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語》有感（四）：「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對《論語》中「君子」的分析
張恩恩/文
本文原作於2009年前後。今日讀來，感慨良多。短短數年，我的變化太多，最大的變化竟然是喪失了對寫作的熱情和閱讀量銳減，想想慚愧，幸在我沒有忘記對理想的追求。願堅持！
「學術超女」於丹對《論語》的解讀一度風靡中國大地，引起人們的經典的再度關注，其積極意義自不消多說。但我以為，這種「心靈雞湯」只是因為契合了當下社會中人們面對經濟狂潮而迷失精神追求這一現狀才能大行其道。宋儒程頤早就說過「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朱熹《論語集注·序》）也就是說宋儒們早已和於丹一樣認識到《論語》是教人們怎樣做人的，但問題是做怎樣的人。李澤厚先生在其《論語今讀》中曾指出《論語》「本身就遠不止是『處世格言』、『普通常識』而具有『終極關懷』的宗教品格，它執著的追求人生意義，有對超道德、倫理的『天地境界』的體認、追求和啟悟。」（《論語今讀》P3天津社科版）。」於丹的解讀正是因為缺少對《論語》所「具有『終極關懷』的宗教品格」的「體認、追求和啟悟」而只是把《論語》當作「簡單的道理」，所以於丹的《<論語>心得》中的「君子」重在「樂貧」而不「守道」，重在「心安」而不「理得」（如其對「孔顏樂處」的解釋，詳見《於丹<論語>心得》中華書局版P11-12）。所以她對《論語》的解讀也只是一道「看上去很美」的「文化快餐」。宋儒們又因為把《論語》所「具有『終極關懷』的宗教品格」解釋為脫離現實生活、脫離人性人情的「天理」，並因此而要「滅人慾」，更是遺臭萬年。
事實上，《論語》本身具有「準宗教」「準哲學」的性質而其宣揚的道理更是早已滲透在中國的政教體系、社會習俗以及人們的日常行為、思想、言行和生活之中。《論語》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的締造者、承擔者和建設者。所以在今天看來，什麼是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君子」應當具有怎樣的品質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正基於此，故本文擬通過對《論語》中「君子」的外部言行、道德修養以及情感世界的分析來還原《論語》中真正的「君子」觀。
一、「君子」外部言行
儒家思想對君子言行的具體規範集中體現在《禮記》之中。當然《論語·鄉黨》16章也是對作為「君子」的孔子言行的具體描述，但因為時代變遷，這些言行的具體實施在今天已不具有任何實際意義。所以本文更關注的是《論語》中的「君子」是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言行，這些態度又何以能積澱為「君子」們的文化品格以及這些態度對於今天我們的言行具有怎樣的指導意義。
正如李澤厚先生指出的那樣，儒家思想對待言語的態度「似與今日西方哲學以語言為家園，為人的根本大異其趣」（《論語今讀》P86天津社科版）。《論語》中的「君子」應當是「納於言而敏於行」的，也就是說「君子」應當關注的是「怎麼做」而非「怎麼說」。語言只是「君子」完成自我人格塑造、弘揚仁道的工具而不可成為逃避現實、裝腔作勢的手段。真正的「君子」即使「人不知」還要做到「不慍」而非強作辯解，尤其不可「巧言令色」，孔子更是以此為恥。在《論語·學而》中孔子還強調「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方為真正的「好學」。當然「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在今日似可商榷，但「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確為真理。並非道家的「無言」而是「慎於言」，尤其不可「巧言」。《論語》中多次出現孔子對於學生的同一問題有不同的回答正是因為孔子能「就有道而正焉」，雖似「巧言」實際「言必有中」。可見，《論語》更注重語言的實用性，工具性。所謂「辭達而已矣。」
那麼「君子」為什麼要「慎於言」呢？因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不是不可以「言」而是「恥躬之不逮也。」，正所謂「言必信，行必果」，所以《論語》中「君子」的言語必須要和其實際行動相結合，否則「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光說不練，徒有其表，如果做不到，則自取其辱，這當然不是真正的「君子」。汶川大地震時「範跑跑」事件足以為證。範跑跑之「無恥」並非在於其以劉翔之速度的「跑」（這一點上範跑跑作為一個普通人而言不該為人所詬，當然作為一個教師就著實讓人失望了），而是他為自己的「跑」所做的「巧言」辯解。缺少了道德約束的「自由行為」只是人的動物性的回歸而並不是所謂的「自由主義」。難怪「範跑跑」的再就業受挫，人們不是拒絕他的「自由主義」而是害怕他的「自由行為」再次上演。可見「君子」們不僅要「慎於言」更要「慎於行」！「君子」的言行必須「就有道而正焉」！
