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說的是宋國跟楚國交戰，當時楚軍在泓水南岸，宋軍在泓水北岸，楚軍快渡河時，子魚勸宋襄公趁楚軍半渡而擊之，也就是趁敵人還沒有完全渡河時出擊，但宋襄公不聽，認為這樣做不仁義。楚軍已經過了河，子魚又勸宋襄公在楚軍還沒有完全成列時出擊，宋襄公還是不聽。結果，楚軍整頓好隊伍，大敗宋軍。宋襄公本人大腿受傷，不久就死了。
後世於是有了成語 「宋襄之仁」，用來諷刺那些對敵人講仁義的可笑行為。宋襄公也因此淪為了歷史的笑柄。就連毛澤東，都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奉獻出了他一生中最狠的一個歷史人物評價：「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其實，如果了解春秋的時代背景，就會發現，真正讓宋襄公被嘲笑的原因，並不是不肯半渡而擊那麼簡單。
要評價宋襄公，首先得了解春秋這個時代，將這個人物還原到當時的背景中去。
周平王東遷之後，周王室逐漸衰微，諸侯勢力強大，「政由方伯」，春秋時期拉開序幕。但在最初，諸侯國還是受到周禮的制約，就算是戰爭，也都是嚴格按照軍禮而為之。
比如周禮裡強調要「師出有名」，比如其他國家出現了謀逆、弒君這樣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順去討伐。相反如果人家正在辦喪事，比如國君剛死了，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去攻打，不能乘人之危。春秋時期的戰爭，只有貴族才能參與，士兵都是貴族子弟，平民百姓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是非常光榮的。到了戰場上，以戰車作戰是主要方式，必須待雙方都排兵布陣完畢，然後擊鼓進攻。一個回合交鋒後，隊形亂了，就該調轉車頭，回來整隊，準備好了以後，第二回合開始。這樣幾個回合下來，吃虧的那方也不必擔心勝利者趕盡殺絕，只要你認輸，戰鬥就宣告結束。
看到了嗎？春秋的戰爭是講禮的，這是周禮的烙印還未完全消退的痕跡。而戰國時期的戰爭就是動真格的了，攻城略地，屠殺戰俘，都是有的，比如秦將白起指揮的伊闕之戰，斬首24萬人，他指揮的另一場長平之戰，非常有名了，坑殺降卒40餘萬。
可見，春秋時期，雖有禮崩樂壞的趨勢，但禮未全崩，樂未盡壞，依然還是崇尚禮的，至少在表面上，統治者也好，軍事將領也好，不得不顧及禮的維持，因為這在當時，仍然是被大眾所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觀」，誰也不好冒天下之大不韙。
在戰爭中恪守軍禮的，其實不止宋襄公。
春秋時期，晉楚之間發生過三次戰略性的戰役，分別是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而這三次戰役中，都有對軍禮恪守的體現。
城濮之戰中，晉文公重耳為了兌現當初逃亡楚國時對楚成王許下的承諾，兩軍交戰，先後退三舍，也就是九十裡。晉軍此舉避開楚軍鋒芒，迷惑了楚軍，誘敵深入，最後戰勝楚軍，晉文公也因此成為春秋霸主之一。雖說這種做法也有將計就計的嫌疑，但這個做法本身，首先是對禮的遵循。晉文公的高明之處就在這裡了：既合乎禮，又合乎利。
邲之戰中，晉軍打敗了，駕著車逃亡，結果車子陷入泥坑裡面出不來了。這時候楚軍幹嘛呢？不追了，人家都陷坑裡了，你再打就是乘人之危了。不但不追，看晉國士兵半天沒把車子弄出來，還幫忙出主意想辦法，最後在楚軍的幫助下，晉軍的車子終於弄了出來，然後，再接著追。
