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就業問題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解決新形勢下的就業問題，不僅需要在實踐中勇於探索，而且需要深入的理論思考；不僅需要具體的、可操作的對策方案，而且需要對一般規律、深層次矛盾的本質揭示。
我國原有就業體制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已經走出了「單一所有制就業」和「計劃分配就業」的舊格局，但對消費資料分配與原有就業體制之間關係的探索上尚有待於進一步深化。
從就業理論上看，按照過去的理解，人們的一切勞動能力都要全部參與到社會勞動中去，一切消費資料的獲取都和對社會勞動的直接參與相聯繫。在實踐中，消費資料獲取與「勞」的聯繫又被進一步具體化為與一個「單位」、與職業或崗位密切聯繫。如今有必要對這種就業觀念的理論淵源進行深刻反思。
首先，市場經濟下，勞動要素的供求平衡不可能依據絕對供給量來平衡；在特定生產力發展水平上，任何要素的需求都不可能是無限的和充分有彈性的。就是說，絕對充分就業不可能實現。我國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供給大國，就業崗位的供求矛盾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必然。適度降低勞動者對社會勞動的參與率是減少勞動要素供給、緩解就業壓力所不可避免的重要措施之一。不僅如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優化重組和提高國民經濟整體運行效益的目標，還必然要求有限的就業崗位要不斷向競爭力較強的群體傾斜，因而弱化的個體不斷退出勞動力供給隊伍是一個合理的過程。
其次，對部分社會成員實行與勞動相脫離的消費品分配體系，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經濟下的消費資料分配並不僅僅服從於等價交換原則。包括救濟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非等價交換的分配方式。在市場經濟下，這種非市場化的消費資料分配系統越發達、越完善，市場經濟的原則貫徹得越徹底。社會保障制度也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按過去的「勞」分配。它一方面是一種對社會成員消費資料獲取程度的再調節系統，另一方面是一種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調節系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理論與實踐中都存在著把生活來源與參與社會勞動之間的聯繫絕對化的傾向。當前，很多輿論宣傳也把下崗與再就業直接聯繫在一起。這種說法實際上使下崗人員總量與就業崗位直接對峙，不僅加劇了矛盾，而且也不符合客觀需要與可能。現在看，下崗職工的出路應當包括安置和再就業兩個方面。其中安置的基本涵義就是要依靠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使一部分勞動者退出勞動力供給隊伍。
再次，市場經濟下的消費品資料分配職能不能由勞動崗位的特定提供者包下來。在原有體制下，分配被強化為一切生活來源都和特定就業崗位相聯繫。「生老病死有依靠」，靠的就是「單位」。換言之，勞動崗位的提供者承擔著勞動力再生產所需全部消費資料的分配職能。企業的社會職能負擔就由此而生。正是這種舊有的分配格局使我們今天不得不面臨住房制度、醫療制度、養老制度、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市場經濟下的消費資料分配是通過企業行為、政府行為、社會化的商業行為、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行為以及個人決策行為共同完成的。例如，社會保障制度就不僅意味著部分消費資料的獲取與對社會勞動的直接參與分離，而且意味著特定條件下的生活來源與就業崗位分離。市場經濟下企業的分配行為只能按照效率原則進行，企業的消費資料分配職能只能限定在狹義的「多勞多得」範圍內。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我們不僅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推進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和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在分配理論上提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我國就業體制的改革迫切需要理論的進一步深化。
經典的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下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是此長彼消的，政府干預經濟的基本職能之一就是在這二者之間尋求安全的平衡點。這一結論在對客觀現象的描述意義上是對的。政府對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調控，本質上是對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屬性的經濟現象背後都一定隱含著某種社會利益關係。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一種資源或產品的供求平衡都可視為是價格槓桿對供求雙方利益調整的結果；任何供求失衡都是供求雙方的利益矛盾已經超出價格所能調節的範圍而趨於激化的外在表現。
