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汾陽宋志強
總述
汾陽羅城古鎮馮氏家族，自清嘉慶四年第十四世馮大中首開馮氏家族進士之先河。清同治十三年，馮氏第十六世馮應壽進士及第。清光緒六年，兄弟馮應榮又考中進士，賜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擢御史。爺孫三進士，就是繼清代汾陽太平村曹氏之後，第二家走出「爺孫御使」、「兄弟翰林」美譽的名門望族。
馮應壽，同治十三年廷試二甲，成為馮家黃榜題名的第二位進士，初任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後任江南道監察御史、浙江道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江寧鹽法道、江寧布政使。馮應壽是羅城馮氏家族中一位顯赫的人物，也是汾州明清時代頗有作為的朝廷官員。
深懷對家鄉先賢的敬仰，對羅城馮氏街馮氏家族的三位進士，進行過史料的查對與整理，尤其對馮應壽十幾篇深藏於史料當中那些奏章，進行過較為仔細的研讀，結合其內容大意，再瀏覽查閱當時的社會環境，那一段鮮活的社會鏡頭拂面而來，恰似眼前重新出現了重重疊疊的歷史畫面，深深地被這些汾陽前輩們家國情懷的思想和表現所動容。
馮應壽在清末第二次鴉片戰爭（1857年）期間，中越邊境的中法戰爭，他不懼強國，敢碰硬，不懼權勢，不怕洋，奏章筆鋒犀利，為保大清國土不裂，他竟敢劍指李鴻章，其雄文給後人留下了炙熱的愛國形象。 在朝廷開放恰克圖為常設茶馬互市處所其間，在正義面前，他不信邪，不怕丟官，不怕砍頭，面對朝廷派駐的庫侖辦事大臣、慈禧太后親侄子桂祥的惡行，他一身正氣，為國家利益，不畏權勢，不苟且偷生，不看老佛爺臉色，讓人們再一次看到了駝背上負載著百姓希望的恢弘與生命的悲壯。他身兼言官（御史）與法官（通政使參議）期間，曾不辱使命，忠誠職業，敬畏司法，直面朝廷各種制度的弊端革除，履職責，為革職後死去的朝廷命官請開復（職），恢復名譽，在曾經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所在的江寧，又增加了一縷司法公正的光亮色彩。他在京師崇文門偷稅漏稅案中，在執掌浙江道時官員們弄虛作假，虛報冒領，地方社會匪賊搶劫、盜竊、賭博案中，在擔任江寧布政使，地方官員滿朝奢靡，逼迫民眾提前繳稅納賦等案中。他面對中央最高集團，不僅善於發現決策中的相關誤判，更重要的是，他敢於在揭露弊端中的同時，還能建言朝廷推行官員考核制度，提出治理朝政的具體方案。這種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之風骨，至今令國人汗顏。
幾年前，京城上演過幾場關於古汾州府永寧州廉吏于成龍的新編歷史劇目和關於他的影視作品。在觀看中，腦子裡卻把馮氏家族中三位進士的官場仕途，無意地拉扯到了劇中若干跌宕起伏的情節與場面之中。同一個州府，同一個朝代，同一種社會背景，同一種反腐倡廉的義舉形式。兩者雖然主題大庭相徑，但細琢磨，還是覺得各有微觀上的側重。于成龍廉潔刻苦，治理各地，為官有道，被封清代第一廉。而馮家爺孫仕途恰逢大清腐敗戰亂衰落之時，面對著的是和紳、李鴻章、葉赫那拉桂祥、以及老佛爺慈禧等國內外錯綜複雜的朝政和社會環境。如果說于成龍以「廉」為金，那麼筆者則認為，馮家可能就是以「反腐」而著稱了。廉政與反腐，一張一弛，相得益彰，可能這就是汾州府先賢們最為值得稱頌的思想精神了。
筆者整理這些資料，就是想真實地還原和佐證哪個朝代的社會環境，讓人們在回首昨日汾陽人在朝堂上的凌然，了解那些不曾為人所知的歷史佳話，以及品味前輩們嚴寒中的溫暖。讓人們知道，咱汾州府，不僅有永寧州來堡村的于成龍，同樣還有咱汾陽羅城鎮馮氏家族這樣的人。
感動之餘，不顧晝夜，忘卻疲憊，連綴成文，把馮應壽這些鮮為人知，藏於歷史深處的精彩事跡公諸於世。弘揚汾州先賢不凡的人生歷程，以厲我們的心志，創造更美好的社會人生！
四、
治亂、治貪、天子腳下治理偷稅漏稅，
建議、諫言、霄宸廊廟舉薦考核制度。
