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份讀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一帶一路」專題報導，我去信給雜誌總編，主要內容就是這篇小文章的初稿。總編把這封信轉給一位長期在亞洲工作的資深編輯DZ。根據網絡信息，DZ先生早在1994年創設了《經濟學人》北京分社，應該是位中國通。總編把這封信轉給他，大概是希望他拿出專業意見。DZ先生很認真，徵詢了他的中國顧問的意見，然後回信說，《經濟學人》報導中把「一帶一路」這個名稱比作「一心一意」「一夫一妻」，是有官方依據的，比如《人民日報》就有這樣一句話：網友「大雨」感慨道，「一帶一路」一心一意造福人類！DZ的回信內容豐富，涵蓋了拙文討論的三點內容，但唯獨這個例證令人「感動」。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西方對中國的理解和報導總是失真？像《經濟學人》這樣的主流財經媒體，曾經組織「一帶一路」專題報導，應該說對這個話題有著深刻的認識和把握。但是，他們的報導，包括DZ先生的回信，讓我無可奈何，但又忍俊不禁。且不說網友「大雨」能否代表中國政府，也不說「大雨」那句話與DZ所要證明觀點之間邏輯錯位，最讓我驚詫的是《經濟學人》對中國的真實認識水平。我很好奇，《經濟學人》專題報導是怎麼寫出來的？「一帶一路」持續引發西方媒體關注和報導，這是好事；但 「一帶一路」故事在國際上怎麼講？中國人掌握的素材最多，最有發言權，應該當仁不讓站出來講。如果我們不講，任由西方媒體講，其結果必然是「新殖民主義」「劃分勢力範圍」「債務陷阱」「破壞環境，侵犯人權，腐敗橫行」等帽子滿天飛。
這篇小文的英文稿最近發表在《中國日報》（China Daily）網站。現把小文的中譯文與讀者分享，略有增刪。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啟動以來，經過七年發展，已經成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全球公共產品。已經有138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與中國政府籤署合作文件，明確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新冠疫情以來，國際社會更多地寄希望於「一帶一路」倡議重振全球經濟。
但是，正當「一帶一路」事業投入全球抗疫，特別是利用「中歐班列」源源不斷把抗疫物資運往歐洲、拯救無數人生命之時，英國頂級期刊《經濟學人》卻出版了一期「一帶一路」專題報導，妄圖對「一帶一路」聲譽造成新的打擊。
這期專題報導由六篇文章組成，傳達的核心觀點是，中國試圖利用「一帶一路」恢復古代朝貢制度，並重新攫取舊有勢力範圍。順著這一思想，中國與西方社會發生衝突、甚至完全脫鉤，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這種思想非常危險而錯誤，但多年來在西方社會盛行。我以為有必要作出嚴肅回應，揭露該報導關於「一帶一路」名稱和動機的錯誤解讀，以正視聽。
第一，關於「一帶一路」中文名稱的由來。「一帶一路」的全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但這個名稱太長了，需要一個簡稱。「一帶一路」這個簡稱只是為了使用方便，別無他意。但《經濟學人》卻無中生有、過度解讀，把「一帶一路」類比為中國成語「一夫一妻」「一心一意」，傳達「平衡、和諧、唯一」的忠誠之意；並由此推論，這個名稱暴露了中國人稱霸世界的野心，「經由大海和陸地包圍世界，向世界開放的同時，把世界束縛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矛頭直指古代中國的朝貢制度。《經濟學人》這般解讀，往好了說是牽強附會，不客氣地說是瘋狂無知。
第二，關於「一帶一路」英文名稱的演變。《經濟學人》認為，中國官方把「一帶一路」的英文名稱從「One Belt One Road（OBOR）」改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就是為了在國際上掩蓋其「重回歷史高光時刻」的意圖。此觀點基於以上過度解讀「一帶一路」中文名稱而得出，在邏輯上屬於「無源之水」，因生造而站不住腳。在此我想請教英語為母語的朋友，OBOR這個英文名稱，真像《經濟學人》主張的那樣，聽起來具有「威脅西方」的意味，因此需要被「掩飾」修改為中國官方推薦的BRI嗎？需要說明的是，OBOR這個英文名稱從來沒有得到中國官方明確支持。
