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間正在華盛頓參加國家心臟研究所會議的德貝齊，對休斯頓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他從與會的同道那裡聽說了庫利的這次手術之後氣炸了，感覺五雷轟頂，「你們怎麼敢瞞著我做這樣有違倫理的手術？」
震驚和尷尬之餘，他火速飛回休斯頓開始調查，他認為庫利未經授權使用該設備，違反了聯邦法規並危及貝勒醫學院的管理。
1969年10月14日，美國外科醫師學會主席威廉·朗米爾（William Longmire）——庫利在霍普金斯大學醫院進行住院醫師培訓期間的掌門大師兄，他們曾共同參與了布萊洛克主刀的那一次藍嬰手術——對庫利進行了譴責，負責開展人造心臟的研究的貝勒醫學院和國家衛生研究院下令進行調查。
更讓庫利焦頭爛額的是，卡普的遺孀原本在病人死亡之後對庫利的治療表示了理解和感謝，但由於大量的媒體由最初的支持讚揚轉變為批判苛責，這個女人也轉變了態度，1971年4月，她和三個兒子將一紙訴狀遞上法庭，發起醫療事故訴訟，向庫利和李奧塔索賠450萬美元。
因為這次莽撞的手術，庫利一下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果調查結果對庫利不利，再輸掉訴訟，庫利很可能不僅要斷送外科生涯，還會有牢獄之災。
事情的結果很有戲劇性，此案關鍵證人德貝齊在指證庫利有罪的關鍵時刻拒絕出庭，同時貝勒醫學院對此事的的調查報告未對外公布，作為政府一邊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調查結果亦不知所蹤。
由於證據不足，病人家屬的指控於1972年7月被聯邦法院駁回，家屬提出上訴，1974年4月，美國最高法院維持了原判。也就是說，在法律層面，庫利沒有罪。
但經過此事，庫利與德貝齊的裂痕徹底無法彌合了，庫利雖然僥倖沒有輸掉官司，但也覺得受到了羞辱，於是索性辭去了貝勒醫學院的職務，徹底單飛。德貝齊則始終不肯原諒庫利的行為，他認為，庫利在未經自己或貝勒醫學院批准的情況下，擅自從前合伙人的實驗室拿到一顆人造心臟並將其植入病人體內，是盜竊，是背叛，這種為了在第一次使用全人工心臟的手術競爭中勝出的鋌而走險，是不道德的「幼稚行徑」。
雖然德貝齊被庫利的這一行為氣得夠嗆，但他終究不捨得將昔日戰友送進監獄，在多年後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及德貝齊為何沒在隨後的訴訟中作證，他解釋道：「儘管我怨恨他的作為，但我不認為復仇能解決問題。我不願意見到競爭對手被判有罪，我理解他希望能成為外科史上第一個在患者身上使用人工心臟的人，但他的野心膨脹得使他喪失了理智，我實在難以理解他的做法。我的意思是，一個人千萬不要被野心綁架而陷入困境。」
但庫利對那次手術從來沒有表示過後悔，他認為，如果時光倒流，他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畢竟，那位病人曾對回歸正常生活抱有極大的信念，自己當時就是想成全他。
庫利回憶說，一位律師曾經在一次庭審期間問過他是否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心臟外科醫生。「是的，」他回答道，自己當時每年進行的心臟手術比德貝齊或其他任何人都多，如果自己不是「第一次植入人工心臟的合適執行者」，又有誰有這個資格？
庫利確實是一位極度自信，甚至有些狂妄的外科醫生，英國心外科醫生史蒂芬·韋斯塔比（Stephen Westaby）（柯克林的弟子）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引用過庫利的一段話：「成功的心臟外科醫生是這樣的人——當別人要他說出三位世界上頂尖的外科醫生時，他很難說出另外兩位是誰。」
至於自己為什麼會沒有輸掉那一場看似毫無勝算的訴訟，庫利認為，也許是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發生了作用，在法庭辯論中，庫利除了強調自己在當時只是心無旁騖地想救人之外，他還提出了另外一個理由：「蘇聯人也在人工心臟領域虎視眈眈，我不想輸給他們，畢竟，在航天領域他們已經佔了上風。」
庫利所以會想到航天領域的例子，可能跟他的一位航天員朋友有關。
吉恩·塞南（Gene Cernan，1934-2017）曾於1969年及1972年兩次飛往月球執行任務，1972年，塞南隨美國阿波羅17號太空船登上月球，並在月球表面上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行走，成為最後一個在月球留下足印的人。在塞南看來，他與庫利都是在未知領域探索，一個破解了月亮的神話，一個證偽了靈魂的居所。在當今世界，無論哪個領域，走在人群前端的探路者都不多，他們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拓寬了人類認知的界限。後來，塞南可能還對庫利與德貝齊兩人的關係走向發生了影響。