崇文門作為京師九門之一，對於朝廷的財政稅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明清時期，崇文門被稱為「天下第一關」，主要源於他的三大功能：「稅門、酒門、跳龍門」。謂之稅門，它隸屬於朝廷的專門稅務衙門機構，是皇家的「儲錢箱」，也能調劑在京滿人官吏的收入，只有滿族的王公、大臣才有機會得到皇帝的提拔使用。能在這裡「當差」，當然還可以在這裡偷稅漏稅，成為了貪腐官員的「提款機」，也讓達官顯貴們垂涎，被嘉慶皇帝處置的和珅，就曾在此當過聚斂大量財富的稅監頭目。所以朝廷對此衙門非常重視。為了防止稅所的營私舞弊，朝廷特派專員監督，並每年調換一次。謂之酒門，它是清代向皇城內運酒的專用通道，當然酒稅也很重。朝廷規定，京城外三十裡範圍內不許有造酒作坊。為了既發財又逃稅，一些不法官員利用職權偷逃稅金，當時叫做「背私酒」。城外有經營糟坊的「二道販子」，也專門收購酒再運到城裡賣，稱之沒交稅的「私酒」。有些小商販為了避交高稅，常年半夜爬高牆，有些被兵丁刺死，對他們而言就是「鬼門關」。
為了整治關稅，明清兩代時常罷官，時常處置不法商販，但是，官員避稅漏稅屢禁不止，官商勾結走私舞弊經常發生，而且巧立名目，少報豪取等行為，且有花樣翻新之勢，處置一個小小的稅官，將牽扯到朝廷的大員或者鏈條集團的經濟利益的共同體，輕者引來官職的罷黜，重者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面對已經成為了朝廷執政命運和財稅政策勵精圖強的這個極大頑疾，有著一貫敢於動真不怕硬，仗義敢言且不信邪的馮應壽，在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再次給朝廷上書奏本，（清實錄卷二百十二）有載：「近聞崇文門有讓稅名目，及三分餘秤名色，並有私販洋藥燒酒等弊，請飭亟加整頓稅收」。此奏章也再次引起朝廷的重視，皇帝批閱：「著崇文門監督嚴密稽查，如有前項情弊，即行照例懲辦。」雖然朝堂也曾嚴詞厲言，但廟堂的水深盤根錯節，應該肯定的是，馮應壽作為當朝的監察官員，已經盡心盡力了。
朝廷的治國不嚴，除了財政稅收上的頑疾，在執政的多方面的社會之害，如官員的弄虛作假，虛報冒領；地方社會的匪賊搶劫、盜竊、賭博等，都對朝廷的執政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對此狀況，馮應壽向朝廷提出了對官員進行考核整改的國家管理模式。〈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緒朝）21〉，〈清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十八〉中的史料佐證：「諭內閣，御使馮應壽，大計鋸（刑）典，請飭疆臣（各省臣公）認真考察一褶，國家三載考績，舉行大計，典至重也。特恐日久玩生，不免視為具文，嗣後各該督撫大臣，每遇大計年份，於所屬各員，務當悉心考核，舉劾一秉至公，毋得稍涉偏私，有名無實。另片奏，大計京察濫保，處分不同。現值篆修則例。請飭部將分別公罪私罪處分，細加酌核，詳細分注。著吏部議奏」。這就是說，國家對各省市主官每年進行一次考核，三年進行一次匯總，這樣的考核被稱為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國家大計，各省市基層官員務必引起重視。這種考核秉公一致，公罪私罪都有詳細的衡量尺度，都有具體的量刑與處分標準。
馮應壽的奏章，應該是具有國家治理的高度建議，也上升到了朝廷建立問責制度的層面，並得到了內閣的批准。嚴肅的制度，再加上馮應壽為此不斷地奏報，也收到了一些應有的治理效果。朝廷的內閣會議記錄有據，簡舉幾例：
其一、假公濟私案，「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到李鴻章電信。據稱福祿諾、與該署督晤面。擬有私議五條。兵費可免。但求商務有益於法人等語。法人自知理屈。不索兵費。自可與之從容籌議。惟所稱商務有益於法人一語。彼族設心叵測。不可稍涉含糊。李鴻章務當懍遵初十日諭旨。與之切實辯論。力杜狡謀。前據伯彥訥謨祜等覆奏一摺。暨廖壽恆等摺。均為思患豫防起見。其中可採之處。該署督即可據以立論。伯彥訥謨祜、、、、、馮應壽等兩次摺件。並著迅速覆奏。該署督籌議此事。關係大局」。
