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李華瑞)

2021-02-23 亞洲考古

進入21世紀,唐宋史學界不約而同的認識到,打通唐宋斷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徑,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紀有影響的"唐宋變革"論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故受到國內學者們的關注。但是,何謂唐宋變革?唐宋變革論的首倡者是誰?唐宋變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會性質等等,迄今仍有很大爭議。縱觀20世紀以來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就會發現有很多問題是因缺乏學術史的梳理,才導致眾說紛紜現象的出現。所以搞清唐宋變革論的由來和發展對於打通唐宋斷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觀評價唐宋之際社會變革的歷史意義很有必要。 

實際上對於唐宋之際社會變革的討論有兩條主線索,一是從南宋以來迄20世紀中國本土學者對唐宋之際或之間社會變動的認識;一是20世紀初葉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始而後演化成為"唐宋變革論"。這兩條線索在20世紀國內唐宋史研究領域基本是涇渭分明,只是進入20世紀後"唐宋變革"才與唐宋變動或變化相混淆,兩條線索才綰結在一起出現泛化的傾向。下面就這兩條線索的由來和發展變化分成四個方面進行簡要梳理。 

一、南宋以來中國學者對唐宋之際歷史變動的認識 

依據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劃分歷史階段是歷史學科的一項重要任務。臺灣《中國通史論文選》的編輯者說的好,"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變',研究歷史就是要明了它的變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說明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即在於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性。"[1]"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對於這種變動從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並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看法。鄭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稱:"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這段名言言簡意賅,不是枝枝節節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論。[2]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概:"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為之浩嘆。""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蘇軾)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3]從文天祥的語氣來看,在這裡所講的"中世"顯系指的即是唐中葉時社會發生了巨變。明朝人陳邦瞻更是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來看待唐宋之際的大變動,而且把中國歷史分作三個階段。他在《宋史紀事本末·序》中說"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覩其極也。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4]不論是南宋學者敏銳的觀察到唐宋之際的大變動,還是明代陳邦瞻的中國歷史三階段說都是"本土"學者的獨立思考,或者說是地道的中國式的"歷史分期"。 

1840年以後隨著西學東漸,對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分期則不能不打上西學的"歷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學的歷史分期方法對中國歷史學的影響較大的有兩種。一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劃分歷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說:"西洋歷史之分期,所謂'上世'、'中世'、'近世'者,與夫三世者,所謂(Subdivisions)在今日已為定論。雖史家著書,小有出入,大體固無殊也。.日本桑原騭藏《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說以分中國歷史為四期。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見有變更其綱者。" 可見20世紀初期西學分期方法在國內影響甚巨。但對於照搬西洋歷史分期法而不顧中國歷史發展實際的做法,也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騭藏以漢族盛衰對中國歷史的分期。桑原騭藏分中國歷史為四期:"一曰上古,斷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四曰近世,括滿清一代為言,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傅斯年以為"所謂漢族最盛時代、蒙古族最盛時代,歐人東漸時代者,皆遠東歷史之分期法,非中國歷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漢族之變化與升降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標準,將中國歷史分為四期。 

上世:從周平王元年以前至南北朝陳禎明三年,其間又分為四期; 

中世:起隋開皇九年至南宋祥興二年,其間又分為二期; 

近世:起南宋祥興二年至晚清宣統三年,其間又分為三期; 

現世:民國建元以來。 

傅斯年先生在"宜知唐宋兩代有漢胡消長之跡南宋之亡又為中國歷史一大關鍵"一節中論唐宋歷史特點時指出,自隋迄宋,為第二中國,"此八百年中,雖為一線相承,而風俗未嘗無變。自隋至於唐季,胡運方盛,當時風俗政教,漢胡相雜,雖年世愈後,胡氣愈少,要之胡氣未能盡滅。讀唐世文家所載,說部所傳,當知愚言之不妄也。至於周宋,胡氣漸消,以至於無有。宋三百年間,儘是漢風。此其所以異於前代者也。就統緒相承為言,則唐宋為一貫,就風氣異同以立論,則唐宋有殊別,然唐宋之間,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勢,斯惟有取而合之,說明之曰'第二中國',上與周漢魏晉江右之中國,對待分別可也。此'第二中國'者,至于靖康而喪其中原,猶晉之永嘉,至於祥興而喪其江表,猶陳之禎明。祥興之亡,第二中國隨之俱亡,自此以後全為胡虜之運,雖其間明代光復故物,而為運終不長矣。祥興於中國歷史位置,尤重於禎明。誠漢族升降一大關鍵也。"[5]以種族、民族盛衰、升降作為劃分中國歷史階段的標準是20世紀初期歷史分期的一大特色。 

雷海宗先生把中國歷史分作兩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大致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文化的時期,外來的血統與文化沒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國可稱為古典的中國。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響中國文化的時期。無論在血統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變化。第二周的中國已不是當初華夏族的古典中國,而是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新中國,一個綜合的中國。雖然無論在民族血統上或文化意識上,都可說中國的個性並沒有喪失,外來的成分卻佔很重要的地位。"[6]顯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觀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力圖打破歐洲人的傳統分期法。在雷先生看來,唐宋處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個大的過渡,綜合與創造的時代,宋代的三百年間是一個整理清算的時代。 

二是以史達林五個社會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

20世紀50-80年代初,歷史分期曾是中國史學界一個熱門話題,但多集中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起始(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間),形成十數種說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而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也有多種標準和劃分方法。分期標準:以生產關係的變化和發展作為分期標準;以階級鬥爭的發展作為分期的標準;以封建國家政權的發展變化作為分期標準;以生產方式的變化作為基礎、以階級鬥爭為線索作為分期的標準;以綜合考察歷史的多方面因素作為分期的標準;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發展作為分期的標準。 

具體劃分:由於分期標準認識不同,也由於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上意見分歧,因而對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具體劃分,主張很不一致,大約有五種劃分。二分法:隋唐五代以前為上行階段,北宋以後為下行階段,或稱作上升期和下降期,或稱作前後期),此說以戰國封建說為主,西周封建說則主張西周至戰國為一期,戰國至鴉片戰爭前為一期;三分法:西周說將西周至秦統一為前一階段,或稱前期,中期為秦統一至元末,明清為封建社會後期。戰國說,以黃巾、黃巢起義劃分為三階段,戰國、秦漢為封建制度確立、封建依附關係發展階段,魏晉隋唐是莊園農奴制階段,宋元明清是封建租佃制佔主導地位的階段。朱紹侯主編大學歷史教科書《中國古代史》分作三個時期,一是確立時期,從戰國到西漢以前,發展時期是西漢到唐以前,三是繁榮時期,從唐至清,民族進一步融合,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元的大統一、明代專制主義、資本主義萌芽,清代統一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四分法:早期、成長期、發展期和晚期,或稱作形成期、發展時期、螺旋式發展時期和逐步解體時期,也有乘坐一二三四階段的。戰國、秦、西漢,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初,明末清初到鴉片戰爭前。五分法:《中國歷史》初中課本,戰國秦漢,形成和初步發展,三國魏晉南北朝分裂和民族融合;隋唐封建繁榮;遼宋夏金元封建繼續發展民族融合;明清封建制度逐漸衰落;六分法:《中國史綱要》西周秦漢封建開端;秦漢封建同一國家形成;三國魏晉南北朝北方封建割據南方封建經濟反展;封建向上、重建時期隋唐;封建經濟繼續發展民族矛盾擴大,五代十國宋遼金元;封建經濟高度發展專制主義進一步強化及其走向衰敗時期,明清。[7] 

