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青銅器——頌壺及銘文

文字和圖片引自書畫世界雜誌。

【國家博物館藏，頌壺】

頌壺為西周晚期青銅器，傳世有兩件，規格、形制、紋飾、銘文基本相同，其中器、蓋完整的一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另一件僅有器身（無蓋），原藏趙之琛、錢水西、莫遠湖，後歸山東省博物館，1959年由山東省博物館調入現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 — 中國歷史博物館。此器著錄見於《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編號5.12.1—14.2） [1] 、《愙齋集古錄》（編號14.10.2） [2] 、《奇觚室吉金文述》（編號18.14.2—16.1） [3]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編號4.97.1） [4] 、《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 [5] 、《殷周金文集成》（編號09731） [6] 、《金文總集》（編號5799） [7]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 [8]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號436） [9]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編號56） [10] 、《中國國家博物館百年收藏集粹》（編號59） [11] 、《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編號59） [12]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編號22.12452） [13] 等處。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頌壺高五十點八釐米、口長二十點三釐米、口寬十七釐米。橢方體，口微侈，口沿內折，長頸垂腹，圈足外撇，下有一周寬臺沿（圖1、圖2）。頸部兩側有獸首銜環耳，獸首卷耳突目，長鼻捲成旋渦狀，雙環布滿流雲紋（圖3、圖4）。頸部主體紋飾為波帶紋，「 」形空白器表鑄出一組三隻簡化龍紋，基本呈左右對稱，頸腹間橫向一道凸稜（圖5）。腹部飾雙身龍紋，兩條捲曲的龍身相互交繞，於正面共用一高浮雕龍頭，龍身另一尾於壺側面為回首狀龍首，正面與側面的龍交纏形成完整的循環閉合，主題紋飾下側有一組簡化的夔龍紋（圖6至圖8）。圈足飾並列式垂鱗紋（圖9）。與之形制相近的有1968年河南新鄭瑞灣出土的交龍紋壺 [14] 、2003年陝西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兩件單五父壺 [15] ，單五父壺雙耳作三層龍首形，頸部環帶紋比頌壺頸部轉角更陡，圈足為帶目竊曲紋。

 頌壺口下內壁鑄有銘文一百五十字（圖10至圖12）。內容是幽王三年五月的甲戌日，王在周人康宮的昭王之廟，清晨，王來到太室，宰引作為頌的右者，尹氏授予虢生（此人母舅家為虢氏）周王冊命的文書，王宣史官虢生冊命頌：命頌管理成周的二十家商賈，監督管理新到的商賈，所得收入為王宮支出使用。賞賜頌衣緣有黼紋的赤黑色禮服、紅色的蔽膝、朱色的大帶，配有鑾鈴的旗幟、轡及帶鑣的馬銜，命頌做好自己的職事。頌行叩拜禮，攜帶著冊命文書退出後返回，向王獻瑾璋。頌讚頌王的美德，為祭享父親龏叔、母親龏姒鑄造了這組尊貴的壺，追悼紀念祖先的善德，祈求安康歡樂，神明全力保佑，官祿亨通，命運長久，萬年長壽，做天子賢明之臣，善終，讓子子孫孫永遠寶用。

朱鳳瀚將頌壺歸於西周第五期，這一階段流行的形制有方橢圓形腹壺與長頸圓腹壺，特點是腹最大徑均靠下，有傾垂之勢 [16] 。張懋鎔認為頌器作於幽王三年，很大的論據是陝西眉縣楊家村窖藏銅器中逨鼎（圖13）作於「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而負責管理虞林以供宮中之用，與頌管理商賈廿家並監督管理新到商賈的職官相近，推測為職官世襲的兄弟行，幽王三年與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相隔十年以內，根據單五父壺（圖14）與頌壺在形制、紋飾方面的相似也可以推斷為時間極接近的同期銅器 [17] 。

 頌器除此對壺，傳世的還有頌鼎三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銘圖》編號02492 [18] ；上海博物館藏，《銘圖》編號02493 [19] （圖15）；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銘圖》編號02494 [20] ］；頌簋六件，另存世頌簋蓋兩件［分別為①原藏張廷濟、沈仲復、端方，後收入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銘圖》編號05390 [21] ，但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金文資料庫》載「經科學測試結果此器為清代晚期鑄造」；②原藏方蓮卿、王夢麟、姚觀光，《銘圖》編號05391 [22] ，實物下落不明，僅存拓本，可知器蓋俱全；③原藏劉喜海，現藏山東省博物館，《銘圖》編號05392 [23] ，器蓋俱全（圖16）；④原藏劉鶚，後歸馮公度，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銘圖》編號05393 [24] ，失蓋；⑤《銘圖》編號05395 [25] ，最早著錄於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六》，實物下落不明，從所存銘文拓本來看，僅存器身或蓋；⑥原藏吳式芬，現藏上海博物館，《銘圖》編號05397 [26] ，僅公布一張銘文拓本，疑僅存器身或蓋；⑦原藏顧壽康、鄒安，現藏日本兵庫縣黑川古文化研究所，《銘圖》編號05394 [27] ，僅存蓋；⑧原藏陳介祺、姚觀光、劉體智，現藏上海博物館，《銘圖》編號05396 [28] ，僅存蓋］；頌盤一件（《銘圖》編號14540 [29] ，聞宥落照堂藏盤銘拓本）。頌器涵蓋了食器、酒器、水器，當為一人同時做出的一組銅器，諸器除個別銘文寫法略有差異，內容基本相同。