其二、官員不作為案。張佩綸、龍湛霖、屠仁守、貴賢、馮應壽摺：兩江各督撫治理沿江沿海「言路交章論劾，雖有不悉原委，措詞失當者。而該署督辦理海防有年。尚無十分把握。不免予人指摘之端。朝廷應責成該署督與法人講解。總以辦理是否得宜。定其功過。並不以人言為轉移。該署督當思倚任之專。益存戒懼之念。本日據周德潤、鄧承修奏北塘防務吃緊。唐仁廉未便遠離等語。目前固有可和之機。尤須示以必戰之局。天津海防。自較廣西關外更為重大。唐仁廉如未起程。著即飭令暫緩交卸。仍督飭該署提督將北塘海防。嚴密布置。以固要區。將此由六百裡密諭知之」。
其三、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一日，掌浙江道御史馮應壽奏：「為廣東闈姓賭風最盛，請旨嚴禁賭事」。此後，該地已整治。馮應壽又奏報：賞罰應分明，整治有效，「恭請聖明，旌表」。皇帝御批「旌表」。在馮應壽御史等命官的積極呼籲下，朝廷在反覆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效的回應和處置。如涉私案，《清實錄一百七十八（光緒朝實錄）》，「光緒十年，山西巡撫張之洞奏、考核營政。大同鎮標中營遊擊（駐軍「營」相當於團職，遊擊職務相當於連長）涉私，將富亮等分別懲黜」。如弄虛作假案，「以虛伍積弊相率欺矇。降革署山西潞安協副將劉瑞卿等、有差」。如搶劫傷人案，「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初一日夜閒，孫河地方有賊匪數人，手持刀棍洋槍，突入大順布鋪，劫去銀錢布匹，並有拒傷鋪夥劉姓。施放洋槍。抵拒更夫等重情。實屬暋不畏法。該處巡捕營兵弁，近在咫尺，竟任令遠揚，未能弋獲，捕務懈弛已極。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飭屬一體嚴拏。務獲懲辦。毋任一名漏網。另片奏、孫河東南二裡許康營村。漢回雜處。為賊盜淵藪。時有攫取農具牲畜車輛情事。恃有坐地分肥之顧姓、即二禿子。專事包庇。關說覓贖請飭查辦等語。若如所奏。大為地方之害。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嚴密查拏。從重懲辦。以靖閭閻。將此各諭令知之」。
腐敗，到了晚清不僅是制度性的，也已經發展成為了社會性的。它不僅存在於政府官員的群體，而是蔓延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雖然馮應壽那一輩清流曾經企圖救治，但制度性的體制和社會生態環境，已經使他們無力回天了。
五、
民、國之基礎，糧，民之生命。
民富則國穩， 糧裕則國盛。
中國之歷史，無論奴隸制、封建制，皇權制、還是郡縣制，民族戰爭此起彼伏，政權爭奪從未停過，農民從頭到尾都是犧牲品。到了秦漢時代，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從此進入到了郡縣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的「上下兩制」：一套是中央皇權依賴郡縣制度，皇權設到縣，皇帝的官員只任命到縣官這一級。另一套是鄉土中國，依賴鄉紳自主治理制度。百分之九十的農村和農民，他們依靠的是縣下鄉紳管理。因此，這兩套治理天衣無縫的整合在一起，維持了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國家和文化國家的共生。由此，歷史上最大的麻煩，社會最大的穩定，也是來自廣袤農村和那裡的農民。農民沒收成，沒收入，老百姓吃不飽飯，社會就不穩定。
光緒治國，他說了不算。國內民不聊生，天災人禍。國計民生，怨聲載道。護國戰爭，打一仗敗一仗，割地又賠款，把一個好端端的大清國鬧得是內外交困。
