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美國史學：從客觀性到後現代主義挑戰
彭豔豔
[摘 要]「客觀性」自19世紀末在美國史學界被奉為圭臬以來，對20世紀初美國史學專業化的建設以及美國史學的發展發揮了極大作用。本文圍繞「客觀性」這一中心問題，試圖從其形成和衍變、受到挑戰和修正及其如何得到捍衛的歷程中，梳理美國歷史學從誕生至20世紀末這一百多年的發展脈絡，進而彰顯百年來美國史學發展的常與變、博大與深廣。
[關鍵詞] 客觀性 相對主義 後現代主義 解構主義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度，歷史學作為專門學科的建立僅一百多年的歷史，但由於美國歷史學家們熱衷辯論、回顧、借鑑與反省，美國史學在短短百年裡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史學流派之多、研究方法之精細、研究的範圍之廣泛以及研究成員隊伍之龐大都是其他西方國家所無法比擬的。美國專業史學建立之初就移植了蘭克史學模式，即「科學歷史學」或「客觀歷史學」。「客觀性」不僅是史學的根基與核心規範，亦是美國史學界長期爭論的議題。圍繞「客觀性」問題，美國史學界在其發展歷程中展開了綿延一個多世紀的激烈攻防，本文嘗試梳理美國史學自19世紀後期誕生至20世紀末這一百多年的發展脈絡，即：史學客觀性的加冕—相對主義的圍困—突圍重建—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回應挑戰，進而彰顯百年來美國史學發展的常與變、博大與深廣。
一、從蘭克史學到客觀性的加冕
1830年，德國史學家蘭克開始在大學教授學生如何使用檔案，重建歷史的真相。講求證據、強調客觀性的現代史學從此確立，蘭克最終成了19世紀專業化史學研究的典範。蘭克在《拉丁民族和條頓民族的歷史，1494～1514》的序言中寫出了反映其史學特徵的宣言：「歷史指定給本書的認識是：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於未來。可是本書並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它的目的只不過是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已。」他承認存在著真實的歷史，並且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弄清歷史真相，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書寫歷史。他主張「讓史料說話」「如實直書」，倡導史學家回到檔案館去，認為歷史研究應該保持客觀的不偏不倚的立場，摒棄史學家自身的主觀色彩，不要讓自身的政治立場、自己的好惡影響歷史史料的選擇和解釋，只要保持這種態度，歷史的本來面目是可以還原的。除此之外歷史學家也就沒有什麼任務要做了。蘭克式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原文分析批判來尋找事實）為其贏得了「科學歷史之父」的美名。
美國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成形於19世紀最後30年。受蘭克史學的影響，安德魯·懷特、西奧多·史密斯、亨利·亞當斯、喬治·亞當斯等人，極力在美國建立科學史學，他們熱情地採用了蘭克史料考證和研究班的方法，相信歷史學家的研究可以展示歷史真相，寫成的歷史與歷史本身能夠完全等同，歷史學可以是客觀公正和確實可靠的。在美國歷史學家的心目中，蘭克這位神話式的英雄是客觀科學性的化身。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學德國的美國學生，他們把蘭克的「性格和著作視為偶像」。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成立，就選出了「歷史科學之父」的蘭克作為它的第一位榮譽會員。「科學的客觀性」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歷史學界內部公認的規範。然而，伊格爾斯認為19世紀大部分留學德國的歷史學家都沒有真正讀過蘭克的專著，他們也沒有真正了解蘭克，美國的蘭克形象和德國的蘭克形象存在很大的差別。
二、從相對主義的圍困到客觀性的重建
「客觀性」自19世紀末在美國史學界加冕以來，對20世紀初美國史學專業化的建設以及美國史學的發展起了不可小覷的作用。然而，在蘭克模式指導下的客觀歷史學蓬勃發展的同時，美國歷史學界內部也出現了一些相對主義思潮的苗頭，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種思潮相繼出現，知識界普遍持失望情緒，意識形態爭論激烈等等，使得一些重要的歷史學家放棄了客觀性的正統思想，世界進入了一個消極和懷疑的時期，在這種氣氛之下，相對主義者的批判之風盛行起來。蘭克所謂「讓史料說話」「如實直書」的雄心壯志，成了不切實際的天方夜譚。相對主義者強調，歷史是一去不復返的、不可重演的，史學家不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直接面對研究對象，而僅僅是通過歷史流傳物去研究歷史。同時由於史學家的知識背景、受教育的程度、時代的大背景、學術的氛圍，甚至史學家個人經歷、社會閱歷以及個人性格等差異，一切歷史著作或者歷史研究都只不過是史學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建立起來的。在美國，歷史相對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有特納、比爾德和貝克爾等。
