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在孔門弟子中，與子遊並列為「文學」科。
子夏在孔門弟子中的地位相對比較高，後世治「五經」的人，往往稱他們的學說得之於子夏的傳授。相傳《毛詩序》即為子夏所作，《春秋》之公羊、穀梁二家，也為子夏所傳，據說他還著有《易傳》。這些說法雖未必可信，但也反映了後人對他的推崇。
《孔子家語·弟子行》說：「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朱熹《論語集注》：「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蓋子夏謹信勤篤，學術根柢比較紮實深厚，自成學派。《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可見當時確有影響。
《論語》中有關子夏的言行記載比較多，有20章。除了孔子晚年回憶從他於陳蔡的十位弟子名單，後世所謂的「十哲」之外，其餘19章，或記其問學，夫子教誨；或載其言語，自己明志；或述他人評說，彰其個性；或錄同門問答，顯其智慧。性情所致，足見其人。
子夏的為人，初入孔門，大概胸襟稍嫌偏狹，眼光不夠遠大。子貢曾把他和子張比較，徵詢孔子意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孔子以為「師（子張）也過，商也不及」，所以教導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不過，子夏天資聰穎，悟性比較高。經過培養之後，人生修養變化比較大，學問也很傑出，終成為孔門頗有社會影響的人物。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必使其心有所悟，力所能及，從而行之，德有所進。《論語》記子夏問學有三章，分別是問孝、問政、問詩。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子夏問孝，孔子告之以「色難」。蓋子夏侍親，不憚服勞奉養，而或少溫潤之色。孔子教導他不僅要奉養服勞，還要有愉色婉容。
子夏問政，孔子戒之以「無欲速，無見小利」。蓋子夏為政，病在急功近利，謀劃不能久遠。孔子提醒他腳踏實地，少安毋躁，高瞻遠矚，取大棄小。也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教誨，使得子夏拓寬了胸襟，提高了人生高度，成就了他的未來。
後來子夏也曾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張》）一方面說明孔子知人善教，訓誨有術，另一方面也反映子夏可塑性強，學能致用。
子夏進入孔門之後，之所以能夠改變人生高度，一是因為他的天資悟性，二是因為他的學習方法，他的治學，常聯繫社會生活實際。
子夏問詩，孔子喻之「繪事後素」，天生美質，然後「淡妝濃抹總相宜」。子夏觸類旁通，從孔子的答語中，悟到「禮」的人生和社會意義，質仁而有禮，錦上添花，追求更好，實現完美。因論詩而及禮，因文學而悟人生，不僅得詩之旨，而且深得為學之要。文學原本就是人生。禮之於人生，乃美善的外在表現，其質則是仁、孝、忠、信等。子夏這一感悟，啟發了孔子，深得孔子讚賞。
孔門弟子中，能就《詩經》這樣和孔子對話的人，只有子貢堪稱其匹。子夏的聰穎和識見，確乎是出類拔萃。《論語·顏淵》篇記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樊遲未明孔子之意，只好求助於子夏。子夏即刻作答，舉證以明孔子之言，表現出超群的領悟能力。正因為如此，子夏贏得了同門的尊敬，樹立了自己在孔門弟子中的地位。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顏淵》）
司馬牛有兄向魋（宋桓公之後，又稱桓魋）、巢。據《左傳》記載，桓魋諸兄弟為亂而敗。錢穆說：「牛之諸兄弟，全是戾氣，惟牛悽然孤立，流離無歸，憂可知矣。」司馬牛心有隱憂而訴諸子夏，子夏予以深切的慰藉。可見孔門弟子，不僅學術上的迷惑尋求子夏幫助，內心的憂慮也願向子夏訴說，子夏成了孔門弟子所信賴的人。
子夏在孔門弟子中，學問是很有名的。《史記·孔子世家》講到孔子作《春秋》時說，「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特別提到子夏。子夏的學問，得益於他的好學深思。
子夏主張「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子張》），廣泛地學習文化知識，專心致志，請教切己的問題，思考切身的實際。他說：「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日積月累，以成其學。他認為，「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
子夏之學，不僅包括文化典籍的研究，也包括道德人格的修養。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學而》）
尊賢，孝親，事君，交友，都在所學範圍之內。學，就是學本領，學做人的本領，學生活的本領，為未來的人生奠定堅實的基礎。子夏的人格目標也是「君子」，但其「君子」的標準似與孔子有所不同。孔子的「君子」近乎完人，子夏則略有修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看上去莊重嚴肅，接近他卻溫和可親，聽他說話又非常嚴厲；大德不虧，小德可以有點出入，只要不文過飾非，即無大礙，不失為「君子」。
子夏不像子張那樣急於求官，他更注重自己的人格修養。他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做官與治學並行不悖。
子夏的修養方法比較注重外在的禮儀形式，關注細節，與曾參主張內修「慎獨」不同，與子遊關注禮儀精神有別。或可說，曾參求諸內，子夏修諸外；子遊求其神似，子夏講究貌合。孔子諸弟子之間在繼承孔子學說的時候產生了一些分歧。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子遊、子夏各「有聖人之一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故其說不一。《論語·子張》篇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主張審慎擇友，「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認為，人皆有所長，是皆可以為友。子夏著眼於修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有「與」「拒」之擇；子張著眼於「容眾」，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故無「拒人」之理。
子遊、子夏、子張，都是孔子晚年的高足，孟軻以為「皆有聖人之一體」，若論對後世的影響和在孔門的地位，似乎子夏略勝。若與曾參相比，子夏則又有遜色。
《禮記·檀弓》載：「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擬）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曾參怒數子夏之罪而無忌，子夏服其言，蓋曾參的地位已居子夏之上。「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可見子夏聲聞之隆盛，當時，曾參之外，孔門其他弟子恐不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