光緒十五年，是一個多事之秋。本來國家財政已經空虛，可是朝廷不顧民生之苦，仍然擺譜辦理光緒大婚，史記，此次大操大辦，共花費銀550萬兩。本來國庫已經入不敷出，這些銀兩名義上是從各省、各稅關指派奉獻的，但實際上全是從全國搜刮來的民脂民膏。那一年各省時有偏災，而光緒大婚耗用的銀兩，按當時的糧價折算，可購買近400萬石糧食，足夠190萬人吃一年，農民填不飽肚子，滿大街地唾罵朝廷。也是這一年（1889年）的八月二十四這天，老天震怒，北京上空烏雲翻滾，雷聲隆隆，冷風伴著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一個接一個的閃電，圍著天壇轉悠。忽然一個霹靂，正打在天壇祈年殿的大匾上，「啪」的一聲，匾額落地，接著大殿就著起火來了。風助火勢，火逞風威，不大一會兒，眼睜睜看著一座輝煌的祈年殿燒成了一片瓦礫。還是這一年，湖北織布局籌建，朝廷沒有錢，兩廣總督張之洞向外國借款在廣州等地籌建織布局，國家的財政雪上加霜。紫禁城是天朝的門臉，太和門火災後急修，皇帝要花費大把的銀子，恰在這時，一場瘟疫席捲而來。老百姓為了生存，一場澧州哥老會聚眾結盟，殺死團總，發生了官府與民眾的戰鬥。內憂外患，對付民團，對付外來入侵者，廟堂到處需要財政的支付。此時朝廷最著急的是整頓武備，廟堂到處需要財政的支付，而銀庫裡卻空空如也，捉襟見肘，眼看英國出兵西藏，攻佔隆吐山、亞東等要隘。清廷沒有軍費，只好一意妥協，速派駐藏幫辦大臣升泰前去議和。
光緒十六年（1890）二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與英國駐印度總督蘭斯頓（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在加爾各答籤訂了《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清廷承認哲孟雄（今錫金）歸英國保護；劃定中國和哲孟雄的邊界；遊牧、通商等問題。英國由此侵佔了中國的番薯國錫金，並向西藏伸展觸角。這是因為，散架了的統治階層沒有來自強大的經濟支撐。而歷代國家昌盛,靠的都是財政的充實。貧窮要挨打，錢財靠搜刮，那一年，不知是哪位朝廷近臣給光緒出了一招餿主意，要提前預估第二年收成，提前預報各地的收入，提前收繳第二年的皇糧和各種稅金，並在內閣會議中向各巡撫都督下達了通知。江蘇巡撫剛毅記錄了當時的內閣會議精神：「關於當年匯計二麥約收分數仰祈聖鑑」之事，也就是關於當年（冬小麥與春小麥）麥收預計情況，遵照朝廷：「照各省夏麥秋禾收成，上塵宸衷，例應將約收分數先期奏報。所有光緒十六年夏麥收成，例於將次成熟之事，即經分別扎飭查明約收分數詳報」。
朝廷的指示，各地方官員表現不一，想保住烏紗或往上爬的，自然積極響應，加大對農民的搜刮。但是，也有良心朝臣不贊成這種殺雞取卵的歪主意，馮應壽作為江寧布政使就是其中一位。他不隨波逐流，因為他來自農村，了解農民種地的不易和疾苦，知道災害欠收對農民的影響，因為，他的生命是農家給與的。他與不能寐，輾轉思量虛報冒領給農民帶來的雪上加霜，反覆斟酌不去執行中央指示可能給自己帶來被罷官的風險。反覆權衡，他最終採取了按照實地調查研究，於光緒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提起了他一生習慣了的實事求是之筆，寫出了給朝廷的奏報：「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州五府州屬各約收五分有餘」。雖然僅僅二十一個字，此時他握筆的手，好像握著一柄沉重的犁把，好像是一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忍著飢餓在貧瘠的土地上耕種，好像看到了大災之年一群群旱澇蟲害侵蝕著並不看好的莊稼。面對此景，他展望了明年的農業收成，橫心下定，只給廟堂報了五成收入。
怎樣才能給朝廷解釋他對農業災害的分析，怎樣解除廟堂對他「保守思想」的誤解，他的眼前展出現了當年他在朔州鄯陽書院，在家鄉汾州府西河書院出任山長時，對學子關於「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教育的畫面。依據實地考察，他認為，京津地區地理環境較好一些，有水田，這也是其他官員的看法。但是，他管轄的地區確實另一個景象，他接著寫道：「通州並屬暨海門廳各約收六分有餘,合計司總約收五分有餘。又據江蘇布政使黃彭年祥稱，蘇州、常州、鎮江三府屬各約收五分有餘，松江、太倉二府州各約收留分有餘，合計司總約收五分有餘。」這些實際狀況，「等情。臣已復加確核，匯計江蘇省總計二麥約收五分有餘。除飭查明實收分數另行造冊題諮外，理合恭褶奏報，伏乞皇上聖鑑。謹奏。」
不管你皇帝在養心殿怎樣認為，糧食是民眾的生命，搜刮民財失民生喪民意。我不能拿著農民的生命打哈哈。根據馮應壽的奏報，朝廷找不出茬茬，只好在六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了事。