《論語》正是因為強調「君子」應當言行謹慎，應當言行一致，但所謂的「道」畢竟只是存在於人們的內心之中，人們的道德修養畢竟千差萬別，各不相同，如何才能避免世人言行不一呢？所以《論語》又提出「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通過孔子心目中的「禮」對「君子」的言行加以外在規範。若以今日眼光視之，也許孔子的「禮」有許多值得我們商榷的地方，但其中所提倡的對待言行的態度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所以儘管不同時代對「禮」有不同的解釋，但人的言行應當受到一定的規範和束縛這一基本思想則隨著時代的變遷積澱為中華民族的心理文化品格，直到仍然有我們可以繼承並且發揚光大的地方。
綜上所述，《論語》中「君子」的言行既應本於內心的道德要求（「有道而正焉」）又需加以外部「禮」的規範（「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二、「君子」的道德修養
「君子」言行的理性基礎則是「君子」的道德修養。換言之，「君子」的道德修養程度決定著「君子」的具體言行。通讀《論語》我以為「君子」的道德修養可從兩方面入手來分析，一是「君子」的「天命觀」（可以理解為「君子」的世界觀）二是「君子」的「道德觀」（可以理解為「君子」的人生觀，價值觀）。
A,「君子」的「天命觀」
所謂的「天命觀」是指「君子」對命運（「天」）的看法和對生命（「命」）的理解。《論語,堯曰》中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顯然「君子」要了解.認識「天命」。但由於孔子所處的時代科學落後，原始巫術影響較深。所以孔子也罷，「君子」也好都不可能具有今天的科學技術和思想來了解、認識、把握「天命」。所以對於「天命」就要心存敬畏之心，即「畏天命」。總之，「天命」不可知，這一點是毫無疑問，這才是真正的「天命」；而正因為其不可知，故云「畏天命」。可見孔子是以一種理性精神來審視「天命」的，這和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之也」的人生態度是一脈相承的。
如果說「君子」對命運(「天」)心存敬畏之心的話，那麼對生命(「命」)則有尊重之意了。如《論語.子罕》中記載「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因天縱之將聖，又能多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見孔子並不認同所謂的「天縱之將聖」的說法。對「天」的迴避正是源於對「命」（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命體驗）的肯定。所謂的「多能」絕非「天」的功勞而是自己人生奮鬥.努力所獲。「人」是孔子一切主張的根本出發點。所以他說「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雖然《論語》中也有「殺身或仁」的說法。但我們看孔子的實際做法卻是以「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來面對人生，或以「邦無道，可卷而懷之」的方式來消減現實的無奈。在面對齊景公的「禮待」或季恆之受女樂而不朝，他都是「行」——選擇離開而非比乾式的愚忠亦菲微子式裝傻，更是主張「仁者安仁，知者利人」。所以我以為孔子更是一位「知者」，是一位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善待生命的「知者」！
B「君子」的道德觀
出於對「天命」的敬畏和對「生命」的尊重，在「禮崩樂喪」的時代，孔子選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作為自己的社會理想，所以「君子」的道德修養之重要就勿需贅言。我以為《論語》中的「君子」把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以「仁」為核心的關注現實人際交往的價值體系作為其道德觀的全部內容。
