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宮遭遇的日偽劫掠

撰文：韓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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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早據平接收各機關，治安維持會由日人參加策動。警察均徒手維持秩序，市面外形平穩，實際已蕭條不堪。各大學敎授多繞道南下，吳佩孚因不參加維持會，已被日軍監視，智識份子多化裝離平。故宮及頤和園古物，除一部隨二十九軍倉猝移保定外，大部均被日軍掠去，各國領團雖加勸阻，日軍閥置諸罔聞。」

以上是上海《申報》1937年8月19日的報導內容，此時距離盧溝橋事變只有四十餘天，但有關故宮文物「大部均被日軍掠去」的傳言已經大面積擴散。

1930年代的故宮

11天之後，《申報》特派員叔棣在《沉痛的回憶》一文中再度表示：「北平原為我國舊都，亦全國文化之中心，尤以城內建築物富有悠久之歷史價值。而故宮博物院之收藏尤為珍貴，世界各國無不愛慕。此次敵人入城後，對故宮之珍藏及頤和園之古物掠取甚多，外僑對之莫不惋惜萬分。」

到了9月18日，《申報》在一篇報導中提及日軍自7月8日進入北平城以後大肆劫掠時，推測到：「故宮是不能搬走的，但那些騰下的古物，恐怕要東渡了。」認為日軍會將劫掠的故宮文物運回日本。

北平淪陷後，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主要領導均前往他處，奉命留守者為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張庭濟。1937年11月，張庭濟還曾代表北平留守職工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匯報情況，行政院的回覆是：「該院留平工作人員處境艱危，自屬實情。目前應於可能範圍內，盡力維持。仰即遵照。」

因有張庭濟的暗中潛伏，所以國民政府大抵是知曉故宮博物院文物保護情況的。一個證據是，1943年故宮博物院第五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馬衡院長表示：「華北告陷時起即密飭總務處處長張庭濟率同保管人員留守監護，相機應付。數年以來北平本院文物，終因該處長忍辱負重，賴以無恙，倖免散失。」

此時，日偽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已任命祝書元為北平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這個任命當然不獲國民政府的認可，所以院長馬衡等人仍在他鄉召集故宮理事會議。

我們現在知曉，前面幾則《申報》關於日軍劫掠故宮文物的報導都是不準確的。《申報》對此似有知曉，到了「七七事變」一周年，1938年7月7日，相關報導的表述變得模糊起來：「北平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古物陳列所雖然其中大部分早已南運，但剩餘的部分，仍然價值巨萬，此番遭劫之後，雖然漢奸們在那裡負責保管，丟失的物件，當不在少處。頤和園的古物，偽方已派員管理，但是普通的遊客都是裹足不前，前往觀光的都是些倭腳朋友。」

但這種「當不在少處」的含糊其辭，很快被另一作者糾正。1938年12月24日，署名「任遠」的文章《今日之華北》有一段描述了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文物的損害情況：

「素以文化古城著稱之北平，各種文獻機關向稱齊備。此次淪陷後，內以漢奸之盜竊、外受日人之搶毀，大好文物多罹浩劫。據查遭劫之經過，實始自漢奸潘毓桂及錢桐二人，因潘前任平市偽警局長時，曾命錢負責警備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歷史博物館以及北平圖書館，而二人狼狽為奸，全力獻媚日人，對於文物之淪失，在所不惜。

錢任偽職後，初則招待日人，免費參觀故宮陳列所及歷史博物館；繼則停止售票，禁止華人遊覽；最後竟準許日人於夜間或淸晨入內。此例既開，即予日人以暗盜明劫之機會，是以故宮及古物陳列所之珍品損失者，不可勝計。歷史博物館之名貴圖籍，亦多遺失，對於北平圖書館，初則緘封九一八事變之各種雜誌，不準出借；繼則將不利日人之各種書籍盡行焚毀；最後更經』新民會』以汽車將該會所有近兩年來之雜誌報章悉數運走。摧殘文化，無所不用其極……」

北平圖書館

應該說，該文對日偽緘封、焚毀北平圖書館書籍等的描述基本是準確的。但關於故宮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珍品損失者，不可勝計」的說法，則全然不實。尤其是古物陳列所，按照抗戰勝利後該所向「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所做報告，古物陳列所「所有古物以及文卷財產等項，毫無損失。」

故宮博物院沒有古物陳列所那麼好運，但在1938年尚基本沒有任何損失。

北京故宮遭遇的日偽劫掠，主要有兩次。

一次發生在1938年6月，故宮博物院所轄的太廟圖書館受到偽憲警的檢查，共有340冊書籍 和10682冊雜誌被搜走撕毀。2個多月後，在故宮博物院的交涉下，偽憲警返還了書籍15冊、雜誌 210 冊。