這雖然是一份得到皇帝首肯的普通農村收益奏章，但務實、求實，馮應壽一貫的為官作風背後，卻來自他深邃的為官之道。在此，我們也想起了他在會試的答卷中，關於對「道」的感悟，他說：「道之存，德為人故。為人者，德為美，善之基也。大道非必德，無德難存。要其禮用。」意思就是說，糧食與稅收，關乎「遠存系乎人心，天命之幾而近實，決於宥（寬恕）密淵微之，地蓋關於得失之。由好惡而極言之，君子應深觀夫得眾失眾之，由不在乎眾而在乎己，進探夫得命失命之本，不原乎命，而原乎心。」
糧食是民眾的生命，搜刮民財失民生失民意。朝廷找不出茬茬，只好在六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了事。馮應壽為民請命，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之風骨，令江南和全國的民眾為之汗顏。
六、
馮應壽家國文化拼圖
馮應壽生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光緒二年（1876年），他出任翰林院編修，任國史館協修。光緒四年(1878)，調任江寧鹽法道道臺。據《清朝御史題名錄》載，光緒九年，又任江寧道監察御史。再據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四冊591頁記載，次年，馮應壽任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二十七冊還記載，光緒十四年（1888年），四十七歲的他調任江南布政使。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在江寧執政十五年。六十二歲（1903年）病故於江南任內。他是我國清代末年從汾陽本土走出去的一位有理想、有抱負、有使命、有擔當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位關心家鄉和建設家鄉文化的教育家。他還是清末一位享有盛譽的書法家。
本文主要選擇性地摘錄了鄉賢馮應壽相關部分上稟奏朝廷的奏章,其目的，主要試圖表現這位汾陽前輩，在當時朝廷社會背景下反腐倡廉的一些真實史料記錄。為何說他是清末一位敢作為、有作為，傑出的政治人物，在我們接觸的相關文獻和史料表象中，淺析其家國文化的構成，筆者認為可否有如下印象？
其一，馮應壽在職期間的行為表現，首先是因為其當朝的外交與內政，決定了他的政治立場。1840年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逐步拉開了中國近代史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序幕，朝廷腐敗無能，內鬥內訌，割地賠款，疆土不保，內外交困。也就在這個特殊時期，成為了馮應壽仕途的艱難的選擇。出身於千年傳統儒家思想教育，出身於幾代朝廷官宦世家，出身於最基層社會懂得農民疾苦的他，首先選擇的是誓死保護國家疆土，誓死維護國家安全，誓死愛護民眾利益，他廉潔克己清明為官，史料記載，「在任期間，曾幾次想回故裡探視家人，皆因路費不足，未能如願」。他痛恨腐敗，治理腐敗，劍指最高當局，竟然達到生死不懼。其家國情懷令人肅然起敬。
馮應壽所處的歷史階段，也是世界變革的一個關鍵時刻，西方的兩次工業革命，與當時朝廷的閉關鎖國的碰撞，在國體之變法和某些洋務運動，涉及國家前途的問題上面，當然，他在國家農耕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選擇上，雖然表現出了消極的立場與態度。但從另一個側面講,他的意見,對於朝廷當時的時局穩定,也是具有一定意義的。
