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平/文
社會化大生產的特徵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人們的專業知識、工作技能、社會閱歷大都集中於某一特定的專業領域，相對於其他行業而言則認知較少，其他專業的知識較為貧乏。正所謂隔行如隔山。
但是，專業技能的分工，專業知識的固化，並不等於要求人們終身從事某一特定的專業工作領域而不能越界半步，歷史上有許多青史留名的大事件，是跨界人士操刀主導的，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因為經濟學本身就是集社會科學之大成。
歷史上，美國財政部長大多有財政金融領域的工作經驗，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大多出自於華爾街的金融家。但美國歷史上就有兩位著名的財政部長，他們在上任前連一天的金融工作都沒有幹過，然而，他們在任上卻完成了美國歷史乃至國際金融史上重大的裡程碑式的貨幣改革。
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的回憶錄《堅定不移》，就記載了這樣的往事。
農業專家摩根索
美元是當今世界上流通最廣、使用最多的貨幣，美元的崛起與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和時任的美國財政部長相關。
如今美國財政部的網站是這樣評價第52任部長的：摩根索作為1944年在新罕布夏州舉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主席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貢獻。這次會議是戰後國際金融的基石。大會的重要成果是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並將所有國際貨幣與美元掛鈎，美元又與黃金掛鈎。
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1891年5月出生於紐約州，21歲的時候在康奈爾大學的農業系畢業，他對種植蘋果的研究以及經營農業很感興趣。他的農場離羅斯福在紐約北部的海德農場附近，因此他與羅斯福經常聚在一起，成為了好朋友。
1933年3月，羅斯福出任總統。1934年1月，摩根索被任命名為美國財政部長。起初，摩根索對總統貿然的提議目瞪口呆，畢竟自己在財政方面的經歷與知識嚴重匱乏，頗感為難。
但43歲的摩根索在上任初期就展示了他敏銳的經濟頭腦和高超的理財技能，他為羅斯福政府籌劃了490億美元債券，並開創了由美聯儲購買美國財政部國債發行貨幣的先例，緩解了美國捉襟見肘的財政支出，為美國在二戰風雲突變的國際環境中繁榮穩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摩根索在國際金融史最偉大的貢獻還是一手創立了戰後國際金融貨幣秩序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那次布雷頓森林會議中，他決定將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股份排名在美、英、蘇之後的第四位。
海軍強人康納利
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體系，但在20世紀60年代暴露出了弊端。
美國第61任財政部長約翰·包登·康納利（John Bowden Connally Jr.）曾在海軍服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先後轉戰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獲得了象徵海軍榮譽的銅芯勳章。 他在1946年以少校軍銜退伍，憑藉其曾經在槍林彈雨廝殺的從軍經歷和著名大學法律畢業生的專業水平投身政界，在1961年，被時任總統約翰甘迺迪徵招入閣，任職海軍部部長。
197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森當選，為表現其親和力，出人意料地任命了民主黨人約翰·康納利為財政部長。任命的消息傳到財政部後，令眾多的財政部官員嘖嘖稱奇、頓感失落，嘆之「外行領導內行」！因為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認識這位新來的部長，這實在是一個從未在財經界任職的「異域入侵者」。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沃爾克在回憶錄中寫道：康納利沒有帶任何人來財政部任職，他相信老員工。
戰後定下的美元雙掛鈎政策，伴隨多年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導致的黃金外流，困擾了艾森豪、詹森、甘迺迪、尼克森這四屆政府，康納利無法忍耐這樣一個溫水煮青蛙過程持續下去。1971年5月28日，在德國慕尼黑一個銀行家的午餐會上，康納利敏銳地指出當前的貨幣體系存在明顯而且緊迫的危險，這些事情關係到美國真正的長遠利益。