不過，據文物專家、建國後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單士元在《日偽統治時期故宮博物院往事》中表示：「這裡說的圖書並不是故宮中的珍貴書籍，而是太廟(現勞動人民文化宮，當時屬故宮博物院管理)閱覽室中一些帶有青天白日旗標誌的圖書雜誌。警察怕日本人見了尋釁鬧事，就將其撕毀了。這些東西不屬文物。」

更嚴謹一點說，並非只是帶青天白日旗的圖書雜誌，但凡和反日及「反動」新思想有關的書籍都成為檢查撕毀的對象。

在八年抗戰期間，北京故宮文物的損傷主要發生在1944和1945年。

據單士元回憶：1944年，北平的漢奸組織獻銅委員會搞獻銅運動。這個運動波及千家萬戶，故宮這樣的文化機關也沒有倖免。當時的故宮博物院主持者雖是偽政權派來的，但他們對這個運動並沒有積極響應。他們曾和那個漢奸委員會交涉，提出故宮中的文物不能當作一般的銅器交出。在故宮即使是那些碎了的鐵環子也是歷史文物，不能交出。但是，儘管如此抵制，最後故宮還是不得不把一些年代較近的銅缸、銅炮 (銅缸、銅炮、銅燈亭共計149件)交了出去。抗戰勝利後，又收回幾件。

黃金在《舉步維艱——析淪陷時期的北平故宮博物院事業》一文中，對此有詳細描述：

抗戰後期，因日軍的人員和戰略物資開始緊缺，所以在佔領區內多次徵討軍用物資。1944 年 8 月，偽政權機構華北政務委員會通令各機關單位收集銅器鐵器事宜，以為日軍造炮彈殼和子彈用。為此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北京市金品獻納委員會。迫於壓力，故宮博物院最初不得不將一些散落於各院落無號又殘破的銅缸銅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然而金品獻納委員會和日軍對此量均不滿意，要求故宮必須捐獻更多，因為僅北京一市日本軍部下的銅鐵徵集任務就高達四十萬公斤，不逼迫故宮任務難以完成。

在「院長」祝書元的支持和總務處長張庭濟的帶領下，將故宮轄區內的兩百多口銅缸「造具清冊，別其類別，呈請華北政委會到院審定，予以主持， 以應對強徵」。華北政務委員會最終令將不能斷明年代者銅缸 54 件以及 2 尊銅炮運走檢送。而日人仍不滿足，1944 年 6 月 22 日， 日軍又從故宮劫走銅燈亭 91 個，銅炮一尊，這批文物剛運到天津，還未及轉運到日本，日軍即宣告投降。此時故宮博物院派出專門人員張庭濟等會同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運回這批文物，「有的已殘破、毀壞，共重 4460 公斤， 較劫走時少了 971 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 54 個銅缸也不見蹤影。」

張庭濟

後來金品獻納委員會再次索取故宮太廟內的大鼎、銅缸、 銅香爐等供器時，遭到故宮拒絕，理由是太廟的皇家器物有著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絕不可以破壞、褻瀆。

另據劉楠楠《張庭濟與淪陷時期的故宮博物院》，淪陷期間，日本關東軍發現故宮內藏有光緒修會典時所徵集的車臣汗圖，強行要求調取攜出，經再三交涉，故宮方面答應給出拍攝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滿意，令錢桐、武田熙橋等人來院強取，張庭濟根據院章與之據理力爭，雙方發生言語衝突，幾近導致事變發生。迫於日方淫威，故官最終答應借用三個月，但要錢桐等三人先立臨時借據，再由日方使館補具正式借據，且到期後即刻收回。

此外，滿清皇室貴族載濤、載潤等人曾以修譜為名，來故宮索取玉牒，被拒後，日偽派祝瑞霖前來交涉，亦遭到故宮工作人員的拒絕。

在整個淪陷期間，故宮博物院的確並未像《申報》抗戰初期宣揚的那樣遭受巨大損失。

何以如此？大抵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故宮的管理者有保護文物的初心，包括日偽任命的院長祝書元。單士元就表示，偽政權派祝書元等人接管了故宮博物院後，把故宮內外那些企圖攫取故宮博物院大權的漢奸壓了下去。日本人也未來插手故宮。從這點來看，偽組織對故宮的接管是沒什麼壞作用的。實事求是地講，祝書元這些人也沒有做什麼對故宮不利的事。