他的重孫輩健在的後人，中國工運理論資深學者，全國總工會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勞動學會榮譽會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北大、人大、師大、國家人力資源部研究專家、國家二級教授馮同慶在這一問題上，客觀地評價認為：馮氏家族的三位進士和若干曾任山西地方官職的宗親，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和遺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我國在近代及現代社會變革中，多種文明，多種文化，多種經濟社會形成的一種共情互利和靈犀相通的祖脈、鄉脈和職脈。雖然先祖們中天地人的理念、人生追求與當代人有著頗多的思慮暗合，他們的思想和事業與當時洪波湧起的宏大敘事相比，雖為微瀾動水，但卻相互疊影，更為精水深流。
其二，馮應壽的家國文化，繼承了家族官宦治國理政的傳統思想。正如馮同慶教授所敘，先祖馮應壽所曾展現的思想理念，一方面來自中國千年以來的儒家傳道，另一方面則來自宗親思想作風的潛移默化。
馮應壽是羅城馮氏街第十四世首開馮氏進士先河馮大中的孫兒，爺爺馮大中曾為嘉慶四年（1796年）二甲進士出身，是馮氏家族產生的第一位朝廷御史，他面對朝政上下腐敗，民團揭竿造反等嚴重局面，曾上書一道為朝廷時局把脈問診的精彩奏章：「單治叢逆，不治從教，苟能安靜奉法。自古帝王之平天下，必有依循萬物之理，息民憤者治國殤，得民意者而後達道義」。他建議皇帝「自省自咎」，他呼籲朝廷「廉政愛民」，曾引起皇帝重視。他也曾被委任寧夏知府，面對大地震災難，一片廢墟的寧（夏）平（涼）千餘裡的回族聚居區，他走出衙門私訪，糅合新舊之有，對民柔而含情。他力挺朝廷改革監察制度，他稟奏嘉慶皇帝：我擔任「吏部郎中時，勘察獄案，正色拒賄（官員應）受器重」。我擔任「檢查御史時，巡視京都北城，見官方人員車服違規，（朝廷應）不畏強橫，重懲不貸。復奏聖上，嚴頂服色，車輦規序，申正禮儀仗等級。」我在巡視各地，發現「京外各衙門辦事延遲懈怠」。我來到寧夏，震災事宜「當地官員行動遲緩，村民無糧可食。請旨稽查核，上是之」。對促進朝政改善、求得皇帝下詔減免稅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愛國心境，和爺爺那一往深情為普天民眾躬耕的博大情操，無疑為馮應壽樹立起了一面鏡子和旗幟。
馮應壽的父親，第十五世馮開平（1792-1857），博學多才，優稟生、歲貢生。清道光二十年，任山西省鄉試同考官。善於授徒，治學嚴謹，為省府之名師。馮應壽的胞弟馮應榮，生於清道光十二年(1832)，雖然年少哥哥九歲，可能是機遇與運氣使然，他的鄉試舉人（經魁）資格卻早於哥哥五年，進士身份也比哥哥早了六年。也曾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擢御史，兄弟二人同朝為官。弟弟品學兼優，他的優秀政績與初心使命，對馮應壽也起到了一定的引領作用。
其三，馮應壽仕途一路走來，所取得朝廷和民眾的褒獎與愛戴，應該說與那些支持他，關心他，那些正能量的前輩官員，那些與他志同道合默契配合，以及那些來自家鄉或是身邊同朝熟悉的朝廷同僚息息相關。他們廉潔刻苦，治理各地，為官有道的品質，整頓官場風氣，實行官員考核，賞罰分明的國家治理的理念，敢於動真不怕硬，仗義敢言不信邪的作風，給了他無窮的力量和底氣，給了他無懈的鼓勵與鞭策。比如清代名臣、大學士張之洞就是他學習和效仿的同朝前輩。同治六年西河書院大考，馮應壽登汾州府副榜優貢，獲廩生出身，並繼續努力準備迎接省城鄉試，此時，四十四歲的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那年馮應壽也已經二十八歲，還沒有獲取舉人資格的他，在努力備考省城鄉試的其間，親眼看到了張之洞整頓吏治，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慾縱害民官員，臚舉人才的理政大手筆，也親身體會到了張巡撫清倉查庫，籌辦工企，創辦書院，強化教育經世致用，給山西振興帶來的實際偉績。因此，在馮應壽出任御史，面對中法戰爭的朝廷論戰中，張之洞不僅是他心目的正義代表，更是他政治同盟的堅定維護者。
