王接班僅40天,他就下令組建一個「自主統轄調遣」的「禁衛軍」,藉此將軍權統一到自己手裡。半年後,攝政王宣布成立軍諮府,以軍諮府統籌協調帝國全部安全事務,軍諮府成了參謀本部,是最高軍事決策秘密機關,他的弟弟載濤出任軍諮大臣,代替他打理軍諮府日常事務。真正擁有權力的人不需要虛假的名分,只有並不能擁有實際權力的人方才期待將所有權力都攏在手裡。慈禧太后從來不會在意讓誰去管軍隊,因為只要她發話,好像還沒有哪一個敢違抗。攝政王虛張聲勢聚集權力,其實只是給外人看的,真正的內行並不在乎誰是統帥,誰是大臣。他們只認自己的頂頭上司,或者患難與共的兄弟。攝政王不管不顧地集權,適得其反,武昌起義前後軍隊的動向就是最好的證明。攝政王三年來的失誤不僅在用人行政,另外一個重大失誤是對言論的打擊。帝國體制下言論自由原本就非常有限,體制內的監督不外乎言官不顧個人安危與權臣、貪腐不懈爭鬥。在正常狀態,帝國最高統治者樂觀言官、媒體等對貪腐現象的監督,在官官相護,不讓好人蒙冤的同時,一定會鼓勵言官,鼓勵媒體。但是,攝政王卻不這樣認為,他在那幾年最大限度縮小言論空間,將言官的舉報作為內部派系鬥爭的憑藉。江春霖、趙炳麟、胡思敬等言官輪番彈劾慶親王,攝政王如果保護慶親王,也應該將這些彈劾內容弄個水落石出,還慶親王一個清白。但攝政王並不這樣做,他既不想除掉慶親王,又不想讓慶親王那麼清白,所以在那幾年慶親王等重臣的清譽蕩然無存。攝政王自以為這樣最好,以一醜遮百醜。慶親王與張謇聊天時痛苦不已,讓張謇覺得慶親王並不像輿論說的那個樣子。按照慈禧太后、光緒帝批准的政治改革路線圖,中國就是要通過九年積極預備,至1915年實現君主立憲。所謂君主立憲,就是君主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力,社會重心,或者說社會中堅,也就由傳統社會士紳向資產階級轉移。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體現,就是各省諮議局的立憲黨人。他們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者,也漸漸成為社會進步的引領者,因而統治者在政治上就應該按照法律尊重立憲黨人的權利。然而,攝政王在兩個問題上讓立憲黨人很傷心,這也是攝政王成為孤家寡人的直接原因。第一,攝政王不能在政治上尊重立憲黨人的建議,在從速立憲應對外交危機時優柔寡斷,遲疑不決。在立憲黨人看來,還是放不下那點權力。第二,在鐵路幹線國有化問題上,立憲黨人並不反對幹線國有,更不反對鐵路幹線統一施工、統一標準,他們反對的是朝廷在鐵路國有或民有問題上出爾反爾,完全以朝廷利益為利益,根本不顧及資本的投入、盈利及損失。清廷宣布鐵路幹線國有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朝廷在執行這個政策時缺乏誠意,沒有檢討自己的責任,更沒有考慮到怎樣補償,怎樣最大限度不讓人民吃虧。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到了關鍵時刻集體拋棄攝政王的最直接原因。攝政王是慈禧太后、光緒帝突然去世後非常時期的非常領導人。他原本可以有一番作為,引領中國往前走出一大步,開創一個新時代。但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他辜負了慈禧太后,也辜負了他的哥哥,辜負了時代。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還是他的知識、訓練,還有朋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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