看起來，至少在表面上，庫利沒有公開承認自己沒有輸掉官司的關鍵是德貝齊不肯作證，至於他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隨著德貝齊與庫利的先後作古，已經沒有人能知道答案了。
這兩位可稱當時最頂尖的心外科醫生的紛爭，引發了極大的關注，不止在醫學界，甚至普通民眾也非常熱烈地討論在這一事件過程中到底孰是孰非，他們二人還因此上了一次時代雜誌的封面。
雖然庫利這次遠說不上成功的手術引起了不少非議，科爾夫對此卻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他在1969年7月14日的一篇文章中評論道：「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在4月4日進行的這次人工心臟的植入手術，是醫學史上的一大進步，庫利、李奧塔利用一枚機械心臟，讓病人在等到心臟移植之前，維持了64小時的生命，雖然，經過心臟移植術後的病人最終還是不幸死去了，但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手術證明了人工心臟是可以在人體內代行心臟功能的。」
經此事件，李奧塔夾在德貝齊和庫利二人中間左右為難，後來只能離開美國，在西班牙建立了一個實驗室繼續人工心臟的研究，並與美國的一些醫療機構合作，最後衣錦還鄉，在阿根廷建立了醫療中心，還成了該國醫政界的領袖，官至衛生部長，還曾率隊訪問過中國，這已是後話。
李奧塔
1973年11月8日李奧塔訪問中國，他旁邊是周總理
當時的第一代體外心室輔助裝置僅能提供幾天的替代支持。這些早期的血泵由於不合理的機械設計、電源不足和創傷性接口的影響，容易產生溶血和血栓。即使成功地過渡到心臟移植，術後的生存時限也會大打折扣。
德貝齊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表達了對人工心臟研究的悲觀情緒，他認為已經沒有繼續做試驗的必要了，健壯的牛也許能承受植入一顆人工心臟，可是如果給一個終末期心衰的病人植入人工心臟，豈不是間接殺了他麼？這樣的情緒跟心肺機研究受挫時外科界的主流情緒如出一轍，幾乎就是病態心臟無法承受體外循環這一觀點的翻版。
但庫利依然雄心不改，1981年7月23日庫利與阿久津哲三將一個型號為Akutsu III的人工心臟植入一例26歲的嚴重心衰病人。這一次植入也是事到臨頭逼不得已，病人因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行搭橋手術，但術後無法脫離心肺機，與12年前的情形極為相似。這一回，人工心臟撐了55個小時，病人在7月25日得到了心臟移植的機會，但遺憾的是，由於移植術後的革蘭氏陰性菌感染以及腎臟和肺部的併發症，病人於8月2日死亡。
這一時期，美國的平均壽命開始上升，心衰病人逐年增多，由於幾乎沒有足夠的心臟供體可供移植，面對死神挾心衰而來的咄咄逼人的攻勢，醫學界對人工心臟的研究更為關注了。除了前述美國的幾家研究機構而外，還有多個國家的團隊也已經開始了人工心臟的研究項目，阿根廷、澳大利亞、中國、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蘇聯都想在這一領域與美國一爭高下，好一派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熱鬧景象。
為了在這一領域最終拔得頭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發布了一系列舉措，以開發更好的組件技術，用於耐用的人工心臟。這些在科學家、工業界和政府之間的開創性合作，終於在1982年的猶他大學開花結果。
第三部分
離開荷蘭來到美國之後，科爾夫在克利夫蘭醫院如魚得水，在人工器官領域一路高歌猛進。然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在美國醫學界越來越耀眼的科爾夫，與克利夫蘭醫院的矛盾逐漸顯現出來，一方面科爾夫與醫院的行政官僚系統衝突不斷，另一方面來自其他同僚的嫉妒也令人煩惱，科爾夫的研究經常受到不必要的幹擾。
所謂功到雄奇即罪名，科爾夫團隊在1960到1967年間在降低透析治療費用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很多透析治療已經可以在病人家裡完成。在他的協助下，克利夫蘭醫院還完成了125例腎移植。
面對這些無可爭辯的成績，克利夫蘭醫院官方雖然對科爾夫表示了公開的祝賀，私下裡卻厭倦了他總是給病人省錢又在人工心臟研究領域拼命燒錢的行事風格，於是一系列小動作和背後捅刀的操作開始悄悄醞釀，科爾夫在克利夫蘭的日子開始不那麼好過了。
