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統治階層意識到了一種系統的禁菸政策所代表的危險和困難。由此而產生了中央政權那明顯的猶豫不決，以及在採取措施時的意見不和。在北京共出現了三種傾向：某些朝臣支持徹底禁菸的措施；某些人則主張使進口鴉片合法化；還有人認為合法限制會導致災難，並認為倘無章程條例就會使鴉片地下交易，從而失去其主要利潤。
當1836年進口劇增時，許乃濟為了阻止白銀流出中國和增加國庫收入，建議對進口鴉片課以重稅，並迫使外國人作為回報來購買中國產品（絲綢、棉布、茶葉、瓷器······).在三年之後，全面禁菸派隨著林則徐（1785~1850年）的被重用而取得了勝利，這也可能是因為危險變得更迫在眉睫了。林則徐於1839年被派往廣州，下令沒收了20000箱鴉片，並勒令英國商人在短期內全部離開。
在由這些極端措施造成的一種具有爆炸性的氣氛中，英國人先是在珠江口以海盜活動進行襲擾；後來，他們又在浙江沿岸報復，在那裡佔據了舟山群島中的大島定海島；在更靠北方的一些地方，他們又威脅著天津港。中國也不讓步。在增援部隊到達之後，英國人於1841年又恢復了進攻。外國人又重新奪取了珠江港，佔據了廈門、寧波、定海，威脅著杭州和長江下遊地區，而英國艦隊從那裡一直深入到南京。
為了結束這種局面，中國政府接受了談判，籤署了臭名昭著的1842年的《南京條約》，而其長遠的影響無疑要比中國談判官員們當時的預料嚴重得多。照他們看來，英國人的進攻仍然只具有傳統的性質，類似過去外國人犯下的海盜罪行，或者是希望在中國打開市場的遊牧民族的入侵。倭寇海盜的侵擾以及國姓爺的攻擊，都曾威脅過中國沿海諸省和長江下遊地區，而且其程度要比1840~1842年英國人的進攻嚴重得多，況且草原地區的某些入侵也曾經具有更大的破壞性。
1841年進攻廣州的英國軍隊，僅有2400人，他們於次年接受的援兵也不超過數千人。歸根結底，清政府向侵略者作出的讓步，絕對無法與這種讓步所帶來的風險相應。致使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代，表現出的軟弱性的原因，既不在於其大炮的陳舊過時（草原人和滿族人，從來就不對火器感興趣；明末在鑄炮領域中做出的努力，未能持續下去），或王師缺乏戰鬥力和紀律性，又不在於其政治局面，或者是很快就由令人生畏的太平天國起義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危機。
一個深受繁縟的規章制度之苦、拘泥於細枝末節的政府之腐化與軟弱無力，帝國的過分中央集權，同時又缺乏協調以及過分遙遠的距離（廣州距北京有2000公裡），致使在北京採取的措施太晚了，這無疑才是中華帝國衰弱的主要原因。如果說清政府以投降而告終，那是由於它在英國的進攻尚未開始之前，就在應採取的對策上的優柔寡斷和各持己見。道光皇帝本人既不太熟悉情況，又猶豫不決，對於國庫開銷也表現得很吝嗇。他於1841年派往廣州的欽差自作主張，未待北京同意便接受了撤退中國軍隊、向英國人賠款600萬兩的要求。道光帝開始時被強硬派的支持者林則徐說服，但後來卻傾向於妥協，接著於1841年又決定重新發動進攻。
為了抵抗外夷而作出的努力，確實是不可低估的，它們包括鑄炮、建造其傳統要上溯到宋代的帶渦輪葉片的戰船、封鎖港口等。此外，於1841年又在廣州地區組成了民團「平英團」，並成功地制止了英國人的盜竊搶劫活動。但是，在19世紀時抵抗外國入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是團練，在當時卻不受各地官府和中央政府的重視，因為他們害怕這些人會倒戈，反對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權。