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分期與中國古代史分期略有不同的是,以20世紀八十年代為中軸,此前一般認為宋朝處在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時代,或稱為下行階段、下降期的開始,為大多數學者及教科書所認同。[8]也就是說宋代是封建社會走下坡路的的開始,是當時學界的主流看法。同時還認為唐朝和宋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兩個重要朝代,在社會性質上沒有發生什麼根本變化,但放眼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全過程,就會發現,從唐中葉到宋代確實發生了一些重要而顯著的變化。除此外在封建社會的後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亂、兩稅法頒行、唐末農民戰爭、北宋建立等斷限。[9]此後隨著對於宋代歷史地位的評價的漸次展開,對過去的成說予以矯正,學者們認為宋代不僅不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的開始,而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歷史階段。如鄧廣銘先生把宋代稱為"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時期內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10]朱瑞熙認為從唐代中葉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它經歷五代十國、兩宋、元代直到明代後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以前,共約八百年時間。由唐代中葉開始的社會發展變化,到宋代幾乎完全定型,從而呈現出不同於過去的社會新面貌。[11]葉坦認為"宋代是中國封建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並簡要地論述了兩宋的時代特徵。[12] 漆俠先生《宋代經濟史》首章即以《關於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的階段問題》,作為本書的代緒論。在這篇代緒論中,漆俠先生將中國封建時代劃分為三個時期。"二、戰國秦漢時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關係發展階段""三、魏晉隋唐時期(184年~884):莊園農奴制階段""四、宋元明清時期(公元884年~1840年):封建租佃制佔主導地位的階段"[13]並認為宋代封建租佃制關係取代農奴制而逐步居於支配地位。兩稅法取代租庸調製而成為主要的稅法。這種經濟關係的變革推動了經濟的發展。[14] 

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分期的大框架內,學者們對唐宋之間的社會變遷和變化有種種不盡相同的看法。胡如雷認為,從北宋開始,農民起義的綱領性口號發生了顯著變化。王小波,李順起義首次明確提出了"均貧富"的口號。南宋鐘相、楊麼起義繼之以"均貧富,等貴賤"的口號。明末農民戰爭中李自成更把傳統的"均貧富"發展為"均田免糧",為清代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開了先河。這些口號說明,雖然多數農民起義仍然打擊封建王朝,有些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且取得了改朝換代的成果,但作為時代特點,這些綱領性口號都把打擊地主經濟、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確地寫在了鬥爭旗幟上,正是這一點顯示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新的時代特點。這個特點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紀末發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均貧富"的綱領性口號,這件事集中反映了兩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革,反映了農民階級社會地位的變化。其次,唐代雖有客戶,但系土、客相對,土戶與宋代的主戶還有區別。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後,主客戶制度才正式確立,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變化,所以北宋的建立並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標誌著歷史時代的轉折,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15] 

漆俠先生認為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是一個比較煩雜的問題,須要進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這個時期的變革雖然是中國封建經濟制度內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觀注意的是,它是唐代農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轉化的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並進一步從各個方面加以論證:(1)唐中葉以來各種形式的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於絕對的優勢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於壓倒的優勢地位的同時,土地佔有諸階級階層也發生顯著變化,從而使土地佔有關係出現了新的格局。這個土地佔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興的土地兼併勢力取代了以山東士族為代表的舊的土地兼併勢力,逐步爬上社會的極峰。(3)封建租佃制關係取代農奴制而逐步居於支配地位。(4)兩稅法取代租庸調製而成為主要的稅法。(5)經濟關係的變革推動了經濟的發展。(6)經濟領域裡的變革對文化思想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山東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禮學的衰亡,數百年來社會壓迫氣氛一朝消散,人們的思想,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在相應程度上得到解脫,這對於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學風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說到底,經濟領域裡的變革,為文化思想領域的發展,帶來一個較為良好的社會環境,這是值得認真研究和闡明的。唐中葉文化思想領域發生變革,其主要變革是(1)儒佛道三家矛盾鬥爭及其相互滲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兩家的嚴重挑戰。(3)宋儒從宏觀上把握經學,而不是從章句上理解經學要旨,使經學研究達到新階段。宋學不僅與漢學並駕齊驅,而且浸浸乎超而過之。[16] 

王曾瑜先生認為"從中唐至明清的情況看來,最基本的階級關係變化是否有兩條。一是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松馳,農民與地主的身份性差別有所縮小。二是僱傭制逐步有所發展。[17]張邦煒先生在評論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階級結構》時說:作者並不一定屬於唐宋變革論者,可是書中依據大量史實所作出的不少結論,恰恰起到了為唐宋變革論張目的作用。在地主階級內部的變動方面,作者論述了客戶,形勢戶正式作為法定戶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戶名的出現這三大歷史現象。在非主體階級方面著重探討了坊郭戶的形成與某些法定賤民的消亡這兩大歷史過程。表明了唐宋變革時期階級狀況的變動及其變化的時代進步意義。[18] 

朱瑞熙先生指出從唐代中葉開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期。它經歷五代十國、兩宋、元代直到明代後期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以前,共約八百年時間。由唐代中葉開始的社會發展變化,到宋代幾乎完全定型,從而呈現出不同於過去的社會新面貌。宋代社會的新面貌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首先是物質生產的發展和階級關係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新的土地佔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從而形成了新的社會經濟結構,其次是以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為政治和精神的基礎,整個上層建築包括政治、軍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學術等意識形態以及風俗習慣都出現了相應的變革。再其次是人民群眾在新的歷史環境裡,以不同於以往革命目標和方式進行階級鬥爭,奏響了新的戰鬥樂章。這一切因素互相聯繫,互相制約,互相影響,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宋代社會面貌的生動圖畫。[19] 

張邦煒先生從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於譜系"到"不問閥閱"演變的角度,以為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一場具有劃階段意義的變革,除婚姻制度的變革是明證外,還可以舉出若干。諸如科舉方面的"取士不問家世"、教育方面的"廣開來學之路" 、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 、學術方面的從漢學到宋學、文學方面的從"雅"到"俗" 、書法方面的從碑書為主到帖書為主、繪畫方面的從宗教畫、政治畫為主到山水畫、花鳥畫為主等等。這些極富於時代感的變化儘管形形色色、多種多樣,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驚人地相似和一致。他們通通是隨著"田制"經濟解體之後經濟結構的變化、門閥政治崩潰之後等級結構的變化而變化,並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諧地構成了一幅豐富多採的宋代社會生活畫卷。所有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個與魏晉南北朝乃至唐代不盡相同的歷史時期。同時他還認為這場變革的性質無疑屬於封建社會內部的變革,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標誌著宋代進入了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20] 

除以上的歷史分期外, 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21]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定於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22]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中,更是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先秦以上可說是第一期,秦漢、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並稱:第三期"可說是中國的近代史"[23]

 

傅樂成在《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中論述了唐朝與宋朝學術文化的不同"大體說來,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晉南北朝。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化對唐代文化直接發生影響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其中後兩種因素自外族傳入,而且是經歷數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對這三種文化因素的承襲,也以後兩種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時間中,它們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異彩特色。至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從魏晉開始,即受這三種文化因素的壓制,日漸衰微,在唐代大半時間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後期,儒學始開啟復興的機運,""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的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點"。[24] 

幾位前賢雖然沒有從歷史分期的角度劃分唐宋時代的社會變遷,但他們從不同角度敏銳的觀察到唐宋之際顯著的社會變化。 

二、日、美"唐宋變革"論的提出與發展 

如前揭,雖然20世紀初期中國歷史教科書按西方歷史分期法劃分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主要受日本桑原騭藏的影響,但是桑原騭藏對唐宋歷史並沒有給以特別的關注,或者說沒有把唐宋之際發生的巨大變化作為中國歷史劃時代的重要性來看待。因而從歷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學者內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對20世紀國際宋史研究產生十分巨大的影響。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縣人,40歲以前從事新聞記者工作,1907年以後轉任京都大學教授、學術帶頭人,是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 

過去一般以為內滕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25]首次提出唐宋變革論;實際上根據內藤的長子內藤幹吉的考證,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最早形諸文字是在1909年,見於內藤1909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的緒言:"近世史應從什麼時代開始,當說是宋代以後。"[26]。其後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論》、1920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1922年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逐步系統闡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說。[27] 

