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皇幸蜀圖」談李思訓的生平
談晟廣（Tan Shengguang）
圖1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圖」（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今被定名為（傳）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圖1），在清《石渠寶笈·三編》中的著錄畫名曾是《宋人關山行旅》。該畫曾於1961年赴美展出，並在次年紐約舉辦的研討會上，開始受到學者關注。筆者所見該畫的一次公開展示，是在2007年1月由臺北故宮所策劃舉辦的「大觀·北宋書畫特展」上，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2014年7月，該畫又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
據「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展覽圖錄介紹，該畫之定名，由「宋人關山行旅」到「明皇幸蜀圖」的轉變，始於1957年李霖燦先生根據蘇軾《書李將軍三鬃馬圖》和南宋葉夢得（1077-1148年）《避暑錄話》筆記所作的修改。蘇軾的題跋曰：「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其三鬃，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裴徊不進狀。不知三鬃謂何，後見岑嘉州有《衛節度赤驃歌》雲』赤髯鬍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鬃其飾也。」葉夢得則說：「《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餘嘗見其摹本……宮女有即圃摘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李霖燦認為：此圖當作《摘瓜圖》或《明皇幸蜀圖》，兩個畫名不過是「一圖兩名」。
北宋宣和內府，《宣和畫譜》記載的藏品目錄中，李思訓名下並無和「摘瓜」主題相關的畫作，倒是隋朝展子虔和李思訓之子昭道名下，各有「摘瓜圖一」。此後，楊新先生對李霖燦說又有新的補充，楊注意到文獻對於畫題的使用不一致，認為：《宣和畫譜》中李昭道名下的《摘瓜圖》可能就是蘇軾所說的《明皇摘瓜圖》，《宣和畫譜》的編者大概考慮到李思訓卒於「安史之亂」以前，所以改訂為昭道所作；至於不加「明皇」二字，乃是編者對避蜀故實的顧忌所致；「明皇幸蜀圖」是針對整個事件給題，《（明皇）摘瓜圖》則是對畫中細節的描述。由此，所謂「明皇幸蜀圖」的作者之釐定，由「傳李思訓」變成了「傳李昭道」。
蘇軾和葉夢得文獻中的所指，是否就是現今被稱作「明皇幸蜀圖」的畫作，是大有可疑的——該圖畫面上根本沒有宮女摘瓜的場景。迄今為止，多位學者在論及此畫時似乎都未曾對畫名提出疑義，而爭論的焦點則集中在該畫的製作年代到底是唐本還是宋本抑或明仿本的問題[1]。然而，令筆者頗感意外的是：僅僅從畫面內容即可做判斷——這是一張與明皇「摘瓜」和「幸蜀」題材完全無關的古代畫作。
圖2 「明皇幸蜀圖」（局部）中的桃花
可以確知，「安史之亂」始於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次年六月上旬，玄宗逃離長安；六月十三日，到達今陝西興平西北23華裡的馬嵬坡，在這裡，發生了兵變，他與心愛的楊貴妃訣別；十月，玄宗至成都。這期間，入蜀的季節至少是初秋，漸入深秋，正是瓜熟季節，如果此時說「摘瓜」和「幸蜀」相關，也合情理。可是，這幅如今被稱作「明皇幸蜀圖」的畫面上，最醒目的樹種除了松樹之外，繪有約10株盛開的桃花（圖2）散落在山間，暗示此乃春天之景；另外還有一種闊葉樹遍布畫間，這是柞樹（又稱橡樹、櫟樹、槲樹），於中國北方、西北一帶廣有分布，此樹樹葉在春季初發時，有一段時間會呈現出內綠邊紅的漂亮顏色，夏季變為全綠，入秋則變至枯黃。畫上所描繪的柞樹，硃砂色的邊緣向綠色的葉心過渡，顯然是春季所呈現之顏色（圖3a、b）。甘肅隴東著名的「仙山」——崆峒山上，植被分布最廣的就是柞樹，漫山遍野，而且，今日竟然可見圖中所示的松樹、桃樹、柞樹伴生的場景（圖4a、b）。如此生機盎然的春色畫面，提醒我們——這既不是瓜熟的季節，也與明皇入蜀的時間完全無關。