1967年初，一家基金會本來計劃捐獻100萬美元以幫助科爾夫在克利夫蘭醫院建立「人工器官和移植中心」，作為醫院領導層的佩奇教授（Irvine Page）居然從中作梗，鬼使神差地攪黃了這一計劃。經過這一事件，科爾夫對克利夫蘭醫院徹底心灰意冷，下定決心離開。
值得玩味的是，佩奇教授作為高血壓研究領域的專家，正是因為在其多年的醫療和研究工作中發現嚴重的惡性高血壓病人經常會合併腎臟衰竭的問題，才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邀請人工腎的發明者科爾夫來美國，科爾夫以自己在克利夫蘭創造的巨大成就證明了佩奇過人的眼光，而最終佩奇居然因為一己之私逼走了正在科研領域不斷攀升的科爾夫，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此時的科爾夫早已羽翼豐滿，試問天下誰人不識君？舉目四望，躊躇滿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1967年7月，56歲的科爾夫帶著幾位追隨者來到鹽湖城的猶他州立大學重新開闢戰場，進行艱苦的二次創業。他知道如果想在人工心臟領域取得突破的話，首先需要的就是人才。在這裡，他親自招募了兩位對於其事業極為重要的年輕合作者——威廉•德弗裡（William C. DeVries，1943—）和羅伯特•考夫勒•加維克（Robert Koffler Jarvik，1946—）。
DeVries in 2002 （圖源：wikipedia）
德弗裡的父親同科爾夫一樣也是荷蘭移民，但德弗裡從未見過父親的模樣。他剛剛出生，還在進行住院醫師培訓的父親就遵從祖父的意願上了戰場，6個月後在戰鬥中犧牲。不久，同在軍中的外祖父也犧牲了。家中瞬間損失了兩位成年男子，兩個悲傷的女人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德弗裡身上。後來他們搬到了鹽湖城，德弗裡4歲時，母親再嫁。幸運的是，繼父是個極好的人，以至於德弗裡幾乎從未將其視為繼父。他很小就注意到自己跟其他幾個哥哥姐姐的姓不一樣，可母親不願意多說生父的事。
德弗裡成年以後也像生父一樣選擇學醫。在進入猶他州立大學醫學院的第一年，德弗裡無意中聽了一次講座，這次講座真正改寫了他的一生。演講者正是當時因發明了人工腎透析裝置而名滿天下的科爾夫，講座的主題恰是人工心臟。德弗裡完全被吸引了，為了聽完兩個小時的講座，甚至不惜翹了一次解剖課。
演講結束後，德弗裡對科爾夫說：「這是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有意思的事，如果可能，我願意跟您一起工作。」由於人工心臟的研發過程極為艱苦，且前景十分不明朗，因此多數聽眾對此興趣並不大，看到這位年輕的醫學生有這樣的志向，科爾夫顯然非常高興。他對德弗裡說：「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暑假時到克利夫蘭醫院看看，也許會有適合你的工作機會。年輕人，你叫什麼名字？」「德弗裡。」「哦？聽起來你好像是個不錯的荷蘭小夥子啊，你被錄取了。」（德弗裡是荷蘭最常見的姓氏）
當年暑假，德弗裡即趕赴克利夫蘭，在科爾夫的團隊裡工作，那時科爾夫已經同克利夫蘭醫院漸生嫌隙，正在籌劃離開，這便是德弗裡與科爾夫最初的接觸。
1970年從猶他州立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德弗裡開始在杜克大學接受外科住院醫師的培訓。時光荏苒，9年的學習積累之後，德弗裡覺得自己可以振翅一飛了，當他找到外科主任薩比斯頓（David Sabiston）提出找工作的事時，才知道有一個位置已等待他多時。薩比斯頓說：「你已經有了一份在猶他州立大學的工作。」原來，當年別過之後，科爾夫並沒有忘記這個後輩同胞，在德弗裡完成醫學院的學業之後，他便給薩比斯頓打電話說：「我有個學生要到你那裡去做住院醫師的培訓，但是9年後，你必須把他給我送回來。」
此時的科爾夫團隊早已今非昔比，這個由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工程師、化學家和其他專家組成的近200人的團隊兵強馬壯，他們已經在動物身上一次次成功地完成了人工心臟的實驗。當年，德弗裡最初同科爾夫一起工作時，他們只能讓實驗動物在接受了人工心臟的植入實驗之後存活幾十個小時；而當他十多年後歸隊時，實驗動物已經有存活將近一年的記錄了，這讓德弗裡異常興奮。
另一個必須擁有姓名的是團隊重要成員加維克，他於1971年加入科爾夫的戰隊，成為人工心臟研發方面的一員主將。加維克雖然後來因在人工心臟方面巨大的功績被載入醫學史冊，但他的求學經歷並不順利，甚至因為學習成績不夠好，差點與醫學事業失之交臂。
加維克最初在紐約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學習工科，後來由於父親（一名普外科醫生）死於一次心臟病發作，遂決定轉而學醫。可他在雪城大學的成績太糟糕了，在美國根本沒有進入醫學院的機會，不得不遠赴義大利的博洛尼亞醫學院繼續求學。
