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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一生最為輝煌的成就在於詩歌。
從時代性意義上說，他的詩歌創作的主要特色，是在盛唐時期以重玄思潮為標誌的道家與道教思想的濃厚浸潤中形成的。重玄的思辨性儘管在李白的詩賦中沒有得到明確的表述，也無法表述，但他亦曾常常寫到與友人論道談玄的事情。
如《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人中京》「黃金師子乘高座，白玉座尾談重玄。」《奉餞高尊師歸北海 》「道隱不可見，靈書藏洞天。」有的詩還直接標明寫成於談玄之後，如《與元丹邱方城寺談玄作》。
從李白所接受的時代思潮影響的視角出發，以李白與杜甫相比較，這兩位偉大的唐代詩人，之所以詩歌風格迥異，與他們學術思想之不同有著密切關係。後世論者褒貶不一，或揚李抑杜，或揚杜抑李。究其原因，大多與論者所處的時代風尚有關。
就兩者風格的主要傾向而言，李白的詩，氣勢宏大，雄奇豪放，直抒胸襟，傲岸不羈，不拘格律而杜甫的詩，則直陳現實，筆力深細，風調清深，沉鬱頓挫，功于格律。
就兩者各自的思想傾向而言，李白深受道家與道教的影響，而杜甫則受儒家的影響較重。李白與杜甫年齡相差十餘歲，而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唐代的學術思潮開始出現了由崇道向尊儒的轉換。因此在唐代道家與道教思想盛行時，李白即已名播海內，聲動朝野而杜甫在這個時期卻一直默默無聞。
直到白居易、元棋倡導復興儒學以後，杜甫的地位才被提到了李白之上。如元棋說【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排比律切，確為杜甫之所長，但說李白不能【歷其藩翰】則未免太過，明顯表現出貶李揚杜的傾向。
宋代以後，杜甫的地位越來越高，實與儒家社會地位的上升有著密切關係。時賢對李杜的揚抑問題多有論敘，但在對李白基本思想傾向的把握方面存在諸多歧見，尤其是對李白濃厚道家思想底蘊缺乏足夠的重視，因此其中不少結論也難以令人悅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