圖3a 中國西北的柞樹在春天出現的的美麗顏色
圖3b 「明皇幸蜀圖」中的柞樹
圖4a 「明皇幸蜀圖」中松樹、柞樹、桃樹伴生的場景
圖4b 甘肅崆峒山松樹、柞樹、桃樹伴生的場景，2012年8月筆者攝
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佚名《明皇幸蜀圖》（曾名《唐玄宗避蜀圖》）（圖5），可能是南宋初年的宮廷畫師所繪，不僅畫面上山間紅色的楓葉暗示著故事發生在秋季，細心的李霖燦先生在研究中曾經注意到，圖中那匹無人騎的白馬，象徵著已被處決的楊貴妃，這方是針對明皇幸蜀題材的一種合理假設。另外，畫面全副武裝的士兵和翻飛的旌旗，似乎也正符合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所吟唱的內容：「旌旗無光日色薄。」而臺北故宮的那幅所謂「明皇幸蜀圖」，畫面既無翻飛的旗幟，也無士兵的劍戟，非但明皇神情悠閒自得，緊跟他的隨從們甚至還面帶微笑（圖6），讓人實在難以將之與落難的情景聯繫起來。此外，畫面中高大沉重的駱駝能不能行走艱險的蜀道，也令人懷疑。
圖5 宋人《明皇幸蜀圖》，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6 「明皇幸蜀圖」中人物悠閒的神情
除了這幅「明皇幸蜀圖」之外，尚有多幅或從此本摹出的古畫，畫面與之細節雷同，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傳）李昭道《春山行旅圖》、日本大和文華館藏「李迪」款和《宋元明清名畫大觀》（大冊）中的兩幅《明皇幸蜀圖》、美國華盛頓特區佛利爾藝術館和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分別各收藏有兩幅和一幅「仇英」款《明皇幸蜀圖》。那幅舊籤題《唐李昭道春山行旅圖》的畫，將臺北故宮本「明皇幸蜀圖」橫式構圖壓縮成了立式構圖，從畫面樣式化的用筆和敷色來看，是一件明仿本。另藏於日本的兩個本子則分別截取了(傳)唐人本畫面左幅和左上角的一個角落，組成獨立的畫面，從柔細的線條和略皴的技法來看，時代也不會越過明代。不過，明人仿本《春山行旅圖》的定名也在提醒我們，該畫的主題和春天有關。
迄今為止，無人能否認，臺北故宮本「明皇幸蜀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李思訓、李昭道父子山水畫的面貌。但，此畫是不是李氏父子的原本？若是後世摹本，它到底在多大程度能夠反映李氏父子山水畫面貌？若既非「幸蜀」，也非「摘瓜」，那此畫所要表達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在沒有回歸到李思訓之政治生涯和歷史背景之前，當然不會有接近史實的答案。
我們對於李思訓生平的了解，限於五種原始材料，即：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和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中有關李思訓的簡略生平；《舊唐書》卷六十和《新唐書》卷七十八《長平肅王李叔良列傳》之後，均附有其孫李思訓生平簡短的敘述；唐代書法家李邕書《唐故右武衛大將軍李府君碑》（又稱《雲麾將軍李思訓碑》，下文簡稱《李思訓碑》），非常遺憾的是此碑很多文字漫漶不可識，今存唐人的文獻中也無全文著錄，我們仍將以碑中殘缺的文字為中心，嘗試還原李思訓的生平。
根據《歷代名畫記》「開元六年贈秦州都督」和《李思訓碑》「春秋六十六」來推算，李思訓生於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卒於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年）八月，享年66歲。他出身於「隴西李氏」，是李唐王朝的宗親。隴西，泛指隴山（即六盤山）以西的地方，又因古人以西為右而稱隴右，隴右在很多情況下也指甘肅。據兩《唐書》「李叔良傳」，李思訓的曾祖父李禕，是唐高祖李淵的叔父，任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年（618年）追封郇王，生子叔良、德良和幼良。