內藤湖南認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世紀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這種新觀點是建立在新的歷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他說"由於過去的歷史家大多以朝代區劃時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為通用語,但從學術上來說這樣的區劃法有更改的必要。不過,為了便於討論,在這裡暫且按照普通的歷史區劃法,使用唐宋時代一詞,嘗試綜合說明從中世轉移到近世的變化情形"。內藤湖南先生所說的"從學術上"重新劃分中國從中世轉移到近世的變化,實際上即是受了歐洲人的傳統分期法的影響,即所謂"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統分期法,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而日本史學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一直墨守著"三分法"即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稱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內藤湖南對中國歷史的時代劃分是"上古(至後漢中葉);中世(中古,從五胡十六國至唐中葉);近世(前期:宋元;後期:明清)。內藤湖南認為唐宋變革或者說是從中世向近世的轉移,應根據"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起"這一點,而從貴族政治進入君主獨裁政治則是任何國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順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在中國唐宋時期"貴族的失勢的結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較為接近,任何人要擔任高職,亦不能靠世襲的特權,而是由天子的權力來決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雖然居於代表貴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貴族沒落,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而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與此同時,人民的地位亦有顯著變化。中國本來不是以法治國,不承認人民的權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財產私有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貴族時代,人民在整體貴族眼中視若奴隸,隋唐時代開始,人民從貴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國雖然完全不承認人民的參政權,但貴族階級消滅後,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對,亦是進入近世政治以後的事情",具體的說"唐代租庸調製,意味著人民向政府納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產成果。唐代中葉開始,這個制度自然崩壞,改為兩稅制,人民從束縛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經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意義更加確實","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間等級的官吏亦改為選舉","官吏從君主獨裁時代的配合庶民方式變為容許機會均等"。朋黨的性質亦有所改變"唐代朋黨以貴族為主,專事權力鬥爭,宋代朋黨則明顯地反映了當時政治上的不同主義";經濟亦有顯著變化,唐宋之交為實物經濟之終結,貨幣經濟之開始。"學術文藝的性質亦有明顯變化,經學由重師法、疏不破注變為疑古,以已意解經;文學由注重形式的四六體演變為自由表現的散文體,詩、詞、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轉為自己發揮,總而言之,貴族式的文學一變而為庶民式的文學,音樂、藝術等亦莫不如此。[28] 

內藤湖南的關於宋代是中國歷史近世開端的假說,經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等人的發揮和展開,至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中國近世說在國際唐宋史領域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可舉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29] 

內藤湖南的學生和後繼者在兩個方面大大發展了他的假說。一是後繼者們把他的假說概括為"唐宋變革"。"1945年以前,在這一階段,內藤自己並沒有直接歸納出"唐宋變革論"這個專門的術語。這一提法,實際是後來的研究者歸納的。也就是說,雖然內藤的時代分期說、他的一些論說中包含有"唐宋變革論"的內容,但是,這一專門的學術術語並不是他親自提出的。池田誠發表了《關於唐宋變革的再檢討》[30],這或是當時比較早歸納出"唐宋變革"這一術語的論文。" [31]"必須注意的是,通篇論文都沒有'唐宋變革'一語,把它用來簡稱'中國歷史從中古過渡為近世是發生在唐宋之交'的時代觀,是後來的事。把這個時代觀發揚光大,並正式接受'唐宋變革'之名作為京都學派的一個主要學說的,當推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1901-1995)。內藤專攻的斷代史其實是清代,宮崎才是宋代,'最早對於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並不相信,而是從數十年的研究中,達到了和內藤一樣的見解,... 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屬於近世。'儘管兩人的重點略有不同,內藤強調唐宋的分野,宮崎進一步闡釋宋代所具備的'近世'特徵。"[32] 

二是宮崎市定把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指向由內藤湖南偏重討論其所處的中國現實社會狀況的起始,轉向側重討論按西方近代社會發展模式比附中國歷史近代的起始。換句話說,內藤湖南雖然使用西方通行的分期方法劃分中國歷史,但他與當時"將所有的東西全都歸結到西洋的'近代'這一單線的歷史觀相比,在本質上全然不同。""'近世'論的特徵在於,並非只重視西洋'近世',對日本、中國也設定了這一有著共通時代面貌的'近世'。"根據多位研究內藤湖南學者的觀點可知,"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進行觀察的方法才是內藤史學的活力所在"。內藤的近世說不僅僅是就中國歷史分期的學術問題展開討論的,而是與他關注當時中國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對華政策分不開。即為處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治走向開出的"貴族政治→君主獨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會發展趨勢"方案服務的。中國的辛亥革命不是從舊體制、落後社會到新體制、先進社會的轉換,而是"可以追溯到從唐代中葉到五代、北宋亦即離現在約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間,已逐漸形成了我們所說的近世紀。"如何保障這種緣於歷史"早熟"必然出現的"共和制"呢?內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進國家日本的經驗輸入激活中國社會,由此達到國家自立的進程。"[33]可見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不能簡單的從學術層面來理解。對此,研究內藤湖南的專家錢婉約指出"這裡提出兩個問題,對於唐宋變革論。無論是宋代近世說還是文化中心移動說,都說明內藤學術的社會關注程度和現實幹預感相當強烈。.進一步說,內滕湖南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出發點及終極目標,始終在於對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運和前途的深切關懷,這是牽動他情感至深處的畢生理想。研究中國,喜愛中國文化,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日本!因此,我們最終看到,這樣一個理解並喜愛中國文化的人,卻終於在日本國權擴張主義的時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質上背叛中國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說"貌似一個讚美中國文化光輝燦爛、發達領先的歷史理論,但它卻是內滕湖南現實的中國觀"國際共管說"的思想依據,是與一個明顯具有殖民色彩的對華設想聯繫在一起。內滕湖南通過宋代近世說"向讀者說明,中國文化在進入近代以後已是高度發達的文化,但是正是這個'早熟'的、高度發達的輝煌文明,導致了當前衰老的、政治經濟困難重重,急待尋求出路的現實中國,對此內滕提出了所謂'國際共管'的理論。"[34] 

但不管怎樣說,內藤湖南並沒有完全把宋以後的中國"近世"視作與西方雷同的近世社會。而他的後繼者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內藤湖南"近世"說則如包弼德所說是"斷言西方影響中國之前,中國就按照與西方相同的演進階段在發展,而且這些演進階段是普遍的。"宮崎市定在《東洋的近世 》[35]緒論中說:"一般而言,歐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藝復興以後;但試圖否定東洋近代性的論者,卻將近世特別嚴密界定於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或資本主義隆盛時的歐洲。假如將公元一三〇〇年定為文藝復興的開始,其後經二百餘年,發生宗教改革運動,歐洲變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製紙、印刷業大盛,火藥開始輸入,航海術發達,國民主義勃興,以法國為首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成立。這期間的歐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這個時期的社會狀態和宋、元、明、清比較,共同稱為近世,我不以為是失諸比例。" 

"歐洲以公元一七五〇年為中心,發生了工業革命,繼而出現以一八〇〇年為中心的法國革命。從此,歐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到目前為止在所有地域的歷史上均未見過的新時代。歐洲的近世清楚的跳過了文藝復興階段,飛躍至更高的一個層次。這個訊息的意義與其由歐洲的立場看,反不如由東洋的立場去觀察更為清楚。東洋也有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但沒有這兩個革命。從這個立場來說,我主張把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作為最近世史,文藝復興階段則作為近世史,以資區別。由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家往往容易疏忽這個階段歷史的獨自性。但歐洲以外的東洋諸國很早便到達了這個階段,只是其後一千多年不停的苦於原地踏步,一直未能飛躍到下一個階段。""我們在上面以西洋的文藝復興探討東洋的文藝復興現象,認定宋代以後近世史的發展,現在已經到了以東洋近世史的發展去探討西洋近世史的時候。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史一般習慣稱為近世史,但若按我們的說法,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和以前的歐洲應有重要的區別。"接著宮崎市定從"世界和東洋交通的概觀""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中國近世的政治""東洋近世的國民主義""近世的文化""東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等六個方面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內藤的宋代近世說。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有二項,一是通過對《九品官人法研究》為內藤湖南的貴族政治向君主獨裁政治轉變提供堅實的佐證:"從三國到唐朝的中國社會,大體上可以稱為貴族制度時代",並認為隋唐的科舉制度是從漢代的秀孝制度發展而來,"漢代的秀孝制度是隨後興起的貴族式選舉的前奏。果然,九品官人法一出現,它就被吸收在內,與九品官人法一起做貴族式運作,有時甚至完全被忽視。南朝梁的秀孝制度已經脫離了貴族主義,並開始顯現出與之對立的性格,在北朝就表現得越發顯著,經過北朝到隋朝,隨著科舉制度的成立,它遂成為取代中正制度的制度出現。"[36]從而為君主獨裁政治的轉變奠定了基礎。二是添加了社會經濟方面諸特徵的內容。這是因為二戰以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日本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正在於強調經濟發展模式是區分社會形態或者是歷史分期的基礎。宮崎市定也確實在"中國近世的社會經濟"著力描述了宋代社會經濟發展所展現諸項近世特徵: 