  頌器中的鼎素麵，雙直耳，半球形深腹、直口圓底，蹄足，口下飾兩道弦紋（圖15）；頌簋沿口鼓腹，獸首雙耳，下有垂珥，圈足下有三個獸面象鼻形足，隆起的蓋上有圈狀捉手，蓋上和器腹飾瓦溝紋，蓋沿和器口下飾竊曲紋，圈足飾並列的垂鱗紋（圖16）；兩類頌器都有鮮明的西周晚期特點。

 頌壺的銘文鑄造於內壁三側，大部分字在邊線凸起的方格內，也可以看到第二列「霸」，第八、九列的「賈」字等打破了方格的界限（圖17、圖18）。李峰認為青銅器銘文刻方格的目的是為了有效地控制內壁的弧度，讓文字能夠在弧面上縱橫對齊，尤其是刻制長篇幅銘文時非常有必要。關於銘文的鑄造技術，李峰基於對眉縣新出逨盤、單五父方壺及故宮藏頌鼎等青銅器銘文技術的考察，提出「嵌入法」銘文製作工藝的新觀點：第一步，做模；第二步，翻外範和底範；第三步，做假內範；第四步，刻方格；第五步，提取假外範；第六步，刻字；第七步，做內範；第八步，組合待鑄 [30] 。

        西周金文的發展一般分為三期：西周早期前段金文字體多少保留商代晚期孑遺，帶有濃厚的象形意味；西周中期以後金文布局趨於規範，較為注意線條的粗細和字體結構的比例；到了西周晚期，金文排列更為整齊，字形典雅 [31] 。

目前傳世著錄頌器有十二件（頌簋六件、頌鼎三件、頌壺兩件、頌盤一件），儘管每件青銅器上銘文內容大致相同，字體風格的差異還是較為明顯，目前所知的數萬件青銅器中（包括一起出土且器形相似的成套青銅器），尚未見銘文一模多範、批量生產的現象 [32] 。與原藏李香巖、費念慈後藏於上海博物館的頌鼎銘文相比較，頌壺銘文有自己的特點。頌壺第二列第七字「康」（圖19）與頌鼎「康」（圖20）相比，起首兩畫直筆略有弧度，包裹下方四點的主筆弧畫左右兩側收筆處向外自如伸展，書寫更自然從容；頌壺第五列第三字「廷」（圖21）與頌鼎「廷」（圖22）相比，左側弧畫起筆和收筆處書寫痕跡明顯，右側主筆直畫起筆處弧筆自然，與左側主筆弧畫相呼應；頌壺第六列第六字「虢」（圖23）與頌鼎「虢」（圖24）相比，書寫更為大膽，除了短畫，每一筆畫幾乎都有弧形，左側豎直筆與右側主筆豎畫相映生輝，各筆畫組合疏密有致，造型感極強；頌壺第十五列第五字「魯」（圖25）與頌鼎「魯」（圖26）相比，結體更為修長，上下中間部分兩側豎筆未包裹，使得中間筆畫更活潑，與縱向起筆弧度較大的豎畫相呼應，而頌鼎「魯」則更顯得大氣莊重；頌壺第十六列第五字「尊」（圖27）與頌鼎「尊」（圖28）相比，字的左右構件距離更遠，右側構件上中下三部分差異明顯，中部「酉」部分更突出，使得整個結字穩重不失跳躍。

陝西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單五父方壺乙（2003MYJ：19）壺口內側有銘文四行十九字，銘文由凸起的細線印格相間，蓋上有銘文四行十七字。頌壺銘文中第十七列第六字「壺」（圖29）與單五父方壺乙蓋上銘文「壺」（圖30）相比，筆畫更自然，弧畫的轉折更圓潤；頌壺第二十列第二字「年」（圖31）與單五父方壺乙器身口內「年」（圖32）相比，更富動勢，橫畫並未追求左右對稱，最後一筆往右下方延伸出約整個字的三分之一，極為誇張。相同窖藏出的逨盤（2003MYJ：10）盤底有銘文二十一行，每行十七至十九字不等，共三百七十二字。頌壺第十列第二字「易」（圖33）與逨盤「易」（圖34）相比，左側三筆短畫與右側構件相傾倚，逨盤「易」字則更注重平衡；頌壺第十五列第一字「天」（圖35）與逨盤「天」（圖36）相比，第一橫筆更粗渾，比其他筆畫更醒目，豎筆較短，比例勻稱，結體嚴密；頌壺第十五列第四字「顯」（圖37）與逨盤「顯」（圖38）相比，左側構件所佔比重更大，明顯傾斜，右側構件上部緊靠左側，下部最後一筆延伸至整個字的底部，支撐了整個字的重心。