不過，因為學習成績差吃過大虧的加維克，似乎依舊沒有吸取之前的教訓，不肯乖乖地做個死記硬背苦學的標準醫學生。他腦子裡總是充滿各種奇怪的想法，用德弗裡的話來說：「他的思想總是不受束縛。」比如當老師讓他說出視網膜的十二層結構名稱時，他卻說：「這真是毫無用處的問題，我又不想做眼科醫生，幹嘛要浪費腦子記這種東西？」老師在聽到這個回答時，竟聯想到了愛因斯坦，據說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我從來不記憶和思考那些詞典、手冊裡的東西，我的腦袋只用來記憶和思考那些還沒有寫進書本的東西。」老師認為加維克的回答很有道理，於是尊重了他的選擇，但很不客氣地給他打了個最低分：「F」。醫學院第二年的考試，自詡「天才」的加維克也順理成章地掛了。
在義大利也淪為差生的加維克，眼看著連畢業都困難了，豈料天無絕人之路，此時科爾夫恰好去義大利講學，看中他的工程學背景，給了他一次工作機會，加維克的人生就此改寫。
加維克根本沒有進醫院實習過，更談不上參加住院醫師的培訓。雖然後來他自己說，他覺得做醫學工程方面的科研人員會比當醫生賺錢得多，但這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成功者事後的找補，先打槍後畫靶子當然百發百中。各位不妨想想，以他當年的德行，哪家醫院願意接收這麼一個「混不吝型」的醫學生來實習？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
在科爾夫的團隊，加維克和德弗裡的配合相得益彰，加維克經常會有一些天馬行空的思路，卻不知如何在動物身上進行實驗，而德弗裡用縝密的思維跟他一起實現了種種設想。
除了加維克和德弗裡，科爾夫麾下眾人都各有所長，比如動物實驗顧問奧爾森（Don Olsen），他是猶他州本地人，原來經營一家獸醫診所，專長是給牛做手術。科爾夫認為，不同於一般的外科醫生，奧爾森作為獸醫的經驗對實驗動物的術後恢復和護理將有非常大的幫助，在奧爾森加入團隊之後，對試驗牛的大量「標準化手術」提出了改進，此後，植入人工心臟的動物存活的質量更好了。
Dr. Kolff, in the 1980s at his University of Utah lab, displaying an artificial heart, a version of which is still in use, from Acdemy of Achievement.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正是心臟外科蓬勃發展突飛猛進的二十年，而這得益於這個時代湧現了一大批科爾夫這樣擁有遠見卓識又能腳踏實地的實幹家。「君子性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科爾夫總是能充分整合各種資源為他所用。比如他設計的人工心臟是由壓縮空氣驅動的，而這一設計思想卻是受到了航天動力學方面的啟發。當他還在克利夫蘭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在當地有一處空氣動力學研究中心，科爾夫仔細研究了他們的空氣脈衝系統之後，將其原理用到了人工心臟的設計當中。
到了80年代，科爾夫已經在人工心臟領域奮戰了20餘年，這期間人工心臟裝置經由包括科爾夫在內的大量研究者的不斷改進，性能日趨優秀，尤其以加維克綜合前人若干改進方案之後設計的加維克7號1人工心臟（美國猶他鹽湖城，科爾夫醫學公司）最為出眾。它使得動物平均存活時間由過去的幾天增加到幾個月，不少動物體內植入加維克7號後存活時間可超過9個月。
An image of an artificial heart exhibited at London science museum, from wikipedia.
由於在動物實驗上不斷取得佳績，德弗裡開始琢磨物色一個合適的病人進行人體試驗。作為人工心臟研究領域的領袖，科爾夫在這時反而有些猶豫了，因為整個計劃完全就是個燒錢的過程，一旦人體試驗結果不令人滿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很可能會不再給予資金方面的支持，這會使這項事業遭到重創。
正所謂無巧不成書，歷史的真實裡也充滿這種極富戲劇性的邂逅，彷徨中的德弗裡在這時恰好遇到了因首例人體心臟移植成名的南非醫生伯納德，他們進行了一次長談。歷史仿佛在重現，人工心臟即將進行人體試驗之前的情景，與當年那麼多人觀望人體心臟移植的情景何其相似。當年，沙姆衛、洛厄及庫利等人分明已經具備了心臟移植的實力，可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伯納德說：「我的歷史貢獻就在於這臨門一腳，現在，該你了。」