"總而言之,由隋煬帝開始的大運河,一出現便帶有振興中國內陸交通機能的使命。不過,後來世界的交通漸漸由內陸時代進展至海洋時代。天津、上海、廣東(當作廣州--譯者)等海港因外國貿易變得繁榮,中國的人口和財力亦集中於沿海地區。天津和上海或許不能說是純海港,但如果從船舶的出入要利用潮汐漲退一點來說,也帶有海港的性質。" 

"從經濟上縱觀中國的歷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內陸地區中心的時代,而由宋以後至近世變為運河地帶中心的時代,再降至晚晴開始,則是海岸中心的時代。這個海岸中心現象由於是歐洲影響下發生的新事態,所以或當視為最近世史發展的開始。" 

"大運河的機能是交通運輸,所謂運河時代就是商業時代。事實上由中世進入近世後,中國的商業發展得面目一新。""到了這時,都市內官設的市場已經失去意義,都市幾乎全區商業化。這就是商業興旺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官廳住宅群的中世都市到了這時變為近世的商業交通都市。這個變化,始於唐末,經過五代,到宋初完成。" 

"在制陶過程中,由採土開始,簸土、造形、賦彩、上釉、以至燒成,各有專門的職工分擔每一道工序。這已經脫離家庭工業的階段,屬於甚至可稱為近世資本主義的大企業。" 

"在這種商業達至極其隆盛的社會情勢下,政府的財政政策亦不得不由中世的政策變為近世的政策。""租庸調法變為兩稅,承認人民的土地私有,租稅也不單以農地作為賦課對象,而是凡是資產皆課。""宋代的財政分為向土地課兩稅和對商品的課利。兩稅徵榖粟絹布,課利徵銅錢。所謂課利,除了鹽利以外,尚包括酒、礬、茶、香孳等專賣所得的利益,及向其他一般商品所課的商稅(通過稅與所得稅)。課利雖然最終是消費稅,負擔及於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消費者,也就是全國人民,但直接把這個稅納給政府的卻是商人。由於兩稅和課利在國家的收入上不相伯仲,商人的集稅能力縱或是在特別的保護下,仍然與州縣官相等。從這點來看,也可見宋以後的中國社會實擁有不能簡單視為農業國的特質。農民在數目上無疑佔壓倒的多數,但資本卻集中在工商階級的手中。從這一點來說,宋代也有非常近世的性質。" 

宮崎市定在另一篇重要論文《從部曲走向佃戶》[37]中又從貴族社會瓦解後社會階層變動的角度進一步豐富了宋代近世說,他的新貢獻主要表現在四點,

(1)貴族所有莊園的農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為原則的新社會的出現。

(2)過去門閥貴族獨佔的政治特權不被承認,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舉制向萬民開放。

(3)由於貴族制被打倒而發生了新的資本主義潮流,財閥、地主階級取代舊貴族,因而產生了教育權、參政權被他們獨佔的傾向。

(4)既然佃戶變成了獨立的自由民,佃戶在完成地租契約義務後有轉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縛。地主利用佃戶的弱點進行殘酷壓榨,這並非法制上的權利,而是資本主義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縛,地主的恣意壓榨和佃戶身份的隸屬性等事實。同時他認為,宋代以後確定了個人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買賣即是出讓具有決定性的所有權,這是尊重契約的表現。以上這些便是近世社會發展的特徵。[38] 

經過宮崎市定的發展,唐宋之間發生的諸多社會變化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再僅僅是晚清中國社會制度、風俗、思想形成的源頭,而是開啟近代社會的大變革。遂成為"今天日本學界的定論,而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唐宋變革"論:"即從唐朝衰亡期經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性質變化的觀點。"[39] 

"根據宮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國宋元時代認作近世社會的場合,中國近世社會被認為與西亞、南亞或者歐洲近世社會共同的時代特徵;簡而言之,即可以說是由農村時代向城市時代推進的社會構造的變化,和由宗教時代向學問時代演變的文化形態的變化。""如果從中國史的立場來定位宋元時代史的話,首先即可定義,這是從五代分裂時代經過宋朝的中國本土農耕地帶的統一,以達到包括遊牧狩獵地帶在內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統一的時期。如果重述一遍,這一時期是宮崎市定主張的,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伊斯蘭教期的西亞平行的中國的近世社會形成期"。[40] 

"八世紀中葉到一四世紀中葉,以王朝來說,自唐朝中期到元朝的滅亡,大約只有六00年的時間。但其間中國的政治形態、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文化的性格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尤其在八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的時代有顯著的變革,因此這個時期被稱作唐宋變革期,受到研究者的關心。"[41] 

三、對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的質疑和修正 

1、日本學者的宋代中世說 

與祖述內藤湖南學說的京都學派觀點不同的是,二戰以後日本"歷史學研究會"主張唐宋變革是延續古代社會的唐代向宋代中世封建社會的轉化。據谷川道雄先生介紹"戰後,由於思想上的自由,馬克思主義又重新脫穎而出。1946年,馬克思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的歷史學家們重建了歷史學研究會。歷史學研究會是戰前設在東京的學會。當時雖然各個大學都有與歷史有關的學會,但是年輕的研究者們不能滿足於那種類似講壇上課的活動,他們越過學校,也越過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之別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會。那時發行的雜誌雖然名為《歷史學研究》,但對社會史、民眾史也顯示出了極大關心。""新生的歷史學研究會急速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主張中國歷史是生產形態的發展史。站在這一立場上,他們圍繞著奴隸制、封建農奴制、近代資本制的社會結構分別相當於中國的哪個時代這一問題而展開了討論。""歷史學研究會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這一時代區分論。不過那時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論在其學生那裡得到了繼承,因此批判的矛頭就指向了這些學生。前田直典的《在東亞的古代終結》(1948)是這類批判的先鋒。前田把內藤湖南的學生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稱為京都學派,對他們的六朝隋唐中世論進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時代大土地經營的主要耕作者為奴隸,而唐代以後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於均田農民以徭役為首的租賦過重,所以可以將其等同於奴隸。基於這種觀點,前田認為應該把到唐末為止劃為古代,宋代以後劃為中世。以前田的論文為基礎,形成了歷史學研究會(也稱歷研派)的時代區分論,其特點是,對內藤湖南所倡導的唐宋變革給予承認,但卻把它理解為是從古代奴隸制向中世封建農奴制過渡的變革。前田論文在實證方面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但其理論在以後卻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其中之一為西島定生的理論。西島把秦漢時代劃為奴隸制的時代,並認為這一時代一直延續到六朝隋唐。"[42]這一說其後為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誠、堀敏一、柳田節子、渡辺信一郎等學者所承襲。概括地講代中世說的核心觀點是:

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為古羅馬的奴隸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後形成的莊園制是隸屬性的佃戶制,亦即中國的地主由於生產手段的貸給是通過債務關係,佃戶置於家長制的嚴格統治之下,因此隨著地主寄生性的加強,佃戶的奴隸性質也很頑強,即是所謂古羅馬的無遷居自由的耕佃制關係。

2、中國中世紀封建制為農奴制,把農奴製作為地主佃戶關係,確定唐宋變革為從唐代奴隸社會(奴婢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豪門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轉變為宋代農奴制社會(佃戶作為直接生產者的新官僚階層的大土地所有)。

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給自足經濟、擁有土地以外的生產工具而獨立經營以及經濟外強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為封建社會,唐宋變革是封建制的再組成;

4、唐中葉以後,兩稅法是把實現了事實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過把主客戶、五等戶放在政治性的臣屬關係之中徵收地租的體制。宋代負擔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農民是中戶中產階層。他們作為典型,編成的主戶階層被理解為典型的國家農奴,故唐宋變革是從國家奴隸制向國家農奴制的轉變。 

宋代中世說雖然論證互有差異,但在兩點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隸社會)的終結。2、從宋代開始進入封建制(農奴制)。[43] 

2、國內唐史學者的回應 

國內唐史研究者的回應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是唐朝士族門閥是否仍佔統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貴族政治? 