        與相同時代青銅器的銘文相比，既可以看到其本身典型的布局整齊、字形典雅的特點，同時頌壺的銘文筆畫多變、單字結體不拘泥古板、跳躍生動，有較強的象形性，自身具有鮮明的書法藝術特點。

頌壺銘文書法分析

（一）單字筆畫

        1. 點畫。第十列第二字「易」左側為三個斜點，快捷沉實（圖33）；第十五列第一字「天」第一筆橫點凝重渾樸（圖35）；第十七列第一字「母」豎畫兩側各一豎點，短促輕盈（圖39）。

        2. 直畫。第一列第二字「三」橫畫直入直出，毫無滯留（圖40）；第二列第四字「王」（圖41）豎畫剛挺，最後下方橫畫左側有起筆的痕跡，收筆處則較含蓄，這在第三、六、七列的「王」字上都能看到；第四、五列第一字「立」（圖42）由數筆短畫寫成，每筆短促傳神，形象生動，最後一筆長橫畫靜穆沉著。

頌壺銘文書法分析

（一）單字筆畫

        1. 點畫。第十列第二字「易」左側為三個斜點，快捷沉實（圖33）；第十五列第一字「天」第一筆橫點凝重渾樸（圖35）；第十七列第一字「母」豎畫兩側各一豎點，短促輕盈（圖39）。

        2. 直畫。第一列第二字「三」橫畫直入直出，毫無滯留（圖40）；第二列第四字「王」（圖41）豎畫剛挺，最後下方橫畫左側有起筆的痕跡，收筆處則較含蓄，這在第三、六、七列的「王」字上都能看到；第四、五列第一字「立」（圖42）由數筆短畫寫成，每筆短促傳神，形象生動，最後一筆長橫畫靜穆沉著。

（二）單字結體

        1. 單一結構結體。此類篆書筆畫銜接密切，整體性強。第一列第五字「月」（圖47）、第十列第四字「玄」（圖48）、第十三列第三字「冊」（圖49）、第二十列第六字「臣」（圖50）等都是如此。

        2. 上下結構結體。此類篆書主要由上下兩部分組成，既要避免上下僵化又須保持結構的平衡。第二列第一字「霸」（圖51），上部的「雨」較小，下部左側「革」豎筆往左下伸出較長，下部右側「月」橫向又佔較大比例，結構誇張；第九列第二字和第十列第二字「司」（圖52）的上部明顯大於下部，形成明顯的差異；第九列第五字和第十列第五字「賈」（圖53）則較為規矩，上下比例適中，結體平正。

        3. 上中下結構結體。此類篆書由上中下三部分組成，能夠看到縱向所佔空間較大，單字出格的情況較常見，相對筆畫多而結構不好控制，為了更好地結體，能夠看到此類篆書中有主要筆畫構件支撐：第十五列第五字「魯」（圖25）的主筆畫為變形為弧畫的豎筆；第二十列第四字「壽」（圖54）的主筆畫為中間橫短豎長的弧筆畫；第十六列第五字、第十七列第二字「龏」（圖55）的中部左側的「月」和右側弧畫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字的結構。

        4. 左右結構結體。此類結構篆書由左右兩部分組成完整的字，組合時有左主右輔（第九列第一字「監」，圖56）、右主左輔（第四列第五字「頌」，圖57）、左右並列（第四列第七字「門」，圖58）三種情況。

        5. 左中右結構結體。這類篆書由左中右三部分組成，頌壺銘文中「御」（第九列第一字，圖59），三部分所佔比例基本一致，左側的直畫和右側的弧畫又略有呼應。

        6. 上包下結構結體。這類篆書命名由其外形定名，上半部分筆畫誇張地在兩側向下方延長，將下部篆書構件包住，增加字體的完整性。第二列第六字「周」（圖60）下面的「口」被兩側豎畫包住，豎畫左右向外下延長；第三列第二字「宮」（圖61）的寶蓋將下方構件完全包住，兩側向下延伸到構件下方。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頌壺拓片】

【趙文耕臨摹作品】

【頌壺銘文，臨摹，局部】

【頌壺銘文，臨摹，局部】

【頌壺銘文，臨摹，局部】

【頌壺銘文，臨摹，局部】

【頌壺銘文，臨摹，局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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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李峰.西周青銅器銘文製作方法考釋[J].考古，2015，（9）：78-91.

    本欄目圖文選自安徽美術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華寶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法帖書系（第三輯）·頌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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