最終德弗裡說服了包括科爾夫在內的同事，他們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遞交了試驗申請，並於1982年夏天獲得了批准。
為了爭取到心臟外科界的支持，科爾夫還曾派奧爾森去休斯頓拜訪心臟外科的兩大巨頭德貝齊和庫利，雖然德貝齊和庫利在80年代的關係還非常緊張，但他們都對科爾夫團隊即將進行的人體試驗表示支持。
至此，進行人工心臟人體試驗的主要障礙似乎都已經被掃平了，不過，選擇何種病人進行這一開創性的手術，可不是一個小問題，搞不好就可能陷入輿論批評的漩渦，甚至惹上官司。
由於這一手術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仍屬於人體試驗的性質，尤其考慮到庫利團隊在1969年的前車之鑑，在倫理層面，科爾夫團隊不得不慎之又慎，將選擇人工心臟植入的病人標準制定得十分嚴格。經過團隊充分的討論，結合猶他大學醫學中心的建議，他們最後敲定有兩種類型的病人可考慮作全人工心臟植入：
第一類是那些希望做心臟手術的病人， 如果這些病人術後不能脫離人工心肺機，生命一般將在手術室裡結束，如果事先取得這類病人的同意,，就可以在必要時進行全人工心臟的植入。為了讓批評者無可指摘，他們還提出，現場應由兩位心臟病學專家共同判斷病者的預後， 確定是否已經用盡一切藥物手段仍無效。如果一致同意需用人工心臟，才可以將病人的心室切除，再植入人工心臟。畢竟開弓沒有回頭箭，手術操作一經啟動，就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第二類可予考慮的病人是無法通過常規手術治療的、晚期心力衰竭的心肌病患者，病情進展緩慢，藥物治療無效，最後還要經一個由6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進行分析，取得一致意見，才算通過。
這類病人的年齡應在18歲以上，必須有一個安定的家庭環境，有可靠的親人陪伴照顧，最最重要的是，病人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情，並能用正常的心智理性面對疾病，對使用人工心臟可能帶來的益處和風險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在健康條件方面，除原發病（指心臟本身的疾病）之外，不能有其他嚴重的問題，比如感染、腎衰、癌症、肝病、肺氣腫等。
由此不難看出，科爾夫團隊在這次手術前的考慮，幾乎已經到了天衣無縫的地步，病人的病情、家庭、精神狀態以及其他醫療條件……凡是當時想得到的，統統納入倫理標準，只有全部符合者，才能確定作為人工心臟植入對象。最後，術前正式充分告知病人及其家庭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和植入人工心臟後引起的生活上的改變。如果患方經與醫生上述討論後仍同意參與這項研究，就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表示同意接受植入人工心臟的手術。
至此，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第四部分
時間回到1982年，德弗裡最終選定了一名叫巴尼·克拉克（Barney Clark）病人。
這位61歲的病人是一名退休口腔科醫生，患有嚴重的特發性心肌病，當時已經病勢沉重，束手無策的心臟內科醫生情知回天乏術，便將這個病人推薦給了德弗裡。這麼危重的病人，在當時已不符合心臟移植的標準（20世紀90年代之前，大部分醫院對超過60歲的病人都不考慮心臟移植），他會坐以待斃，還是頂著巨大風險試一下最新的技術？
為了向克拉克解釋清楚這次手術可能對生活造成哪些影響，德弗裡甚至把他帶進了實驗室觀看他們如何在動物身上進行試驗。克拉克看後認為，那些動物比自己強壯得多，自己要是被這麼折騰一番必死無疑（這倒是和德貝齊在1977年的判斷不謀而合），還不如順其自然等死呢，於是拒絕了這次手術。
但一個月後，克拉克改變了主意折返回來。他之所以最終決定接受這次手術，不是寄希望於手術能夠挽救他的生命，而是意識到自己快不行了，做好了接受手術失敗的準備。他希望這次手術能讓德弗裡積累實戰經驗，而後，在將來的某一天，通過這項技術真正拯救其他病人。
克拉克本身就是醫生，又經過了一個月的思考，自然十分清楚術後可能要面對的風險，那些可怕的併發症也許要比死亡本身更令人恐懼，但他還是決定接受這次手術。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犧牲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在1999年6月3日的一次訪談中，德弗裡提到：「我們為他做手術那天是1982年12月1日，跟伯納德進行第一例人體心臟移植是同一個日子……」其實，德弗裡把兩次手術的日子都記錯了，伯納德的手術日期是1967年12月3日晚到次日晨，德弗裡這次手術的日期則是1982年12月2日。