二是唐宋間農民人身自由問題是否發生重大變化?部曲制到佃戶制的轉型發生於何時? 

日本學者沿襲內藤湖南之說,習稱貴族,谷川道雄曾解釋,他們這裡所說的貴族,就是中國學者所說的門閥士族。 

國內學者八十年代以前兩種觀點,少數主張士族在唐代始終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隋唐之際的政權是士族政權。多數學者認為從南北朝後期以來,舊門閥的衰弱是一種歷史傾向,儘管有的已經衰弱,有的正在衰弱。 "魏晉以來的大族豪強地主,由於日益腐朽和農民鬥爭的打擊,已趨衰弱。""門閥士族在隋唐之際衰落。""從南朝開始,士族地主勢力已逐漸衰落。唐代士族與魏晉南北朝的士族有根本的區別。" 

八十年代以後,形成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唐代士族仍有很強的勢力。

第二種觀點唐代士族在政治、經濟方面勢力已經衰微,但其影響在社會方面或意識形態方面仍有威力;

第三種觀點認為,唐代士庶已經合流,不存在魏晉南北朝那樣的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統的人。

第四種觀點反對用"士族"與"庶族"來劃分唐代地主階級。[44] 

對於唐宋變革的時間、階級關係變動質疑最具代表性的論文可推張澤鹹《"唐宋變革論"若干問題的質疑》:"'唐宋變革論'者主張唐宋之際的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就階級關係的變動而言,諸家意見各不相同,大致似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一、唐代門閥士族地主仍佔統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產制,唐宋之際,衍變為官戶統治和客戶佃農生產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會,佃戶被束縛在土地上,是典型的農奴,宋代開始'近世',佃戶與地主是平等的經濟關係。

三、漢唐間是奴隸生產制,宋代開始確立中世莊園農奴制。由此可見,唐宋變革論的觀點涉及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說唐代是古代奴隸制一條,本文略而不論。"

"總之,唐、宋變革論者認為唐、宋之際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發生了巨大變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觀點,在我看來,還不如唐中葉變革說有力,因為舊門閥士族地主的退出歷史舞臺,衣冠戶的登場,體現了地主階級上層的重大變化,至於地主階級中數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壞以後,人數已顯著增多,在唐、宋之際並沒有發生重大的變更。農民階級方面,廣大民眾貧困破產。日趨淪落為佃食客戶,也是肇始於唐代中葉。手工業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漸衍變為中唐以後日趨廣泛的納資代役及和僱制(同時也有現役制並存)。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婢,同樣是在中唐時開始出現了僱傭現象。往後的歷史發展,北宋時,官戶取代衣冠戶,佃農客戶廣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對稱的客戶。北宋中葉以後,農業與手工業中的僱傭現象更為廣泛。這些當然也是變化,但唐、宋之際並不是階級關係的巨大變動時期。階級關係而外,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壞,租庸調製衍變為兩稅法,募兵制的全面確立,官制中使職差遣的盛行,科舉制逐漸成為人仕主要途徑,如此等等,其重大變革都發生於唐代中葉。唐、宋之際雖然繼續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但其性質也都不如中唐變革那麼深刻而有重大意義。"[45] 

3、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嗎? 

對於日本學界宋代是中國近世開端觀點較早提出質疑和商榷意見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劉子健先生。1963年全漢升先生邀請臺、港和海外八位學者在臺灣宋史座談會上討論宋代的經濟地位,劉子健先生指出:"宋代的中國已經不是中古,因為它已超過了歐洲中古的發展。那末它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近代的社會呢?說宋代的中國還屬於中古時期,這是不正確的。普通因為貿然借用了西洋史的分期,不仔細去分析實際的史實,才發生這種不正確的毛病。相反的。內滕虎次郎和其他許多學者主張說,從宋代開始,中國已經步入近代時期了。證據不少:例如商業的發達,階級區分遠不像唐代以前那樣嚴格,那樣硬性,階級之間的流動性比較大,世族沒落,平民式的家族抬頭,因印刷術發達而知識流於四方,講唱文學,通俗戲曲和小說,都應運而興,等等方面,都和近代社會相像或接近。這些說法是比較正確的,如果我們用'近代'這名詞來別於中古,但不包括'工業革命',而用'現代'這名詞來指工業革命以後的工業化社會。可是我覺得這說法這一類分期法,還是不太清楚。這是機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現代。這是機械的在時間上切成段落。而並不能夠畫龍點睛的,直接了當的指出每一個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還應當另闢途徑來討論。" 

"英國經濟史家R.H. Tawney說:宋代以後的中國,不是中古式,而是新傳統式的啟發。這話啟發我這樣一個建議。從宋代起,中國走入了新傳統時期。中國歷史的浩劫延續性,是世界史上所沒有的。所以要用"傳統"這兩個字。但是"新傳統"怎樣講呢?這名詞可以有四層意義。

(甲)舊傳統有改變,但一般說來,還很強。

(乙)從舊傳統之中推演出新生的改變。

(丙)這新舊交織的文化自己又成了一個傳統,一直到二十世紀都還存在。

(丁)這新傳統主義,用英文來說,Neo-tradionalism,它本身也不是硬化的,死板的而是繼續沿著這新舊交織的方式與途徑在漸漸改變。另一方面它也是拒絕和反對突變,急遽的變,極端的變,和希望根本推翻傳統的變。此外,在人類整個歷史上,它的意義是遠超歐洲中古,達到農業社會的最高峰。可是因為許多原因,這最高峰的光榮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它本身不但自己不能發展成為一個工業社會,而且在不得不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一定會遭逢到比其他社會更艱巨、更複雜,和需要更長時期才能解決的痛苦。"[46] 

近年隨著世紀之交"唐宋變革"的討論在大陸唐宋史學界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葛兆光說:與宋學概念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宋代近世說"與"唐宋變革論"。現在學術界已經普遍以"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為基礎討論宋代問題,我覺得如果能夠明確內滕湖南當時提出"宋代近世說"的來源與背景,對我們把握宋學的概念是很有幫助的。據我了解,"宋代近世說"來源有三方面。

首先,內滕湖南的近世概念受到了同時代的日本近世史研究、尤其是內田銀藏和原勝郎的影響,而日本史學界提出的"近世"概念,又取自歐洲歷史學。

其次,明清之際三大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曾明確提出了宋代的問題和意義,包括封建與郡縣、中央與地方、君主與宰相,等等,他們的論述也影響了內滕湖南。

再次,"近世說"的提法,與內滕湖南對當時中國的態度關係很大,內滕湖南的《支那論》與當時對熊希齡內閣的期待關係很大。

從這三個來源我們可以看到,內滕的"近世"(Kinsei)概念,背後是歐洲以民族國家形成為標誌,結束了中世紀(medieval)的"近代"(Modern Are),又有日本自己的歷史標尺,還有對現實中國的政治思考,那麼在中國史中用這個概念去分期是否妥當?譬如,我們要問一下,宋代中國有沒有發生類似歐洲民族國家成熟這樣的轉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來理解中國史,那麼,到底是在一般意義上來使用呢,還是作為特例處理?[47] 

勿庸諱言,唐宋變革論是按西方分期法劃分中國歷史,又按西方的話語來詮釋中國歷史的文獻資料,把中國的發展列入西方文明發展的大鏈條中,以為西方的近代化是人類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必須指出,當西方近代化成功並成為人類發展的主導模式以後,世界各國因模仿學習或被迫而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與在西方近代化之前世界各國各自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是不能混淆的。也就是說世界文明史的發展是多元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文明,在西方文明確立霸權地位的300年前都是按照自己的不同發展道路發展著。所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或宋朝近世化都是按西方模式來詮釋中國歷史。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生致力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著作等身。他對1840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化的三點認識對於我們反思唐宋變革論的近世說也許會有所幫助。