（一）貝克爾：「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
貝克爾是美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早在1910年，貝克爾就開始了對歷史知識相對性的研究，其著作《論不偏不倚的歷史寫作》，矛頭直指喬治·亞當斯等歷史學者的觀點。1926年，貝克爾在其論文《什麼是歷史事實？》指出了歷史事實具有相對性的特點。1931年，當貝克爾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時，他發表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的論文演講，將歷史知識的相對性的論述推向了頂點。
貝克爾區分了兩種歷史，一種是作為過去存在過的歷史，另一種是作為記錄的歷史，前者是客觀的和絕對的，後者是相對的，是「思想的歷史，它只是可以使人們想像地再現過去事件的一個象徵，並不是過去的事實，它本身只是一個概括，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因而是人們所處的現在的一部分，是那些僵死地躺在文字資料裡不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的文字記載而已，不能稱為歷史事實。」貝克爾也承認，辨別史料真偽、確定事實是否可信，固然是歷史學家的首要職責，但相信事實能為其本身說話，則是一種幻想。
貝克爾試圖肯定歷史研究的主體，這一主體曾是科學歷史學所極力否定的，他提到，「歷史是一種想像的產物，是屬於個人所有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每個人的個人經驗中塑成，以適應他實際的或情緒上的需要」，但貝克爾否定歷史認識的客觀性，他所揭示的歷史主體是悲觀的歷史主體，他總是受到他所處現實的來歷不明的勢力的愚弄，面對勢力的壓力，主體總是無可奈何、無法自拔。他說過，「每個人在創造自己的歷史時，都受到了種種限制，如果超越這種限制，就可能受到懲罰」。
（二）比爾德：「寫作歷史是一種出於信仰行動的行為」
美國史壇另一名最負聲望的相對主義者是比爾德。比爾德不僅是政治學家、歷史學家，還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富有熱情，是狂熱的行為主義者。1933年，比爾德當選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時作《歷史寫作是一種出於信仰的行為》的就職演說，淋漓盡致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比爾德主張拋棄歷史的客觀性這一信念，將它「放入古代文物的博物館」。他認為：歷史學家不可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做到客觀公正的分析，「歷史寫作行為都是信仰的行為，歷史學家通過這樣的信仰去遵守他對自己的需要所產生的看法」。他極力突出認識歷史的主體，表明歷史知識的相對性。他認為，「每個歷史學家的工作，包括他對事實的選擇，強調的重點，所做的刪減，如何加以組織，以及他的表達方法，都與他的個性有關，與他生活的那個環境和時代有關……」
比爾德的思想裡蘊藏著實用主義觀點，他極力倡導歷史要為現實服務，要為當前的需要提供對國過去的敘述，他極力反對「為研究而研究」「為過去而研究過去」的做法；在他看來，歷史為人類而存在，而不是人類為歷史而存在。比爾德強調研究主體的行動、重視研究者的思想以及強烈的現實關懷固然值得肯定，但是，這種強烈的主觀性往往過於絕對，從而使得他又成了主觀性的絕對主義者。
總的來說，比爾德和貝克爾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許多共同的觀念。他們都認為全面、準確、客觀地重現過去的目標是無法達到的，歷史的客觀性僅僅是一個高貴的夢想。
（三）在批判與反思中重建客觀性規範
相對主義者的論點從一開始就遇到各種責難和批評。亞瑟·洛夫喬伊認為，貝克爾和比爾德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歷史學家的直接社會目標，沒有充分注意到他們職業所關注的範圍以及把他們的價值觀和願望表達出來的那種複雜渠道。他還譴責時代錯亂的表達方式是依據相對主義原理而造成的結果。尤金·巴爾克為「探索客觀真實」做了辯護，他指責相對主義者「為了預想的社會目標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事實，進行巧妙的掩蓋……」查爾斯·安德魯斯則認為，如果用「現在」的眼光看待「過去」，就會損害歷史的客觀性和公正性；「過去」是可以通過「過去」的眼光來審視的，不必把「現在」拖進「過去」之中。