我國的就業壓力遠不僅僅源於勞動力供給的大或小、就業崗位的多或少。它的背後隱含著就業制度改革與打破「大鍋飯」過程中勞動者與企業、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減人增效」過程中資本要素所有者與勞動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利益矛盾、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工農兩大勞動者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發展不平衡的區域間就業機會不平等的利益矛盾、競爭力較強的新成長勞動力與競爭力相對弱化的下崗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以及勞動者群體與個體之間、眼前與長遠之間的利益矛盾等。顯然，我們不可能指望單純增加就業崗位來使所有這些矛盾都得到緩解。如果把就業崗位視為是一種資源，那麼這種資源必然是有限的。政府的責任，一方面是儘可能地促進這種資源的供給增加，另一方面是運用有限的存量與增量資源來避免各方面利益矛盾趨於激化。建立市場化的競爭擇業制度、發育非歧視性勞動力市場是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整，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就業政策適度向下崗職工傾斜是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整，對特定區域實行特殊的就業扶助政策也是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整。緩解我國就業壓力、維護社會穩定的關健是社會經濟關係的再調整。
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不斷加大，減債增資、「貸改投」、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破產兼併與資產優化重組、「抓大放小」、發育資本市場、發展打破體制界限的大型企業集團、國有資本從競爭性行業撤出等思路先後付諸實踐。如果說，所有這些思路的共同本質特徵是如何使物的要素從原有體制的束縛下解脫出來，那麼「再就業」的實質就是如何把人的要素從原有體制的束縛下解脫出來。
我國城鎮再就業工作的對象專指80年代初期實行勞動力合同制以前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下崗職工。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再就業」決不應理解為是「鐵飯碗」的外在延續，決不應以國家為具有體制身份的勞動者提供新的勞動崗位為主要內容。它的內在涵義應當是通過各種改革嘗試徹底割斷勞動者與「大鍋飯」的體制聯繫，是幫助勞動者提高就業競爭能力和自主擇業，是促進勞動力流動與要素優化重組，是建立競爭擇業的機制和秩序、規則，是從調整人與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開始推動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人與物相比，把人從原有體制下解脫出來的改革更重要，難度也更大。在一定意義上說，具有體制身份的勞動者全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再就業」之日，就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成功之時。
我國的經濟發展正處於工業化過程中，未來一段時期內，就業壓力的增大將和工業化階段的產業結構轉換與升級密切相關，和技術進步與增長方式轉變密切相關，和生產率提高基礎上的買方市場出現密切相關，和城鄉發展不平衡密切相關。
從理論層次上看，工業化階段的經濟發展歷來有兩條基本思路。一條是物的擴大再生產優先，另一條是解決人的問題優先。因為解決人的問題，例如就業問題、收入提高問題、生活質量改善問題等都從根本上依靠於生產發展、依賴於經濟總量擴大，依賴於效益提高。一般戰略中總是擴大再生產優先。人的問題服從於物的擴張。例如國際上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過程中都始終把資本積累、資源獲取、技術變革、管理改進、結構優化、產品升級等等問題放在首位。我國的工業化戰略，從歷史過程看，也基本延續的是這樣一條思路。不僅原有體制下「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明顯地反映了這一特徵，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等特區型經濟發展也是以物的聚集為核心的，例如特區優惠政策始終圍繞著吸引資金展開。但是，在我國的跨世紀戰略發展過程中，我們更需要正視的是特殊性。
除人口眾多外，我國的特殊性還在於以下方面：我國人民生活剛剛得到初步改善，個人資產的積累程度還很低，生活來源對就業的依賴程度還相當大；佔我國勞動人口主要比重的農民還遠未完成從自然經濟下的小生產者蛻變為按照市場方式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勞動者的過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必須主要依賴於內需擴大的國民經濟增長要求長期保持社會良好的收入預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從社會普遍受益階段轉向社會利益結構劇烈調整階段，保持社會穩定的難度正在增大。這些特殊性決定，我國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中需要選擇就業優先原則，對增長速度、信貸規模、財政與外匯平衡、總量平衡等方面的控制應當適度服從於降低失業率的要求，效率、效益及結構轉換等目標要適度讓位於就業，資本利益要適度讓位於勞動要素的利益。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