所謂「建立在日常生活中」指的是「君子」的道德觀的基礎是具有血緣關係的維護日常人倫的「孝」和「弟」。孔子教育自己的學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以有子才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和「弟」對於「君子」之重要由之可見一斑。也許，孔子所主張的具體有關「孝」與「弟」的行為今日值得商榷。但就「孝」與「弟」本身而言，至今仍不失為「君子」的立身之道，尤其是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孔子主張的「孝」與「弟」一方面是對原始氏族社會中血緣關係在春秋時代得以延續的價值認同，另一方面更是對個人價值的尊重並推廣為對整個生命鏈條的價值認同。「孝」與「弟」既是維護日常人際關係的基礎所在，又是個人人情（人性）的原始母胎（《論語．陽覽》中孔子回答宰我的「三年之喪」即可為證）。所以「孝」和「弟」就構成了「君子」道德修養的人倫基礎。
「孝」和「弟」推而廣之即為「仁」。如果說「孝」與「弟」是「君子」們維護家庭和諧的道德基礎，那麼「仁」就是「君子」們保證社會健康發展的道德核心。「君子」因「入則孝，出則弟」處理好家庭關係後就要「泛愛眾而親仁」以「仁愛之心」面對生命，生活，那麼「大同社會」亦指日可待。孔子最大的貢獻不是對「禮」的維護而是對「仁」的構建。「仁」在《論語》中不僅是「君子」們安身立命的基本道德原則更是「君子」們為人行事的最高道德追求。當然「仁」不是要教導我們要做「鄉愿」「好好先生」。因為孔子還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君子」既有所好亦有所惡。簡而言之，敢愛敢恨方為正人君子！
維護日常生活中人際關係的和諧才是「君子」道德修養的現實意義所在。正因為此，「君子」具體的道德要求（溫，良，恭，儉，讓等）都要服從於現實中的人際交往。曾子所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既是此謂。忠者，忠厚老實，正直誠懇，忠於自己內心的道德要求，而非後世所謂的「愚忠」「從道不從君」是也；恕者，心胸寬廣，淡泊名利，寬容他人言行的過失錯誤，亦非「愛你的你人」這種有失人性的宗教律令，「既往不咎」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在顯示人際交往中不僅要嚴以律己更要寬以待人！
三、「君子」的情感世界
歷來論著更關注孔子（筆者按：本節討論「君子」的情感世界，多舉孔子為例，一則因為孔子並不是「聖人」而是「君子」，二則因為《論語》多涉及「君子」的德行而少曰情感）的道德修養，政治主張，哲學思想。從而孔子似乎總是板著臉來教育世人「這不行，那不行」，不近人情，只知道德說教，沒有喜怒哀樂一樣。事實上，《論語》中的孔子和我們一樣有個豐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貪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對「欲」的客觀存在的認同是孔子的「仁道」的基本立足所在。逐名追利，好富攀貴，人之大欲，關鍵要「以其道得之」。錢穆《論語要略》說：「知當知識，仁當情感，勇當意志。而知情意三者之間，實以情為主。情感者，心理活動之中樞也。真情暢隧，一片天機。」所言極是。由之可見，宋明理學所提倡的「滅人慾，存天理」至少在對「欲」的理解上是對孔子思想的扭曲。對人基本情感的認同，即是出於對人具有動物性的體認，亦是對人的社會屬性的認同。孔子的思想也正因此才很好的融入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孔子沒有原罪觀念和禁慾意識，相反他肯定正常情慾的合理性，強調對它的合理引導。正因為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要的正當性，它也就避免了，抵制了捨棄或輕視現實人生的悲觀主義和宗教出世觀念。孔學和儒家積極的人世人生態度與它的這個心理原則是不可分割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P15天津社會出版。2003，5）。
我們通讀《論語》會看到孔子是一個非常有情趣的熱愛生活的尊重學生的「樂以忘憂」的「發憤忘食」的「老頭子」！如對樊遲問仁，孔子總是循循善誘，誨之不倦；而對子夏問詩，孔子則欣喜讚賞，稱子夏「起予者商也」；對宰予晝寢，孔子是氣憤非常，怒罵其「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子路對他面見子南表示懷疑，孔子更是對天明誓，表示清白，一副憨厚老實的樣子；對伯牛有疾，孔子親往探視，哀聲長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關切惋惜之情溢於言表；而對顏回更是讚不絕口，在其死後，孔子更是慟哭失聲，哀傷無比；對當政者的批評更見孔子真性情，譏之為「鬥筲之人，何足算也」；尤其是孔子對音樂的愛好，或「和之」或贊之「盡善盡美」，甚至在齊國聽了《韶》之後「三月不知肉味」；而其在川上的一聲嘆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更是引起歷代學人們的心靈共鳴。這樣多情善感的表現正是基於對現實生活中豐富人情，人性的認同和理解。孔子之真情在《論語》隨處可見。所以《論語》中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是應和孔子一樣具有豐富情感的人。「君子」不同於俗人的是其對豐富情感不是任其自然而是以禮節之，以德潤之，以仁立之罷了。