與以上歷史學家不同的是，庫欣·史特勞斯在批判相對主義者的同時也作了自身的反思，史特勞斯首先肯定了相對主義的某些作用：「貝克爾對『冷冰兒硬性的事實』和『客觀超然』的態度這樣一些公認的偶像發動了一場致命的攻擊，儘管貝克爾的理論還遠遠沒有構成一種歷史哲學。」誠然，相對主義者看到了歷史認識的局限，打破了前人盲目的自信，使歷史學家在面對豐富多彩而又無法確知的歷史時，多一點謹慎和謙遜。與此同時，史特勞斯也批評了貝克爾和比爾德「誇大」的實用主義價值和懷疑主義，認為懷疑主義不能建設性地提供可以取代的東西，卻產生了威脅，帶來了破壞性的後果。一些不自信的歷史學家甚至還認為貝克爾和比爾德就是歷史學界的「馬丁路德」。
事實上，相對主義所帶來的衝擊並沒有一些美國歷史學家所設想的那麼大，相對主義者帶來更多的是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破壞性的後果。相對主義者的批判儘管有力，但也漏洞百出。貝克爾和比爾德都算不上系統的思想家，他們的敘述往往十分鬆散，且前後矛盾。他們都過分拘泥於科學家所謂直接觀察與歷史學家所戴著的有色眼鏡所看到的東西之間的差別，事實上，自然科學家所標榜的不偏不倚的態度從來都只是一個神話，自然科學家在研究和觀察過程中也常常戴著有色眼鏡，尤其是二戰以後，科學家的「法官形象」也倒下了，相對主義者唯科學是瞻的論點也失去了根基；此外，相對主義者對歷史學家探求歷史真相的努力，持過於悲觀的看法，貶低歷史學的求真價值，他們雖然倡導主體的能動性，但也極易使得歷史主體為了黨派、個人利益而歪曲歷史事實，他們「沉溺於主觀隨意性，接踵而至的不是固步自封，頑固執拗，便是看風使舵，曲意編織」。
儘管相對主義史學思想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它對歷史學的客觀性的批評所帶來的功績不容置疑，它提醒人們對歷史研究主體的重視值得我們思考，它推動了歷史客觀性規範的重建，在對相對主義的批判與反思過程中，信仰歷史客觀性的歷史學家開始修正讓「史料自己說話」的信念，他們對「客觀性」一詞的使用也變得更加謹慎，「客觀性」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歷史學家對他們學術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價值觀念的支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觀的，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更為溫和的態度：「重大的歷史真相」在共識的範圍內屬於不證自明的，因而也是客觀的。1945年後，隨著美國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相對主義逐漸被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所拋棄，重建後的史學「客觀性」又煥發出新的生機。
三、從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到對後現代主義挑戰的回應
相對主義者雖然打破了過去主流史學中的絕對主義，但他們並未在理論上根本否定歷史的客觀性。真正對歷史客觀性提出最大挑戰的，是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的狂潮。從20世紀60現代後，美國歷史學界對客觀性的懷疑氣氛越來越濃，藉助「語言學之父」費迪南·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揭竿而起的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知識的客觀性以及歷史認識的客觀性開始了致命的衝擊，他們把歷史學放入文學領域，和詩歌、小說並列，從而把它歸為一種文學樣式。
（一）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作為文學複製品的歷史文本」
海登·懷特是美國典型的後現代主義者，他視歷史學在本質上無異於文學，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之間也不存在嚴格的界線。在他看來，「歷史敘述都是話語的虛構，他們的內容之被發明正猶如其被發現是一樣地多，而且它們的形式與它們在文學上的對應部分的共同之處更有甚於與它們在科學上的對應部分」。在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者們眼中，被傳統歷史學家視為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都不過是「文本」。歷史學家可以像文學批評家評論詩歌或小說那樣去分析、注釋和闡釋這些歷史文本。歷史文本也像文學文本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矛盾和反諷，因而歷史學家可以隨意對之進行「文本化」「語境化」「再文本化」和「互文本化」。這樣一來，歷史真實與客觀歷史也就不存在了，歷史只不過是史學家在史料基礎上想像重建並用語言表達出來而已，即它是以文本的形式被史學家製造和表述，然後被讀者消費而已。