個人以為，政府之所以推薦使用BRI，而不是外媒一度熟悉、使用的OBOR，主要是因為BRI更能體現「一帶一路」的特徵和內涵。例如，「一帶一路」實際上不是「一帶一路」，而是「多帶多路」：在「一帶」框架下，至少有六條氣象恢宏的巨型經濟走廊；在「一路」框架下，至少有兩條路橫跨印度洋分別指向非洲和地中海，此外第三條路向南延伸至中南半島，並直至南太平洋島國。近年來，「帶」和「路」的數量繼續增加，比如2017年的「極地絲綢之路」和2019年的「數字絲綢之路」。新冠疫情期間「健康絲綢之路」又成為新的亮點。至於中文名稱為什麼沒有跟進改為「多帶多路」，可能僅僅為了名稱穩定。
第三，以上《經濟學人》關於「一帶一路」中英文名稱的錯誤解讀，都服務於這期報導的中心思想，也即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是要恢復古代朝貢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其他所有國家圍繞在中國周圍，由此形成一個穩定的層級，每個成員的具體義務取決於與中國的關係。《經濟學人》如此定義「一帶一路」的意圖，代表了西方社會認識中國的全球治理觀時常犯的典型錯誤。
中國的全球治理觀，可以用「一帶一路」名稱中「倡議」這個詞予以解釋。「倡議」不是「預先設定」，也非封閉的「自成一體」。它在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同時，宣示其實現路徑是所有夥伴「共商共建共享」。強調開放包容和參與方平等，反對一如朝貢制度下各國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毋庸諱言，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事業中處於特殊地位，是倡議者，也是主導者。但是，中國沒有強加自己的意志給其他成員，因為這不符合中國的文化基因。那麼，中國的文化基因是什麼？2018年1月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曾召開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一位資深漢學家演講說「中國文化是西方的威脅」。我當場明確予以反駁：中國文化強調「和而不同」，善於包容不同文明，費孝通先生有言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曾為《金融時報》撰文講過這個故事，參見拙文《中國的自由公平貿易觀》，英國《金融時報》2018年2月1日）。我們主張的多邊主義具有中國特色（Chinese Multilateralism），與美式多邊主義不同，主要區別在於：美國具有傳教士文化傳統，熱衷於改變他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技術層面，國際上時常用「中心輻射」 （hub-and-spoke）一詞描述「一帶一路」治理框架。我不贊成這種提法。因為「中心輻射」是一種簡單的雙邊安排，用來描述立體多元的「一帶一路」體系框架，過於簡單也不準確。在「一帶一路」治理框架下，還有具有強烈多邊屬性的「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和聯合公報、中蒙俄三方經濟走廊合作協議、六家主要多邊開發銀行與中國財政部籤訂的多邊諒解備忘錄（MOU），以及多利益相關方（multi-stakeholders）籤訂的綠色絲綢之路倡議，等等。
習近平主席擘畫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前景，在應對新冠病毒的全球戰役中，這一前景的真理光芒充分展現。「一帶一路」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盞燈塔，在全球合作困難的當下，更顯熠熠生輝。相形之下，美國政府主張「美國優先」，連其盟友都不容，直接墮落為「美國至上」（在其國內更是墮落為「白人至上」，體現為「中國病毒」標籤和「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給其國內和國際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和混亂。一定意義上，川普治的「天下」，還不如古代中國的朝貢制度；在朝貢體系下，各國人民起碼還能指望，在一個穩定的階層秩序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恰當位置。
（作者：顧賓，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著有《亞投行法律：全球治理新機制》。英文稿發表在《中國日報》網站，標題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revival of ancient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2020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