一、他把中國近代看做是中國從傳統走向近代化的過程;自歐人東漸,中國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技術改變,及其伴隨而來的制度、社會與思想的變遷,費氏稱此大變化為"近代化";

二、他把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主要看成是對西方刺激的反應,因為此一過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後中國並觀察、學習了西方的經驗,因而中國的近代化乃不同於西方;

三、他認為影響中國近代史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傳統社會,次要因素為帝國主義;如比較中、日近代史,兩國最初雖都受外力侵略,然日本反應快而致強,中國反應慢而變弱,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因素(如文化的自傲、人口的劇增、蠻人的統治)的重要性。[48]

綜合費正清的三點認識,不難看出他實際上是說明中國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是在1840年以後受西方經濟文化衝擊下才開始的,而且中國近代化因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仍保留者十分鮮明的中國特色--並不因日本、歐美的侵略而改變。再把費正清的三點認識與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對照,也還有幾許仿佛,現今的西方仍然感到中國與他們格格不入。所以不能簡單的將歷史悠久的中國文明比附在西方文明卵翼之下。 

4、歐美"唐宋變革"論的新闡釋 

英美學者對於日本唐宋變革論的認識不盡相同。英國學者崔瑞德(Denis Twitehett)說:"內滕只是很籠統地闡述了他的理論,他原來不使搞學術的歷史學家,而是一位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和時事評論員。另外,他寫作時近代西方科學才剛剛開始應用於中國的過去。他的觀點已被後來的學者作了許多修正和提高。我們現在對唐代社會的組成和對政治、制度變化的確切性質方面的了解,遠比他的時代詳細。我們知道'貴族'是一個比內藤想像的複雜得多的社會階層,他簡略地談到的各種變化是逐步實現的,它們的最後結果要到十一世紀才變得明顯起來。但是,內藤勾劃的總的輪廓,雖然主要憑直覺了解,對近代研究的發展來說卻仍然是站得住腳的一家之言。"[49] 

美國學界起初也受日本學者唐宋變革觀的影響,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宋史學者研究的重點轉向士大夫和學術文化思想,受當時西方流行的社會學中精英與分層理論的影他們以唐宋時代士人的變化為切入點,重新思考唐宋變革,進而否定日本學者的唐宋變革觀,包弼德(Peter K. Bol)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在社會史方面,我們現在可以把唐宋的社會轉型定義為士或士大夫(他們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們逐漸變為'地方精英'的過程,以此來取代以往把這一轉型定義為門閥制的終結和'平民'的興起。" 而這種大的時代變化發生在北南宋之際。[50] 

包弼德指出有關唐宋轉型的傳統闡釋,其問題是,在某些方面它是錯誤的,或者是誤導的,因此它會阻礙人們理解宋代對於中國史的歷史重要性。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研究"中葉史"(middle-period)的史學家的著作,總起來提出了一個新的闡釋。 

在社會史方面,我們現在可以把唐宋的社會轉型定義為士或士大夫(他們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們逐漸變為"地方精英"的過程,以此來取代以往把這一轉型定義為門閥制的終結和"平民"的興起。[51]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轉型》第二章《士的轉型》"作為一個描述社會成分的術語""士"在唐代的多數時間裡可以被譯為"世家大族",在北宋可以譯為"文官家族",在南宋時期可以譯為"地方精英"。[52] 

士的轉型 

朝代                                         唐代             北宋 南宋 

精英的身份屬性 門閥(出身) 學者-官員(政事) 文人(文化) 

社會成分                                 世家大族 文官家族 地方精英 

根據羅禕楠的研究, 美國學者對唐宋變革觀的修正有兩個來源:

其一, 美國學者之所以要證明宋代官僚貴族階層的流動性恐怕是和西方有關精英論研究的背景有關。西方對所謂精英(elite)的社會學研究是19世紀末伴隨著社會分層理論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其產生之初的代表人物是義大利社會學家帕雷託(Vilfredo Pareto),在帕雷託及其後來的社會學家所構造的社會模型中,一般的社會群體可分為兩個主要集團,一是精英集團,一是普通大眾集團。精英集團最重要的特點是需要不斷設法吸平民階層中的卓越人才,而精英階層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很大流動性的階層。這就是所謂"精英循環"理論模式。[53]實際上,柯睿格在研究中國宋代的官僚貴族問題時,是在以西方社會學中的精英這一理論模型進行詮釋的。在儘管我們並沒有在柯睿格的論著中找到精英(elite)與精英循環這樣的提法,但可以看出,美國學者從他們開始就關注宋代科舉造成的社會流動性問題,這應當是受到了西方社會學中的精英與社會分層理論的影響。 

柯睿格的研究直接啟示了他後來的學者赫若貝(Robert M. Hartwell)。赫若貝改變了他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父系直系上的狹隘,而充分考慮了婚姻關係以及世族甚至兄弟姐妹和叔伯等重要因素對於官僚貴族地位的影響。由此論證出在北宋的大部分時間內財政機構甚至整個政府是被所謂的"職業精英"階層控制著的。這一階層憑藉最適當的利用科舉與蔭補,憑藉婚姻關係以及憑藉可以控制官僚升遷的黨派關係關係來維持其地位。這一觀點也成為他後來提出的一個完整的唐宋變革模式的一部分。這就是郝若貝唐宋變革問題討論模式的來源之一。[54] 

1982年郝若貝發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一文,可以說是美國唐宋變革論的奠基之作。郝若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面貌發生了絕大變化。在這一時段的前五百年內,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人口和農業的變動顯著,乃至被有的學者形容為一次經濟上的革命。 "在區域發展的四個不同的階段--開拓期、快速發展期、系統性衰落期和平衡期,不同的人口絕對和相對密度,以及這些密度升降的不同速度,與該地區內的公共行政、經濟專門化、地方社會結構等性質密切相關。從750年到1550年,中國各大區域之間相對地位的主要變化應該歸因於災難(瘟疫、唐末動亂、1194年黃河改道引發的洪災、蒙古的入侵等),政治決策(如定都在洛陽、長安、開封、杭州、南京或者北京),運輸和聯絡方式的改進(大運河的開通)以及農業新技術的引進(唐末宋初的新稻種,12、13世紀南方低地沼澤的廣泛開墾圩田)。區域相對優勢的變化和整體上財富及人口的增長,不僅導致了區域內發展進程的變化,而且對全國範圍內的政治社會結構也產生了綜合性影響。帝國內部人口稠密地區的增多]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職權的地方化,具體表現在省的出現和縣獨立性的增強。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卻趨於停滯,如果不是倒退的話。這些政治經濟面貌的變遷還致使一個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性職業官僚縉紳的消亡,及其在宋代被多種多樣的地方縉紳家族所取代。" 

"從中唐到晚明,在構成中華帝國社會的各地區和人類生活的各方面,歷史發展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進行著。伴隨著一個地區人口增長的,是另一個地區的人口衰減;許多地區人們生活發生了飛速變化,而在其他地區人們的生活可能幾個世紀都大致維持原樣。有些地方經濟增長了,但社會結構仍然保持著相對的穩定;也有的地方,物質發展放慢了,而政府機構和社會結構的主要變化卻完成了。這些變化之間的累積性影響和連續的相互作用導致了社會幾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變化,也塑造了隨後晚期中華帝國的特質。"[55] 

第二個來源是1974年,劉子健出版了他的最為著名的《中國轉向內在》一書。該書集中討論了南北宋之間的轉型。他從文學,經學,政治團體等領域進行研究,從而提出了中國在南宋開始逐步轉向內在。士大夫對自身的關注成為主題。這一研究奠定了美國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基本領域在研究社會,思想等方面,而這些研究都是圍繞士人群體進行的。此外,他第一次將南宋與北宋作為兩個時期進行研究。認為唐宋變革的劃分線在南北宋之間。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他的觀念和日本學者的根本不同,他認為不應當將宋代作為"近代初期",因為近代後期並沒有出現。而相反,他更認為,應當將宋代作為中國官僚社會最為發達的時代。這奠定了後來的Hartwell唐宋變革理論模式中的唐--北宋--南宋的時段劃分格局。[56] 