那麼，「君子」雖具有的豐富情感之核心是什麼呢？我以為是「樂」。孔子說；「學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把「樂」作為行為的本質力量也是行為的最終歸宿。「樂」即是「君子」面世處事待人的基本情感也是其基本價值判斷——「生命（人生）是快樂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得到孔子的盛讚，究其原因，不僅是因為顏回好學而「樂貧守道」更是因為孔子和顏回一樣有著同樣的生命體驗。孔子自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樂」不僅是「忘憂」的手段，更是「忘憂」後的人生追求，正是因為有了同樣的生命體驗這才引起孔子的感嘆——「賢哉，回也！」，這也是孔子為什麼對顏回之死而痛哭的原因之一吧。孔子在和學生的課間談話中曾談到他的理想和曾皙一樣——「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在我看來，朱熹雖然晚年後悔對此事的解釋（見程樹德《論語集釋》）但他對曾點「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共所之妙」（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解釋還是和孔子的心靈狀態一致的。
「樂」雖然是孔子情感世界的核心所在，但他所「樂」何事，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其中的一段話值得關注.「（程子）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沉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由之可見，孔顏所樂自非「安貧」那麼簡單，結合孔子對人慾的肯定（「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和孔子的自我評價（「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我以為孔顏樂處重在「發憤忘食」而「守道」也，所「樂」由道而生，所「樂」者，道也。堅守內心的道德追求而淡泊外在的物質享受。孔子所說的「君子固窮」也正是這個意思。試想，孔子一生貧困交加，顛沛流離，懷才不遇，然而他何以能著書立說，育人三千，弘道守仁，安身知命呢？也許這正是「孔顏樂處」的作用所在吧。其樂無窮，其樂自得！
「樂」不僅是孔子的人生信念和人生理想，也是孔子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追求。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切政治行為的目的不是簡單的維護安定，讓老百姓避免犯罪，而是在於人民能否真正的從內心深處意識到「恥」。唯有「知恥」方可「樂」，方可「詠而歸」。樂天知命，各得其所，快樂生活。孔子一再強調「為政以德」「為政以禮」正是這個意思。對「樂」的認同使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同於的道家「無為」立世而能積極有為；也不同於法家以「刑」治天下而能以和為貴；也不同於墨家以「強」治天下（《墨子非命下》）而能溫柔敦厚。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尤其是《論語》）中「君子」既是「敏於事而慎於言」的謙謙君子，也是弘道守仁的正人君子，更是樂天知命的快樂君子。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正是此謂。然而正如孔子所說「文，莫吾憂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君子」之道，重在「躬行」，願我輩知之且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