李思訓的祖父李叔良，是李淵的堂弟，義寧中（617-618年）授左光祿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618年）拜刑部侍郎，晉爵為王師，鎮涇州以御薛舉；武德四年（621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諡曰肅。長平肅王李叔良生子孝協和孝斌，孝斌生子思訓和思誨。武德五年（622年），李思訓的伯父李孝協被封範陽郡王，貞觀初年（627年），以屬疏例降封郇國公，累遷魏州刺史，麟德中（664-665年）坐受贓賜死。李思訓的父親李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思訓之弟思誨，垂拱中（685-688年）任揚州參軍，唐玄宗時位極一時的宰相李林甫即思誨之子。從李思訓家族的歷史和行跡範圍來看，大抵不出隴西、隴東一帶。李叔良所鎮守的涇州，即今甘肅天水涇川縣，李孝斌所任職的原州都督府，在今寧夏固原。除了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之外，李思訓的祖父和父親生前活動的中心一直就是隴地的今甘肅天水和寧夏固原一帶，也就是說李思訓的成長環境，是離不開隴西和隴東的——明白這一點對我們理解李思訓的繪畫來說非常關鍵。
據《新唐書》，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就是在今江蘇揚州任江都令。永淳二年（683年）七月，56歲的唐高宗薨，武則天以太后臨朝稱制，先後廢中宗、睿宗，於次年九月初六，改元光宅，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改旗幟顏色、官署名稱與官員服色，向天下昭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李思訓碑》顯示「則天革命」的時候，李思訓陷入了「履霜堅冰/終風折木」的危險境地，性命將虞，於是：「公嘆曰/天□□蛾□□木未（闕二十三字）足以□家□詬/俟時變名求活。」此句所闕的文字內容並不難想像，乃是李思訓對時事的一種審度和感喟，他要選擇棄官、潛匿的亡命生涯，且要「俟時」「變名求活」。不附於武氏的李思訓，其下場或如兩《唐書》中分別所記：「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則天革命，宗室多見構陷，思訓遂棄官潛匿」。從「變名求活」「棄官去」和「潛匿」等關鍵詞來判斷，這是一種突發事件的、被動的、帶有畏罪嫌疑的逃離。
儘管武則天在登基之路上，對於李氏宗親多有構陷和誅殺，然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她當時針對的主要目標還是集中在那些威脅到她皇權的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的直系皇親身上，若非有異舉，至少還不至於要讓身出旁系的李思訓亡命而逃。而且，李思訓的弟弟李思誨，先是任職朝散大夫，又在「則天革命」後的垂拱中（684-688年），任職揚州大都督府的參軍。既然思誨並未因武氏對宗親的構陷而受影響，繼續做官，以此來解釋其兄長李思訓潛匿的原因，顯然是不合情理的。在史志和碑傳剜缺文字中無法找到關鍵信息的情況之下，一個合理解釋就是——在武則天臨朝改元後的第23天，身在揚州的李思訓可能捲入了發生在此地的一次轟轟烈烈的「叛變」事件——九月二十九日，李敬業以匡復為名在揚州起兵。
李敬業（？-684年），又稱徐敬業，是初唐將領李績（原姓徐，賜姓李）之孫。總章二年（669年），李績死，敬業襲爵英國公，歷官太僕少卿、眉州刺史。684年，敬業因事被掌握全部權力的武太后貶為柳州司馬，赴任途中，遇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黝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李敬猷（敬業弟）自盩厔令坐事免，這些同遭貶黜的官員，機緣巧合，「俱客揚州，失職怏怏」，他們還遇到了御史魏思溫和奉使揚州的監察御史薛璋。「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自稱為匡復府大將軍，領揚州大都督，招集民眾，以扶助中宗復位為號召，並發布了由駱賓王撰寫的《為李敬業討武瞾檄》，歷數武則天的數宗罪，強調武的行為乃「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以向天下昭示「叛亂」行為的正當性。敬業起兵後，武則天剝奪了他的賜姓，命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統兵鎮壓。十一月十八日，敬業敗逃，與徐敬猷、唐之奇、杜求仁、駱賓王輕騎遁江都，攜妻、子，奔潤州，將入海投高麗，在舟中為部將王那相所殺，與另外24個叛將的頭顱並獻給武則天，李孝逸亦令追捕餘黨，平定揚州。