韓明士(Robert P. Hymes)《政治家與紳士:兩宋江西撫州的精英》在緒論中開宗明義,表明他的研究是對郝若貝(Hartwell)關於中國帝制中後期社會轉軌理論的一個實證與深化。共分8章討論科舉與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變化、精英們的家族策略開始從全國轉向地方,地方防務、社會救濟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說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職能的權威的衰落等。最後總結其主題是精英的延續性問題,地方性對精英生活越來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此的自我意識,以及精英與國家的分離。他說:"地方性被認為是南宋的新特徵。精英們將他們的關注點從此前的全國權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轉向了鞏固他們的地方基地,一個精英的'地方主義'在社會觀念領域也開始顯現。"該書出版後在美國得到好評,倍受讚賞。而且成為美國學者"一致的看法"。[57] 

儘管歐美學者對日本唐宋變革論有不盡相同的認識,但是"對於中國古代史許多問題持不同見解的西方學者們在一個問題上比較一致,即公認自晚唐至宋末,中國農業生產達到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繼發生於北宋的洛陽、開封和南宋長江三角洲一帶,南宋時期上層階級的中國人大概享有當時全球範圍最高水平的生活。宋代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中心,還由於印刷術的傳播使宋代農村社會的詳細情況和數字資料大大多於以往的朝代,可以對宋進行以前的朝代不可能做的分析研究。中國的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在宋朝的顯著發展使英國的伊懋可(Mark Elvin)和美國的郝若貝稱宋代為經濟革命時期,法國學者白樂日和中國學者束世澂則把宋代視為資本主義早期。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國歷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詳細研究了13世紀中國農業達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農作物的品種及引進和改良、灌溉體系、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認為宋代中國已經發生了農業革命,南方成為全國的糧倉,大運河猶如一道商業通道,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高的農業生產率,並由此在交通運輸、金融、信貸、城市化與市場系統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革命性變革。伊懋可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具兩個特點:

第一,改變了因襲幾十年的側重研究土地制度與生產關係的傾向,直接研究生產力水平,展示中國歷史動態的發展;

第二,作為歐洲學者仍不可避免地把中國與歐洲進行比較。

他認為中國在地主莊園裡發展起來的先進的農業生產與歐洲早期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拜佔庭帝國封邑內的農業發展模式比較接近,在8至12世紀達到最高水平,移民、自耕農和總人口的增多、依附農的減少提高了生產力水平,但是由於技術相對滯後,到一定階段,勞動力投人多,但收穫卻不能成比例地上升,以致收穫物只夠勞動人口食用,莊園被迫分割為小塊,出租給無地農民,抱殘守缺,無力進行規模經營,到14世紀時,經濟陷入一種高水平的平衡圈,幾乎無法通過內部力量產生變化。伊懋可認為西方國家的貢獻在於19世紀中期迫使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從而使中國經濟有可能沿著幾個世紀前已中止的道路發展下去。"[58] 

世紀之交美國學者的唐宋變革說成為國內宋史界青年學者熱捧的對象。以從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義出發來看待當時社會變革的觀點,為多篇博士學位論文所徵引。由此從以士人為中心的精英階層,探討宋代國家與社會之間地方秩序的控制和變動成為青年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但是近幾年美國學者的觀點受到學界的批評,餘英時先生在講述寫作《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的動機之一,即是為了從正面回應美國學者的觀點,"近年美國研究宋史的學人曾提出一種見解,即南北宋之際中國史上發生了劃時代的大變化,其中主要論據之一便是士大夫階層心態的轉變,從關心全國性事務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轉為關心所居州縣的地方利益""由於作者的觀點在美國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漸受到重視。我才特別提出'後王安石時代'這個概念,旨在說明:兩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雖略有變異,但王安石時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學家集體承擔了下來。"[59]臺灣學者黃寬重也指出"如果從更寬廣的視角以及地方社會長期演變,來觀察江南士族的發展,可以發現南北宋之間有很強的延續性。顯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麼方式結盟,他們關懷的目標是朝政,抱負的展現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環境轉變,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發展受挫,或屆年退休時,回到家鄉,成為地方耆老。他們與地方士人結合,以文會友結成社團,郊遊玩賞,既排遣歲月,也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60]包偉民在《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韓明士,〈政治家與紳士〉與"地方史"研究方法》的書評中論道:"說到最後,南宋的精英們究竟有沒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講,儘管到宋代儒學開始呈現'為己之學'的新特徵,但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特徵並未變化,所以要 '居廟堂之髙,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逺,則憂其君。'(範文正集巻七宋範仲淹撰記)參與國家政治,應舉出仕,正是精英們主要人身價值之所體現。如果以為以儒生為主題的中國傳統社會精英階層可能與國家'分道揚鑣',轉向'地方化',實在是本人所難以想像的。"[61] 

臺灣學者柳立言引述學界的討論指出"另一個方法,是把研究向上延伸,將唐宋與漢魏晉南北朝比較,一方面突顯唐宋變革的特點,另方面可能發現有不少的連續。例如風靡一時由Robert Hartwell啟發並由Robert Hymes發揚光大的'南宋精英地方化'的說法,就可以找到從漢末開始的源流。劉增貴指出,漢代的豪族(舊豪強和新官吏的宗族組織)把持地方,後來受到中央的打擊與妥協,部分成功轉型為注重儒術(以經學取官)與教化的士族,'常出現一個豪族不但是世學之家,也是官吏、地主兼商人。'他們在地方上協助政府推動政令、建設地方,開啟了'官紳合治'的模式,一直延續到清末,部分解釋了為何地方官員人數不多,經費有限,卻仍然能夠管理愈來愈多的人口,和從事地方建設,因為官員始終可以依靠地方士紳的合作。劉增貴又看到後漢'清議'內容的窄化,指出'漢末的變亂使大群體意識逐漸消失,魏晉以下,士人退縮於地域與家族觀念之中。'故此,所謂南宋精英的地方化,有一部分實在是中國歷史上士人徘徊於仕進與退隱之間的傳統,也可說是對個人和家族都較為有利的選擇,恐怕是歷朝常有,並非南宋獨有的現象。另一部分則可能是宋代較新穎的,就是當統治階級是較為封閉時,社會資源(如商業財富、婚姻關係和教育知識等)不易轉化為政治資本,所以晚唐出現'陪門財',庶族以'物質財'(經濟資源)交換士族的「地位財」(門戶名望),但入宋以後,統治階級因科舉取仕而開放,社會資源很易轉化為政治資本,甚至決定了後者的多寡。清代的沈垚說:'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所以,精英在地方厚植根基,無寧就是爭取社會資源來獲得政治資本。科舉制度對各種資源競爭和分配的影響,不容少覷。"[62] 

四、日本"唐宋變革"論對國內宋史研究的影響 

1、改革開放前"唐宋變革"論對國內宋史研究之影響

 

日本學界提出的唐宋變革論大致從二戰以後對國際宋史研究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63] 

然而,這個關於中國歷史研究的"假說",從其問世直到改革開放前,卻在中國遭到冷遇,竟很少有人過問,對中國的唐宋史研究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64]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唐宋變革"一說向來不被我國老一輩歷史學家認同。長期以來,中國歷史學界的確很少有人談論"唐宋變革",但這並不說明老一輩歷史學家不了解內藤虎次郎其人及其學說。但是後來的事實,卻是包括陳(寅恪)先生在內的中國學者長期對"唐宋變革"論保持沉默。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經過長期探索之後,他們已經形成了關於唐宋歷史的更精確、更完備的論點,即唐中葉變革說。[65]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但恐怕還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說,雖然提出甚早,但如前所示對國際學術界(包括日本)產生重大影響是在他的弟子宮崎市定等人從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展開全面論證之後。"內藤說之受到重視,尚有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形勢的配合。"[66]其次,20世紀前半葉的宋史研究在中國古代斷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較晚的,當時中國正處在積弱受侮之際,史學界學者大都把關注點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漢唐盛世,和新發現的考古文物資料上。翻檢20世紀前半葉的宋史研究論著,不論是數量還是涉及的討論問題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討論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圖強的史實上,因而王安石變法、嶽飛抗金、宋與遼夏金和戰等成為討論的重點,在20世紀宋史研究開創者的論著中幾乎不涉及分期問題。換言之,中國學者從現實問題考察宋代歷史史實是著眼於民族救亡,鄧廣銘先生說:"把兩宋政權從其鄰邦那裡所受到的政治和軍事的欺壓,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中華民族從東西方諸列強所蒙受的日益加劇的政治欺壓和軍事侵略相比擬,在今天看來,儘管是不夠恰當的,但在當時,人們卻大都是如此看待的。"[67]而內藤湖南從現實問題的考察而提出中國近世說,與其為日本軍國主義塗脂抹粉,有助於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辯解有著很深的內在聯繫。[68]由此可見,兩國研究宋史的出發點和著眼點迥異,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所以中國的宋史論者自然不會對中國近世說感興趣。 