南京條約暫時地解決了這些難題。中國讓大英帝國租借香港小島，向英國賠款2100萬銀元，接受廈門、上海、寧波和廣州港對外通商（主要是對進口鴉片開放）。它同時又接受了取消「公行」（該詞自1720年以來便指廣州諸商行的官方聯合會）的壟斷專營權。這種公行本意要配合官府，以調節與外國人的通商活動（包括東南亞、印度洋和歐羅巴），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由中國商船來承擔。在1843年的附加條約中，使用了最早的治外法權（英國僑民擺脫了中國的司法權）和最惠國條款（其他國家所獲得的優惠，也將自動地擴大到英國）。
領事權和首批「租界」的建立，打開了第一批缺口，從而使西方列強依靠其軍事和經濟勢力的發展，而對中國實施越來越強大的控制，並且始終都越來越嚴重地限制其獨立和主權。通貨問題由毒品走私引起的衝突和鴉片的輸入（其數量從1820年起，直到1894年日中戰爭前夕，一直不斷增長）產生了直接後果，這一切對於中國的經濟和通貨，都施加了雖不太明顯，卻又是很深刻的影響。把銀幣用作支付手段的做法，在中國一直維持到民國時期（1912~1949年）。這種銀幣經濟受到金幣經濟的挑戰那天起，就造成了中國經濟的衰落，因為中國的經濟變得越來越依賴金幣了。
當黃金的誘惑，對於從歐洲直到印度和美洲的海上大擴張來說，顯示出是決定性因素之一時，中國卻對於這種貴金屬毫不垂涎。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這種金屬在除日本之外的東亞十分稀有，它在中國社會中又無疑被認為具有一種特殊價值，以及國有經濟在中國對於商業市場經濟的絕對統治地位。隨著白銀變得相對豐富和價格穩定，和紙幣不同的是，它和銅錢被同時當作支付手段而在中國確立了權威，並讓人接受了。
白銀的使用在15~16世紀時，變得很普遍了。進口來自美洲的鷹洋，也於16世紀下半葉，增加了銀錢在廣東和福建的流通量。在中美和南美大量鑄造的銀圓或墨西哥銀比索（Peso),也都出現在廣州和福州，其用途一直沿存到近代。但就在作為中國16世紀末～18世紀末長期富裕之標誌的銀錠增加的同時，白銀的價值與金價相比卻不斷下跌。直至16世紀末葉以前，白銀在日本始終作為東亞主要的貴金屬出口國的整個時代，都保持了其較高的價值（金銀的兌換價為1:4),但它從1575年左右卻貶值了。
1635年，一兩黃金就已值10兩白銀。中國在1820~1825年間，打破了貿易平衡，這與白銀價格在國際市場上新的暴跌是同時發生的；西方列強在19世紀下半葉採取的金本位制，更加速了銀價下跌，當時也恰逢中國經濟最大限度地忍受著貿易競爭，以及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賠款之苦難。1887年，每兩白銀尚值1.2塊鷹洋，而到1920年僅值0.62塊鷹洋了。就在中國的貨幣於世界市場上貶值的同時，其白銀又於19世紀期間不停地大量外流。儘管鴉片價格下跌（每箱鴉片在1821年前能售出1000~2000圓鷹洋，在1838年後卻只能售700~1000圓了），但中國白銀的外流狀況卻未能好轉，白銀的價格以損害銅錢價格為前提而上升，然而，白銀價格的上漲，給構成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最貧窮階層，帶來了最嚴重的損害。
因為正是這些人掌握著大部分銅錢，而他們的稅役卻又是以銀幣為基礎而計算的。我們從這些非常簡單的指數中，就可以得出一種籠統的和權宜性的結論，即正如銀一銅的複本位幣制在中國本土上，促使最落魄階級的地位，向著惡化的方向發展一樣，黃金和白銀的複本位幣制，又迫使中國經濟在19世紀期間崩潰。
結語
這些貨幣機制加速了成為19世紀上半葉特徵的經濟衰退，同時也促進了從1850年左右開始的令人聞風喪膽的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