馮應壽同治九年山西鄉試，其地點恰巧就是張之洞任巡撫期間修繕的太原起鳳貢院。中舉後四年（1874年），三十三歲的他京城會試獲取二甲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進入了官吏仕途和朝廷的管理隊伍。作為御史言官，曾經欣賞和扶植他的幾位鄉試總裁和會試主考官，不僅是他的老師，同時也是他效仿的同僚和政治觀點相似的朝廷命官。其中曾任同治皇帝翰林院編修，先後出任武、文會試大總裁，多次殿試讀卷的皇帝侍講侍讀學土萬青藜；道光三十年進士，刑部尚書、文淵閣學士的侍講學士崇實；浙江漢人一品（弘文院）大學士李洪藻；曾任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後改戶部尚書的滿族人魁齡等，都成為了馮應壽輔佐朝廷進言的態度支持者，在中法戰爭中同時集中力量，觀點類似的29名上奏者中，上述官員於馮應壽同時名列其中。
其四，馮應壽艱難的讀書與科考，以及艱辛的仕途之路，伴隨著的是他坎坷的少年與青年時期複雜的自然天象和社會生態環境。馮應壽幼年就讀於衣食無憂的本宅私立學堂，但在他少年時期卻經歷了三晉大地絕有的「丁戌奇荒」。光緒二年至五年（1876-1878年），就在他就讀西河書院期間，山西發生了持續三年的特大旱災，據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文字記載，全省101個州縣，有九十二個縣受災，三十九個縣災害尤其嚴重，「將山西活生生地變成了人間地獄」有近四百萬民眾餓死，甚至出現了有違倫理的人吃人慘象。「我看到在一間房子裡有五六具屍體。」「山西山多平地少，大部分地區交通閉塞惡劣，山路糟糕，造成了救災的財力物力損耗極大，此時朝廷邊關受其外夷侵擾，戰爭賠款巨大，國內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打了十二年，地方財政早已枯竭。」「山西種植鴉片高於糧食作物，地方政府沒有糧食儲備。」時任西安西巡撫的曾國權也稱這次大難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恰在此時，雖然羅城馮氏家族輩有繼承晉商美德，傳承書香之門弟，但在這次罕見的災荒面前，餘糧殆盡。馮應壽連同她的幾個兄弟，也只能投奔能吃上幾頓雜糧果腹的親戚家中。
馮恩啟先生推薦給筆者，一本冀廣大先生編著的介休市冀家文化研究《晉商冀家》257頁中曾記述道：馮應壽的姐姐在鹹豐年間，嫁給了曾經與汾陽縣同屬的汾州府的介休縣北辛武村當時知名的晉商冀以中，馮應壽少年時作為冀的內弟「曾在北辛武的『潛研書屋』讀書」。他「勤奮刻苦，並深受程林宗、馬鑾宇（教師）之賞識。」同治六年西河書院大考，馮應壽汾州府學童試大考，登副榜優貢。同治九年，鄉試中舉。但由於災害影響讀書，《晉商冀家》257頁中還記敘道：「馮應壽成年後，兩次殿試，名落孫山。同治二年（1863年），他欲放棄科考，經姐夫冀以中開導鼓勵，並資助銀兩，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進士及第。光緒四年（1878年）春，馮應壽被朝廷派之江寧府，人鹽法道道臺」。馮氏家教甚嚴，訓子有方，馮應壽姓第七人，除馮應壽（行六）馮應榮（行四）獲取進士出身功名以外，老大馮應亨，優稟生；老二馮應和，從九品；老三馮應炳，汾州府學生員；老五馮應詔，汾陽縣學生員。
其五，馮應壽，不僅是清代末期的一位政治人物，他與他的弟弟馮應榮，傳承馮氏家族「道之存，德為人，以教輔民，育之禮用，善之基礎也」的行為準則，弟兄二人還是名噪京城的「兄弟進士」、「兄弟翰林」和「兄弟御史」，是近代三晉聞名的教育家。《汾陽縣教育志》，《朔州教育志》記載，馮應壽在京城會試前的幾年中，曾經以舉人的資格身份，出任過汾州府西河書院的山長，出任過朔州鄯陽書院的山長。
馮應壽少年與青年期間，經歷了自然災害與政治生態中的磨難，使他深深感味到，教育，是每個世人必備的生活工具，是汾陽走向未來的基礎，只有共享前人積累的知識財富，才能獲得獨立人格與生活的前提。也使他明白了，民眾的基礎教育，決定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更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更讓他認識到，促進當地教育，興盛此地民眾的吉事，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汾陽經濟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從而挽救一片生活在汾州大地上的人。