德弗裡會把這個日期記錯，除了接受訪談時距離那次手術年代過久之外，也可能跟當時制訂的手術計劃有關。德弗裡原計劃是在1982年12月3日進行手術，這個日子還真有可能是團隊有意選在跟伯納德那個手術同一天，但當病人來到猶他大學醫學中心時，病情已十分危重，多源性室性早搏越來越多，陣發性室心動過速愈加頻繁，這些都是可能致命的，因此，病人在原定手術日期的前一夜即1982年12月1日晚10點半被緊急送入手術室。
1967年，第一個接受心臟移植的病人華什肯斯基在術後存活了18天，而第一個接受人工心臟植入的病人克拉克存活了112天，那顆人工心臟在病人體內一共跳動了12912499次。這在當時絕對是個無可爭議的醫學奇蹟了，但我不認為他比華什肯斯基幸運，對於克拉克而言，這112天完全是一場噩夢，他身上出現了一系列併發症，求仁得仁，在眾多因為各種機緣巧合而被載入醫學史冊的病人中，克拉克無疑是為數不多非常值得後人敬重的一位。
克拉克在植入人工心臟之後，與妻子深情對望
絕大多數醫生或病人終其一生也沒機會經歷如此意義深遠重大的手術，大家不妨隨我一起看看克拉克在術後都發生了哪些併發症：
1982年12月1日晚10點半病人進手術室，次日晨7點半病人手術結束進入重症監護室（ICU）；
12月4日，因肺大泡破裂二進手術室開胸修補，節外生枝（因病人術前就存在慢性阻塞性肺氣腫）；
12月7日傍晚，病人全身抽搐，後有驚無險；
12月14日，因二尖瓣支架斷裂，三進手術室更換心室；
12月26日肺血管阻力突然增高（非肺栓塞所致，經緊急處置好轉，團隊一身冷汗）；
1983年1月18日因鼻出血四進手術室，進行上頜骨和蝶顎骨動脈手術結紮和鼻中隔矯形手術，又一次節外生枝；
2月13日應激性潰瘍消化道出血（應激性潰瘍泛指休克、創傷、手術後和嚴重全身性感染時發生的急性胃炎，多伴有出血症狀，是一種急性胃黏膜病變）；
3月2日，吸入性肺炎（指意外吸入酸性物質，如食物、胃內容物等刺激性液體後，引起的化學性肺炎，嚴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致死）；
3月22日，假膜性腸炎（一種急性腸道炎症，易發生在大手術和應用廣譜抗生素後，其實質是腸道內菌群生態平衡失調）；
3月23日病人肺血管阻力再次突然增加，搶救無效，病人陷入休克，死亡。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我經常會因為一些常規手術後病人恢復得不順利而倍感煎熬，此中艱難不足為外人道，克拉克在術後經歷的痛苦即使經由德弗裡冷靜的筆觸寫進醫學論文，作為後人的我在靜夜讀來仍不免熱淚盈眶：這一系列併發症在手術後接踵而至，按下葫蘆浮起瓢，死神就在眾人眼前徘徊揮舞著鐮刀獰笑，醫生們固守著一個註定要失去的陣地拼命抵抗，這樣的抗爭到底值不值？
好在，這次看似失敗的手術實現了預期的目的。
德弗裡在事後發表的文章中總結說：「病人術後出現的問題大多與術前就存在的基礎疾病有關，並不是由全人工心臟引起的反應。病人在手術前一年，就已經有肺動脈高壓、慢性阻塞性肺氣腫、輕度腎衰、大量腹水和充血性肝大。屍檢證實，人工心臟內及其周圍無感染，血細胞成份與心室襯裡之間無明顯炎症反應，心房和各瓣膜無血栓形成，外周循環無明顯栓塞。
首例永久型全人工心臟植入人體獲得不少重大成就，我們可以證明：第一，全人工心臟可以植入人體胸腔內，而不引起主要血管的堵塞；第二，全人工心臟可使生命延續較長時間( 至少112天)而無明顯的全身或局部的感染；第三，病人能夠接受全人工心臟，對噪聲和永久性連接驅動裝置無怨言，並且毫無不舒適和疼痛感；第四，植人全人工心後，病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可以不受到幹擾，並保持較高的活力，而這一點是無法在動物實驗中進行評價的。
本例手術的成功，表明採用這種裝置作為晚期心臟病的治療手段是可行且必要的。為此，猶他大學醫學中心全體工作人員衷心感謝病人及其家屬。」
不出所料，這次非同尋常的手術又使媒體很是熱鬧了一番，只不過相比於15年前伯納德受到的追捧，這一次手術團隊受到的苛責明顯要多一些，比如說《紐約時報》就撰文批評說：「克拉克度過了『112天死一般的日子』」。但在媒體的焦點之外，那些常人難以想見的艱辛，公眾就不怎麼熱衷了。動力學問題、保護血液有形成分不被破壞的問題、能源問題、生物相容性的材料問題、隨人體生理需要的可調節問題……每一個問題的背後都是無數人的付出，若沒有瘋子一般的執著，很難想像科爾夫是怎麼帶著自己的人馬一路摸索過來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因為這一次開創性的手術，科爾夫、加維克、德弗裡被永久地載入了醫學史冊。對了，還有那一顆凝結了眾人心血的、被命名為加維克7號的人工心臟。有人說，人工心臟的榮譽屬於科爾夫，我想，科爾夫本人根本就不介意這些，否則他也不會不止一次用合作者的名字命名這些醫療產品。