此外，還有後現代主義者如此認為：蘭克主張的走進檔案室、尋找一手材料也不存在必要，因為不論是一手材料還是二手材料與過去的真實關聯度都不大，兩者同樣都是一種文本，文本絕對不是過去本身。後現代主義者的這種極端的觀點使其自身走向了徹底的虛無主義。不過，後現代主義語言學理論也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鑑，使歷史學家們「遠比以往更為小心謹慎的態度去檢視文本，使用新式的工具去揭發藏匿於公開信息之下的秘密，並解讀一些微妙的語法轉變之意涵等類似情形。」
（二）應對挑戰，在挑戰中成長
面對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美國史學界不少歷史學家紛紛著文立說討論後現代主義者的理論與影響，代表性著作有伊格爾斯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以及阿普爾比等三位女性合著的《歷史的真相》等書。他們都謙虛地接受了後現代語言學的合理成分，同時也有力地反擊了後現代主義，有保留地捍衛了歷史學的「客觀性」根基。
伊格爾斯對後現代主義的某些觀點做出了肯定，認為後現代主義者「很正確地提出了這一論點，即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說並不包含任何內在的統一性或一貫性，每一種歷史概念都是通過語言而構成的一項建構，人作為主體並不具有任何脫離矛盾與模稜兩可之外的完整的人格，而且每一種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閱讀和解說，因為它並不表示任何毫不含混的意圖……這些滲透在全部人生之中的矛盾，就迫使觀察者去『解構』每一種文本，以便揭示出其意識形態的成分。每一種現實都不僅僅是通過言談的話語去與人交流，並且也以一種極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們所構成」但伊格爾斯絕不贊同「現實並不存在，唯有語言才存在」這種極端的後現代主義立場。伊格爾斯立言，「確實，每一份歷史敘述都是一種構造，但它是從歷史學家與過去之間的對話之中所產生的一種構造。它並不是在真空之中出現的，而是出現在一個對『說得通』具有共同標準的許多探索者的心靈之中。」也就是說，語言雖有其隱晦模糊的部分，但要透過語言文本來了解歷史事實，仍是可能實現的目標。
阿爾普比等人也積極回應了後現代主義者提出的挑戰。她們批判後現代主義的極端懷疑主義，提出用務實的實在論重建歷史學的哲學認識論基礎，以求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條件下伸張歷史學的求真價值。雖然她們也接受後現代主義者某些觀點，如承認文本與語言的模糊部分，撰史過程中後設敘述存在「主觀性」等問題，但她們更為主張的是語言與文本公共理解的可能性，強調了歷史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互動關係以及研究者不斷探索的實踐過程。這既肯定了史學研究的實證基礎，也確認了史學研究廣闊的開拓前景。
總之，在應對後現代主義者的挑戰的過程中，史學的「客觀性」根基得以保留，但其亦作了些改變。歷史家不再強調可能做到完全客觀或是全然令人滿意的因果解釋，但必須要竭盡所能對歷史作最客觀之解釋，「客觀性」這一高貴的夢想永遠值得職業歷史學家為之奮鬥。
四、結語
一戰前，歷史學的「客觀性」自19世紀末在美國一直受到職業歷史學家們的一致推崇，「客觀性」就好比美國歷史學家心目中的「上帝」，歷史學家普遍相信探尋客觀真相的可能性；一戰後，「客觀性」開始遭遇相對主義的圍困，對此，美國職業歷史學家積極與相對主義對話，於四五十年代又重建了「客觀性」的規範；60年代伊始，史學危機再度來臨，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的狂潮又藉助語言學理論，再度侵蝕歷史學的「客觀性」，歷史學家們再度以開放潛修學習的心態應對，尋求並建立了更富時代性的「史學客觀性」，美國史學家們所追求的「客觀性」這一史學根基的內涵也因後現代主義的洗禮而更具深度廣度、更為博大。
[中圖分類號] K097．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3575（2019）03-0087-06
作者簡介：彭豔豔，深圳市寶安區公共文化服務中心歷史學館員。廣東深圳 51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