這可能又是馮應壽家國情懷的另一種文化表達形式。植根於故鄉這片千年文化教育熱土，極力推崇曾經在汾陽興辦教育，卜子夏那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思想的馮應壽，名句在心，卓有遠見，他願為家鄉教育付出，無論是鄉試中舉還是廷試金榜題名，都十分關注和支持著家鄉的教育事業。光緒十年（1884），汾州新任知府朱採，到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調研西河書院，他感動於馮應壽擔任山長期間對汾陽當地教育的貢獻，並看到書院歲久未修，當即自掏腰包捐贈養廉銀三百兩，並動員汾陽知縣徐炑、平遙知縣楊恩溥、介休知縣李延恩，孝義知縣孔廣熙、永寧知縣賀樹恩等各獻銀兩若干，用於書院修建經費。
《孝義縣教育志》在記載西河書院概況的同時，其中一段文字描述：西河書院雖府縣合辦，學子來自八縣或更多，書院山長多是清代名儒擔任。學子在書院以自習為主，遇有疑難則請山長解釋，每月書院課試三次。馮應壽、馮應榮最為上佳。
其六，傑出才華的馮應壽與其弟弟馮應榮，他們還是我國清代末期知名的書法家。《中國美術家辭典》276頁顯示：「馮應壽，字介眉、號靜山山西汾州府汾陽縣人，清代書法家。」
近年國家公開拍賣的多幅古代名人書畫，即可證明馮應壽在清代書法界、美術界、收藏界中的影響與地位。唐代著名的宋拓《李秀碑》，北京2018秋季拍賣成交價：5002萬元，此作自唐以來，多由名家為此收藏並提跋。明代至清，有董其昌、莫是龍、陸夢龍等諸家題跋，有翁方綱、錢大昕的跋文。此拓，還加蓋了莫雲卿、莫氏廷韓、翁同龢、畢瀧等著名書界、鑑賞界名人鑑藏印、審定印、文治識印等二十多枚。馮應壽的跋文排排其中。歷史名畫《李東陽像》（立軸），2013年12月22日，上海藝術古代專場。拍賣估價180萬元。由於李東陽在元代立朝五十年，柄國十八載之聲譽，加之李公篆勝古隸，行、草書法筆力自成一家。再由於此畫像圖中有二十多位歷代當朝名臣、書畫家、收藏家、鑑賞家，在畫像中留下了珍貴的鑑賞題識及鈐印。所以深得歷代官宦，及文化名人推崇。很有意思的是，在這幅著名的字中，其中嘉慶十年六月初九日、嘉慶丙寅六月九日，留有汾陽進士曹錫齡的題識鈐印。在有二十幾位書畫界名人翰墨提拔、鑑賞題識中，兩個汾陽進士宋其沅、馮應榮同年在一張畫像中留下墨寶鈐印，實屬罕見。
五千年黃土風雲，俱在懷古汾州府城牆上的鐵凰，伴著子夏書院的墨香。在整理馮氏家族三位進士、御使往古軼聞的史料中，我們深深感到了汾陽先輩們對祖國、對家鄉那種深切的愛，是出於他們血液中對國家的深情。那種對社會和廟堂貪腐入骨的恨，是因為蛀蟲的蠶食侵淫到國家的心肺五臟之中。他們那種與朝廷朝斯夕斯，輔佐社稷竭智盡慮，猶如皓月當空，丹青不老。他們那種厭惡醜陋五內溷濁，鞭笞腐敗堅其內質的硬核，恰似睿智於民眾沃土，躬耕不綴。這也讓我們認識到，雖然他們不是一個廉政政治生態環境下的御使，他們也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進士翰林，更不是一個尋求變革國家政體的謀算官員。但是，在那些昏暗與風雨飄搖的清末年代中，他們的那些奏章諫言，在治國的實用主義道路上，提供著某些近代社會科學的思想特徵。他們所扮演的廟堂言官角色，從根本上改變不了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卻能在社會進步的民眾要求變革聲浪中，起到了某些程度上喚醒社會世道人心，開啟民智精神貢獻與時政價值觀念的新鮮理念，以點亮民眾生命光華的人格質量。
晚清距離現今並不遙遠，雖然，有許多重要的歷史情節至今還是撲朔迷離，但是，若我們翻開歷史遺存的那些黃頁，那些就在我們面前的歷史筆墨，我們真的為先輩們一樁樁普通言行背後波浪翻滾的事件驚嘆，真的為先輩們一件件鮮為人知而壯麗的作為而振奮，真的為先輩們那種對國家赤子熱愛的實踐精神而感動，就會被先輩們人格典範所吸引。他們為民族、為大眾的拼死諫言，為朝廷反腐、為國家昌盛的冒險陳述的肝膽，它，像火如光，重新照亮了人性的魂靈。啟迪人們重新撐起生命光華的隆重，以洗鍊做人的質量，在那蘊藏的滄桑故事裡，從而找到了一條與眾不一樣的家國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