若非這樣的胸襟，他也無法統領這樣一個富於創造力的團隊，完成一個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一戰成名之後，德弗裡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信件，他意外地在一部分信件裡讀到了生父的故事。因為這些來信者中有不少是父親當年的戰友，他們在信中講述了許多父親的事，德弗裡甚至還在一次學術會議中巧遇父親當年的戰友。後來他的繼父去世，母親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關於你生父的事情了」，可那時的德弗裡發現，他對生父的了解居然已經遠超母親的記憶和講述了。2000年12月29日，德弗裡成為一名中校軍官，並於2002年1月18日完成軍官基礎課程培訓，成為美國歷史上完成該培訓的人中年齡最大的。德弗裡先學醫又從軍的經歷，也許正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父親的指引——從未見過面的父親，原來早已引領了他精彩的人生。
加維克則如願以償地成為了生物醫學工程方面的翹楚，媒體對同一事件的興奮時間總是很短，因此加維克7號後來更為輝煌的戰績反而不怎麼為大眾所知——1984年，第二例永久植入加維克7號人工心臟的病人（William J. Schroeder）存活了620天，最後死於肺炎，第六例植入加維克7號人工心臟作為橋接過渡、而後等到心臟供體的患者，在行心臟移植術後活了5年；第七例這樣的病人，活了14年多……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統計了10年中95名植入加維克7號人工心臟患者的數據，有79%的患者成功等到了合適的心臟供體，並獲得了較好的移植術後生存期。2001年，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又批准了一種名為AbioCor的人工心臟，它可以永久地植入人體，而非只作為心臟移植前的過渡手段。現在，僅美國每年即有3000多名患者需要植入人工心臟。隨著人工心臟向小型化、耐用性強及低阻力發展，將來很有可能像人工心臟起搏器一樣廣泛應用。
加維克還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該公司後來生產的一種人工心臟被命名為加維克2000。2000這個數字，可能又是加維克的某種偏愛，到底是不是試驗過2000次的意思，誰又知道呢？不過，不容置疑的是，正如他當年所說的那樣，他確實比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醫生收入都高得多。
與前代的人工心臟不同，加維克2000這種心泵是通過葉輪的高速旋轉產生離心力，使血液源源不斷地流動，而不是產生搏動。也就是說，植入這個裝置之後，醫生不再能通過聽診器聽到病人的心跳，病人本身也不會感覺到自己有脈搏了，這又是對傳統觀念的一個挑戰。
後來的研究證明，與傳統的脈衝泵相比，旋轉血泵具有幾個明顯的優勢：從心室到主動脈驅動連續的血流，由於沒有體積位移變化，旋轉泵運轉時幾乎無聲，對患者及其護理人員的侵擾較小，這一點在公共場所尤其重要；儘管由於脈衝壓力較小而沒有可觸知的脈搏，但這些裝置對最嚴重的心衰患者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心功改善效果；同時，由於這種心泵體積較小，也將使術後的恢復時間和住院時間更短。
目前，加維克2000植入術後的最長存活記錄是8年。這次手術在英國完成，術者是維斯塔比。病人在術後背著電池背包度過了一段接近正常人的生活，最後死於腎衰。但這個存活記錄，差點兒毀在一個不知深淺的毛賊手上。
這個病人有一天正在逛街，一個混球誤以為他的背包裡有什麼值錢的玩意兒，搶過來就跑，結果這一拉扯使背包裡的電池連接線與病人頭部的電源連接插孔瞬間脫離——這相當於普通人的心跳驟停。這個毛賊搶到背包後聽到了背包裡刺耳的斷電警報聲，嚇得扔掉背包跑了，幸好附近的路人幫忙接回了電源，病人才撿回一條命。
早期的人工心臟因為需要一個較大的操控臺，所以病人的活動範圍受到極大的限制，而這種設備能夠背著電池包滿世界跑就方便多了，只不過病人必須得牢記定時更換電池，晚上也要記得將身體與電源相連充電。維斯塔比在他的回憶錄中就提及過，一個叫吉姆的病人，就因為外出旅行時忘記帶備用電池，結果在玩得忘乎所以時斷電而死，當時是他接受人工心臟植入術後的第3年。
為了解決外置電源的不便，科學家又研究出無線能量傳輸技術（也叫經皮能量傳輸技術），極大地減少了需要安裝於人體內部的供電系統的體積和重量，降低了病人傷口感染的風險，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質量。