1971年8月14日，康納利在戴維營與尼克森總統密謀一整夜後，次日，尼克森總統發表可謂石破天驚的電視講話，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美國和西方盟友多年來殫心竭慮地維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頃刻間說沒就沒了。
停兌的消息傳出，立刻使國際金融市場停擺3天，在法蘭克福的一次各國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聚會上，面對各國政府部長捶胸頓足懊惱不已，面對各大傳媒的辛辣嘲諷與鋪天蓋地的討伐，作為美國財政部長的康納利頃刻成了眾矢之的，情急之下大聲吼道：「美元是我們的貨幣，那是你們的問題」。
這可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這個美元雙掛鈎的政策是當年農業專家摩根索小心翼翼地掛上去的，現在輪到軍事強人康納利快刀斬亂麻的脫鉤，也是歷史的必然。
決策者該如何擔當
摩根索和康納利並不是有深厚金融理論與豐富實踐經驗的技術官僚，但他們是實幹家。
金融業的領導者是否需要金融財政方面的知識，這既是一個問題又不是問題，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制定的法律條文規定，在金融機構擔任董事長總經理一類職位要有若干年的金融、財政從業經驗。應該說，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內有過親身體驗與實踐，幹起工作來，或許能夠得心應手放縱自如，但從未接觸過這門專業的人是否也就找不著北了？ 例如跨界奇人、越戰時期美國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退役後又代表美國財政部出任世界銀行行長14年，他曾在1980年到訪中國會見鄧小平，並且操持了世界銀行對中國發放的第一筆貸款。
經年累月在金融機構裡營營碌碌的從業者，常常為許多約定俗成的規矩所束縛，他們或追求「安全、流動、盈利」這三大目標去擺弄貨幣資產，或在借貸記帳法的會計核算上追求那精確到萬分之一的無差錯的成就感。他們遵循墨守成規，穩健經營，小心撐得萬年船的行業訓誡，信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處世哲學。可是一旦把他們推上宏觀決策的大舞臺，在是非曲直的拷問下，他們是否能夠跳出世俗的小圈子，站的更高看得更遠；是否能夠擔當重任，算得清那本更加宏大與壯觀歷史大帳？
從歷史上看，國際金融秩序的設計與維護，新規則的啟用與變革，需要的是因應形勢的發展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的審時度勢的操盤把舵。早在2010年，中國央行調研司就寫報告，指出中國的資本項目開放時機已到。但是10多年過去了，資本項目開放依舊止步不前、議而不決。如今在國際國內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央定調要進一步改革開放，中國的金融改革又到了歷史轉折的重要關口。近期國家外匯局的陸磊教授透露出「正在深入研究未來五年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的主要內容和關鍵環節」，立馬引來了其他一些教授的橫加指責，他們對於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與時機貌似都能夠自圓其說，都各有其理，這些自恃掌握了經濟學精髓的業內人士總是在喜歡學術圈子裡爭論，喋喋不休糾纏不清。但是他們都忘記了重要的一點，市場經濟運行有許多不確定性，完美設想與實際情況總有一段距離，錯過了當機立斷的時機，就要付出相應的機會成本。誠然，諸多專業大家對金融改革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與思想也屬正常，但假如決策者們不敢當、不作為，改革之船也就有擱淺停頓的風險。
勒龐在其成名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寫道：真正的歷史巨變不是以其宏大和暴力讓我們吃驚，文明的更新只是因為某些重要的東西變了，那些舊的思想觀念、或人們相信恆古不變的東西變了。同樣，過去美國人圍繞美元與黃金掛鈎的是是非非展開的貨幣變革論證——也在1960年耶魯大學特裡芬教授那個著名的「特裡芬難題」拋出後而喋喋不休地爭論中過去了11年，美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國家黃金儲備由（1960年）187億美元下降到（1971年）102億美元的機會成本。實踐證明，要把金匯兌本位制的國際金融規則來一個天翻地覆、石破天驚的推倒重來，沒有一個如康納利般的攪局者斷不可為。
論及中國資本項目的管控，壓力山大、關山重重。當經濟發展迅猛、人民幣升值趨勢顯著時放開，則有資本流入之憂；當經濟發展趨緩、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時放開，則有資本流出之憂。是謂經濟好時憂、差時憂，然則何時樂哉？或曰本幣升值時不宜、貶值時也不宜，那麼何時適宜？
今天中國金融的改革、資本項目的開放又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