鄢陵之戰中，晉國與楚國鄭國聯軍交戰，結果晉國佔上風，晉國主將去追鄭國國君的戰車。但按照軍禮，「傷國君有刑」，將軍是不能傷害國君的，這就非常為難了，追吧，追上咋辦？又不能無禮，不追吧，也不合適。於是，就假裝追一追意思一下算了。沒想到鄭國國君的戰車還特別不爭氣，混亂之中跑錯了方向，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這可怎麼是好？晉國主將靈機一動，自己跳下戰車，脫下頭盔，站在路邊向鄭國國君行禮，讓鄭國國君在眼皮底下逃了出去。
所以說，春秋時期的戰爭，講禮不是怪事，講禮講得戰爭都跟鬧著玩兒一樣，也沒人說什麼，為什麼偏偏宋襄公講禮，怎麼就變成了笑話呢？
那就要來說一說宋襄公這個人了。
首先，宋襄公的招黑體質，不是他一個人的專屬，應該說是屬於宋國的一個集體屬性。宋國可以說是春秋時期最招黑的一個諸侯國了。
西周分封的時候，大多數的封國都是分封給了宗室和功臣，但也有例外，那就像宋這樣的國家。宋是微子啟的封地，微子啟是誰呢？商紂王的哥哥。也就是說，宋國其實是一個安置前朝遺民的諸侯國。按照分封的「興滅繼絕」的禮法，不能讓以前的貴族宗祀滅絕。不但有封國，而且封國等級最高。當時的封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宋國是少有的幾個公國之一，姜子牙的齊國才是一個侯國，鄭國是伯國，楚國更低，是子國，所以楚國國君一怒之下，自封了一個「王」，不跟你們玩兒了。最低的是男爵的封國，比如許國。
宋國作為周朝手下敗將的封國，一個亡國奴的封國，居然享有最高的爵位。更可氣的是，宋國人繼承了商朝人精明的生意頭腦，很擅長經商，經濟發展得很不錯。
這就太讓人生氣了。憑什麼呀！於是，我們就在寓言故事中，看到了很多宋國的蠢人，拔苗助長啦，守株待兔啦，掩耳盜鈴啦，都是宋國人幹的。可實際上，宋國人非但不蠢，甚至可以說是一片文化綠洲，孔子、莊子、墨子、惠子等思想家都是宋國人。
由於政治站隊的因素和經濟地位引來的嫉妒，宋國人成為了春秋時期最招黑的一個群體，宋襄公又成為了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
於是有人就為宋襄公打抱不平了，太冤了，宋襄公明明是周禮的踐行者啊，簡直是春秋時期最後一個貴族啊！
我們不妨從另外兩件事來了解一下宋襄公。
第一件事，宋襄公原本是跟著春秋首霸齊桓公混的，齊桓公一死，齊國大亂，宋襄公全力幫助齊國太子昭當上了國君。這件事之後，宋襄公認為自己可以乘勢取齊桓公之位而代之，也想學著齊桓公召集諸侯會盟，確立霸主地位。為了讓其他國家順從自己，宋襄公柿子撿軟的捏，命令邾國的國君將鄫國國君殺死當作祭品，又發兵去包圍不聽話的曹國。
對於宋襄公的這種做法，蘇轍就評價說：「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蘇轍認為宋襄公欺凌小國，才導致了跟楚國之間的矛盾激化，這哪有一點仁義可談。
第二件事，為了稱霸，宋襄公先後在鹿地、盂地兩次會合諸侯，以盟主自居，引起齊、楚等大國的不滿。會盟過程中，楚成王突然將宋襄公抓住囚禁了起來，後來在魯僖公的調停下，才被釋放。這番自取其辱，也許也是他淪為笑柄的一個因素了。
馮夢龍評價宋襄公：「五霸功名孰最強，齊桓炳炳著聲光，襄公自不量力起，枉此身從戰後亡。」將宋襄公跟齊桓公放一起比了一下，高下立現，一個是真霸主，一個是東施效顰，不自量力。
說得最透徹的當屬蘇軾。他說：「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宋襄公在其他方面也沒有表現出什麼突出的仁義，偏偏到了戰爭當中，就說什麼「不抓頭髮花白的敵人，不乘人之危」，實在是有欺世盜名的嫌疑。
春秋時期，的確存在自周以來的貴族精神，宋作為商代貴族後裔，也的確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展現了其貴族精神的一面，為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要說宋襄公的仁義是貴族之舉，恐怕難以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