倘若真是被捲入這場叛亂，無論當初是自覺或非自覺，身為江都令的李思訓難辭其咎。在揚州兵敗後，他的唯一選擇就只能是「變名求活」「棄官去」和「潛匿」。然而，身將何處呢？《李思訓碑》云：「寡慾超然/遠尋好山海/圖慕神仙事。」或許，李思訓回到了從小成長的隴地，相對於關中和中原來說，較少耳目，的確是一個遠離人間的「仙境」。何況，諸多傳說中的神仙居住之山（如崆峒山、唐述山），也在召喚他去「遠尋」。此說如果能夠成立，那麼對於今名《明皇幸蜀圖》的正確解讀，將不再只是停留在毫無根據的猜測上。事實上，這幅山形奇特的山水圖畫，原型可能正是隴地山水。
與李思訓同時代的張鷟（字文成），曾長期任職於隴西，其傳奇小說《遊仙窟》的故事開頭，正是從隴西唐述山（又稱小積石山，即今甘肅永靖炳靈寺一帶）開始的，那裡是「深谷帶地，擊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岡巒之勢。煙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的古老相傳之「神仙窟」。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就曾描述這裡：「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巧合的是張鷟任職於隴西與李思訓任職於揚州期間，都有一位共同的上司，那就是李敬玄（615-682年）。儀鳳三年（678年），中書令李敬玄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徵討吐蕃。李敬玄兵敗後，被貶為衡州刺史，後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負責管理州務），永淳元年（682年）卒於揚州官任，他在揚州待了2年多的時間。據《新唐書》，李敬玄「博覽群書，特善於五禮」，從「敬玄」二字來看，當十分崇尚仙道。《遊仙窟》中記載的「神仙窟」，李敬玄亦有遊覽。今甘肅炳靈寺石窟第60窟的摩崖上，存有儀鳳三年（678年）石刻，稱為《唐張楚金摩崖碑》殘文，所記乃李敬玄徵討吐蕃時，派人迎邀張楚金，登閣道入靈巖寺之事：這裡「上吐雲霓」，「（山）巖峭峙，削成萬仞高林」；「天雲合際，泉霞亂色」；「琉璃之水，冠曦吐曜」；「煥若仙居」；「青溪萬轉，綠障百重」；「秀風榮茂瓊柯與碧葉雲飛」；「聖玄之所，遊□仙之……」；「□化生仙」；「……霞開，阻風煙於迭嶂」；「氤氳」；「藤蘿紛亂」；文字中尚存多個「仙」字[2]——總之，這裡就是一個「神仙」所在。隴西是李思訓的家鄉，或許，李敬玄曾向李思訓描述過唐述山的「神仙」，引發了李思訓在「去官」「潛匿」時對隴西神仙之地的嚮往。
注釋：
[1] 其他學者關於該畫的研究有：[日]鈴木敬：《唐代繪畫·明皇幸蜀圖》，《中國繪畫史》四，臺北：故宮博物院，1987，頁79-83；鄭又嘉：《元人畫作或宋人模本：石守謙對楊新看法的幾點回應》，《典藏·古美術》，第96期，2000年，頁34-37；薛永年：《明皇幸蜀圖與春山泛舟圖斷代》，《典藏·古美術》，第96期，2000年，頁38-39；[日]古原宏申：《唐人明皇幸蜀圖》，《中國畫卷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05，頁129-134；等等。
[2] 此石刻剝蝕嚴重、辨識不易，此據《積石錄本》。據記，此本是1963年8月由閻文儒、喬今同、耿劉同「登梯輪流認讀」，張思溫寫記。後來，1975年7月、1982年10月，張等人再次「登覽補識」「又作補正」。參見郭友實主編，《炳靈寺史話》，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147-150。
[ 本信息文章來源《畫刊》2020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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