在很大程度上，祝書元代表了偽政府的立場。認為抱持投降主義的偽政府會出賣文物，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思維。

其次，從日軍的角度，破壞文物存在國際輿論壓力，他們有所忌憚；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在華的一個宣傳策略是「中日親善」和「大東亞共榮圈」，大肆燒掠會破壞這個形象。而且，作為已被侵佔的領土，文物的留存也符合日軍想像中的利益。

但這並不意味著，日軍會對統治範圍內的所有文物機構一視同仁。譬如北平歷史博物館，文物被掠奪的數量就遠遠高於故宮博物院和古物陳列所（北平歷史博物館的損失也主要為1944、1945年的獻銅獻鐵運動）。這和兩者此前曾為前清宣統皇帝溥儀的私產有關，溥儀「滿洲國皇帝」的身份獲得日軍的尊重。故宮學研究者黃金更認為，古物陳列所因其職員大多是遜清遺老遺少，素來與日本人關係密切，因此並沒安排日本顧問實際進駐陳列所，也沒有對其有太多的刁難。因此在淪陷期間，古物陳列所比故宮博物院還幸運，幾乎沒有遭受任何重大損失和破壞。

南京故宮的情況也相對較好。

我查到大華社1946年5月發自南京的通訊《京市偽機關文物，清點工作完成發還工作開始》，內稱：教育部南京區淸點接收封存文物委員會，淸點偽天文氣象專門委員會、偽博物專門委員會、偽中央圖書館完竣，所有文物並無短少。

這篇報導還提到，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二萬餘件，亦均已淸點，其中包括玉器、銅器、瓷器、瓦器、樂器、字畫、袍服、宮內家具等及檔案一千八百餘箱，發還工作開始。其中並無提到南京故宮文物的損失情況。

南京學者孟國祥在《故宮陷留南京文物損失之研究》一文中，採納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1947年9月3日在北平廣播電臺講演的說法：在南京的故宮文物「尚無重大損失」。但具體有哪些損失？孟國祥表示，「由於迄今尚未發現《陷京文物損失清冊》，故宮留存南京文物的具體損失就成了謎團」。

在另一篇文章《故宮文物留存南京研究》中，孟國祥在引用馬衡的同一篇演講中，特意強調馬衡「尚無重大損失」話語之後，緊接著是 「但是印刷所的機件器材，都完全損失了 。」 他據此表示：「敵偽劫掠南京地庫而對故宮文物造成損失之事實，是可以確定的。」令人困惑的是，印刷器材應非文物，那麼孟國祥的斷言是純粹從「尚無重大損失」推導出有「不重大」的文物損失？

八年抗戰期間，淪陷區的文物保護可能沒有很多國人想像的那麼慘烈。如果說抗戰早期中國媒體對故宮文物破壞的渲染還可以理解的話，現在仍抱持脫離實際的指控則難稱正常。這或許是趙立新跳出來高調表達觀點的原因之一。但趙立新可能走得過遠了。畢竟，對故宮銅鐵文物的掠奪，仍然是不能容忍的。

日軍沒有像多年前火燒圓明園的侵略者一樣燒了故宮，如果不是戰爭後期對銅鐵歇斯底裡的需求，故宮文物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這給了不同政見者很大的解讀空間，譬如有人會因此認為日據時代存在所謂「德政」。

「德政」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任遠1938年在那篇《今日之華北》中有過一段情緒化的描述，其實很接近其真貌：

」今苟前往（北平圖書館）一觀，徒見樓閣依然，而內容不整。日文刊物則較前增多，略加披覽，類多誇大偽飾之詞，為之唏噓感慨，不忍參讀。北平光陸及國泰兩影院，亦已為日人接收，專映日方出品，用以宜傳』皇軍』威力，欺騙國人。即如戲劇、評書、相聲、大鼓等藝事，日人亦莫不加以幹涉，或則提倡誨盜誨淫，以銷磨意志；或則脅迫宜揚』德政』以麻醉思想。凡此電影戲，皆與社會敎育密切相關。而日人竟已用心積慮於此，其毒意可謂深矣。」

日軍是有長期統治中國淪陷區打算的。這一「毒意」既影響了故宮的文物保護，也影響了其治下中國百姓的觀感，並經由他們的後代流傳下來。雖然不能確定趙立新的親日言論有受其河南祖輩的影響，但在東北、華北等日軍曾長期統治的地區，的確相對較容易聽到關於日軍「德政」的種種傳言。

說到底，淪陷期間的歷史，比中國普羅大眾長期接受的信息要更複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