而今，隨著人工心臟及其他人工輔助循環設備的進步，晚期心衰患者除了心臟移植外，又多了一項選擇。醫學科學的進步和醫療技術更新永遠也不會完結，只是對於有些連基本醫療保障都沒有得到滿足的地區，應用人工心臟還是太過遙遠且奢侈的夢。
這些故事，可能再講許久也不會有盡頭，我們且在有生之年拭目以待。但每個人的生命終究有盡頭，哪怕像德貝齊和庫利（庫利團隊曾完成過11.8萬多例心臟手術）這樣曾經無數次地幫助病人對抗死神的醫生也終將死去。我們好奇的是，他們去世前和好了嗎？
2016年11月18日庫利以96歲高齡去世時，他與德貝齊的恩怨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根據《休斯頓紀事報》等媒體的報導，德貝齊與庫利在2007年達成了表面上的和解，此前，他們已將近50年沒說過話。據說，美國外科界的高層，一直在試圖製造機會讓他們和解，這兩人的矛盾也讓一些慈善機構非常頭疼，因為跟雙方都是朋友，善款捐給誰好呢？
2007年10月中旬，已經99歲德貝齊獲得美國國會最高民用獎項的金質獎章，以表彰他多年以來的醫學成就。在隨後的10月27日，庫利在聖盧克醫院舉行的庫利心血管外科學會上，又頒發給德貝齊終身成就獎獎章。
會議錄像顯示，庫利從舞臺上走下來，俯身在德貝齊乘坐的電動輪椅旁說：「一個人在一周內先後獲得國會金質獎章和庫利心血管外科學會的終身成就獎獎章，一定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德貝齊說：「美國造幣廠製造的國會獎章可是純金的哦，我希望庫利給我的獎章應該也是一樣的。」庫利博士笑著回答道：「我頒發的獎章是14克拉的。」
德貝齊當時還處於術後恢復階段，2006年他經歷了主動脈瘤破裂的急診修復手術，而這一術式正是半個世紀前他和庫利聯手開創的。在他們和解之後的一次訪談中，德貝齊還表示：「如果當時我沒找到喬治·努恩（George Noon，德貝齊弟子）那樣可信的外科醫生，我可能會請庫利來給我主刀 ，因為我對他的外科才能非常有信心。庫利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心血管外科醫生之一，在那些開創性的時代，我幾乎所有的第一次都與他有關。」
其實，多年以來，庫利一直尋找與德貝齊和解的機會，根據庫利好友塞南的說法，庫利打算在幾十年的競爭與對抗之後與德貝齊和解的想法，可能跟美蘇兩國的航天員在冷戰結束後成為好友有關。美蘇之間曾激烈競爭且彼此之間充滿敵意，可是到了最後，兩邊的航天人員還是在私下成為了好友，惺惺相惜的英雄氣，終究蓋過了意識形態與家國的對抗。
2007年1月16日庫利寫了一封簡訊給德貝齊，他在信中說：
外科醫生給公眾的印象，往往是沉著冷靜不易動感情的，心外科醫生動輒要經歷病人的生死考驗，心靈更是早就習慣了必要的「殘忍」和疏離，但當我在一個夏天的夜裡從庫利的自傳《十萬心臟》中讀到這封信時，卻不免老淚縱橫。
這兩位昔日亦師亦友的親密夥伴，何以至於成為近40年不相往來的死對頭呢？少年子弟江湖老，往事都已寫進歷史，德貝齊與庫利這對老冤家在幾步之遙的兩家醫療機構裡明爭暗鬥了幾十年，共同促進了心臟外科的發展。
而今，兩人已雙雙進入垂暮之年，這樣一封飽含深情的信，什麼樣的鐵石心腸能不為所動呢？
在他們握手言和的那一天，庫利告訴德貝齊，他很遺憾他們已經變得如此遙遠，並希望他們在「競爭」和「小型戰鬥」中達成的「臨時休戰或停火」將成為永久性的協議。「我們兩個老傢伙為什麼要把這種所謂的仇恨帶到的墳墓裡呢？」
在人生所餘不多的時光裡，他們還有必要繼續爭下去嗎？也許他們最後還要競爭一次壽命的長短吧，德貝齊活到了99歲，庫利活了96歲。如果這個世界上真有天堂，那麼當他們能在天堂重逢時，等待庫利的，也許是打出V字手勢的德貝齊。
如果這兩個老冤家在天堂還想打架，科爾夫想必也不會袖手旁觀，一定會居中調停。江山代有才人出，醫學界的青年才俊仍將繼續在人工心臟領域嘔心瀝血，但當我們想起人工心臟的諸多故事時，請不要忘記那一串閃光的名字和他們不朽的偉業，如果你無法記住所有的人，那我希望你能記住他們當中最偉大的——科爾夫。
圖源：Willem Kolff Foundation.
作為生物工程、外科和內科領域傑出的學者，世界公認的人工器官之父，科爾夫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裡獲得超過12項榮譽博士學位，榮獲超過120個國際獎項，其中包括2002年的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他一生致力於人造器官的研究，直到1997年86歲時才退休。2009年2月11日，這位對當代以及後世醫學貢獻不可估量的巨匠在家中逝世，距離他98歲生日僅3天。
「父親是自然死亡的。」科爾夫的兒子特魯斯說。
科爾夫的豪言猶在耳畔：「心臟既然能長出來，就一定能被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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