新中國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唐宋變革論未能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其原因很簡單,即在長時間內中國處在與西方冷戰,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的國際大背景下,當時連外交關係都沒有建立,更遑論進行正常的學術交流。所以唐宋變革論沒有得到國內學者的回應,乃是人為的政治對立之使然。 

另外,有學者總結20世紀唐代經濟史研究發展歷程時說得好:"20世紀的唐代經濟史研究,先由社會史論戰引出唐朝社會性質的討論;再由唯物史觀的初學引出封建土地制度的討論;再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引出唐代社會經濟形態的整合研究,這一歷程也大致反映了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一般特點。"[69]20世紀宋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觀。這也是唐宋變革說沒有得到國內宋史研究者回應的一個重要原因。 

2、改革開放後至世紀末唐宋變革論對國內宋史研究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與日本、美國關係的正常化,學術交流逐步步入正軌,唐宋變革論也開始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但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對國內宋史研究影響依然很有限,[70]為什麼和者寡呢?這與八九十年代國內宋史學者還主要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影響分不開,如關履權認為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說,錢穆先生提出的宋代開始了平民社會和巴拉茲(即白樂日)聲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為"現代的拂曉時辰"等都是"對宋代的歷史地位估計過高。""宋代仍然屬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71]王曾瑜先生認為"自秦漢至明清,社會也有不少變動,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學者稱之為唐宋變革期,他們圍繞這個命題,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的確,人們可對比唐宋時代,從階級狀況,到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文化等,列舉出不少變化的史實。然而若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則至多只能算是一個小變革期。"[72]先師漆俠先生說"最先提出唐宋之際社會變革的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說。是說曾風靡一時,可是近世說的涵義是什麼,卻說不清楚。歐洲諸國自產業革命後社會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而自中世紀走上近代,有了近世說。如果同歐洲近代情況進行比較研究,宋代與之差距甚大,很難具有近世的涵義。"因此"認為這個時期的變革是中國封建經濟制度內部的推移演化",具體地說"它是從唐代農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轉化的全局性的重大問題。"[73]基於這樣的認識,自然唐宋變革論不會受到重視。即使是隋唐史研究者在回應、反駁唐宋變革論時,也是從封建社會分期的理論加以闡發。[74] 

必須指出,國內宋史學者雖然不同意或者說不回應日本唐宋變革論對宋代社會性質的定性,但是由於宮崎市定等人發展內藤湖南的學說,添加了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其討論的問題和範疇實際上與國內學者討論封建社會經濟的問題和範疇很相近,如佃戶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戶制、貨幣、城市等,所以這些具體問題的討論在兩國宋代社會經濟史領域有較多的互動。而且日本學者的優秀成果也多被國內學者所吸納。 

3、世紀之交以來唐宋變革論對國內宋史研究的影響 

唐宋變革論對國內宋史研究真正產生較大影響是從世紀之交開始的。

 

那麼為何在世紀之交唐宋變革說又成為熱點話題呢?筆者以為首先與世紀之交對宋代歷史的重新定位分不開。改革開放以前,對宋代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估計偏低,建國以後所確立的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研究範式,把宋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亡的開始,即唐宋時期處在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時代,為大多數學者及教科書所認同。一般提到宋朝歷史總是與政治上腐朽、學術上反動、經濟上積貧、軍事上積弱劃等號。

 

八十年代以後,國內宋史研究取得巨大進步,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與其它斷代史相比,已從落後躍居前列。[75]對宋代歷史地位的評價隨著研究的深入也得到新的評價,如漆俠先生認為宋代經濟處於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兩個馬鞍型中的最高峰。[76]鄧廣銘先生把宋代稱為"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時期內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77]這種評價仍然是從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角度而言,只不過是糾正了這種範式下的不同認識。隨著中國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進入21世紀,國際上重新認識明清以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78]使得中青年學者不滿足於只把宋代的高度發展定位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認識,而是希望把宋代置於當時的世界歷史背景下給以新的評價。而日美歐唐宋變革論者高度評價宋代歷史地位的觀點正適應了這種要求。於是宋代經濟革命說[79],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是中國古代的文藝復興時期等觀點充斥著各類評價宋代歷史地位的論著中。這是唐宋變革論在世紀之交又重新成為國內宋史研究熱點話題的一個背景。

 

其次,大陸研究宋史的理論範式在五六十年代基礎上一直沒有新的發展,雖然八十年代中後期對中國史壇佔居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關問題開始受到質疑,但是如前揭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和骨幹都秉持這個理論,理論危機被暫時的掩蓋了。而到了世紀之交,隨著前輩學者或謝世,或退休,舊的範式危機開始顯露出來--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階級關係等以往討論的問題和理論範疇大都被中青年學者刻意迴避,而新的分期理論沒有產生。這是唐宋變革論在世紀之交成為熱點話題的又一個大背景。 

進入21世紀以來,唐宋變革說對國內宋史研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全面介紹唐宋變革說的觀點和理論,國內宋史學界第一個較全面介紹日本唐宋變革論的是張其凡《關於"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和思考》,[80]其後有羅禕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李華瑞《20世紀中日"唐宋變革"觀研究述評》、張廣達《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等文章從不同角度總結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美國學者的唐宋變革說的不同特點。[81]另外,專門研究內藤湖南生平及學術思想的論著和譯著也相繼出版。[82]

二是美國學者的唐宋變革說成為大陸宋史青年學者熱捧的對象。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義出發來看待當時社會變革的觀點,[83]為多篇博士學位論文所徵引。由此從以士人為中心的精英階層,探討宋代國家與社會之間地方秩序的控制和變動成為青年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三是在日、美唐宋變革論的衝擊下,出現泛化的唐宋變革研究傾向,亦即把所有唐宋時期出現的歷史變化現象都冠以唐宋變革。這可從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中的"唐宋變革問題"欄目所收集到的七十餘篇論文管窺一斑。以致於有學者專門撰寫文章以明確唐宋變革說的定義。[84]

四是重申中國學者自南宋以來迄今關於唐宋之際社會變遷的主張。 

五、揚棄與繼承 

從上述簡要的敘述可以歸納幾點認識: 

1、對於唐宋之際中國歷史發生巨大變化,中國歷史學者和域外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的認識有兩條不盡相同的主線索。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兩條主線索各自呈現出獨立發展的態勢。 

2、從範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學界的唐宋變革論經過幾代人的建構,有較為嚴格的分期標準、變革範圍、變革時期,變革走向和影響,從而形成對唐宋以後中國歷史發展脈絡基本估價的理論體系,亦即一種特定的史觀。美國學界對日本唐宋變革論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觀。中國學界認識唐宋之際社會變動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見,但始終沒有從範式的角度特別關注唐宋的社會變革,即便是有也是從五個社會形態理論出發把宋代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階段加以認識的。從某種程度講,"唐宋變革"一詞也是沿用日本學界的說法。 

3、日本學界的宋代近世說,是站在世界史的範圍,認為中國的宋元時期與西亞、南亞、東亞及歐州的近世化過程相同步,或者說是世界近代化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中國學者,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大陸學者的討論,雖然也比照西歐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歷史,但多強調中國的獨特性,並顯現出就中國論中國的"閉關自守"式的研究傾向。因而中國學者對唐宋變革的觀點在世界範圍內未產生多少回應和反響,但日本學者的唐宋變革論卻產生了極大反響。 

4、日本學界的唐宋變革論從假說到形成理論體系的模式,無疑對認識中國唐宋以後歷史發展脈絡具有方法論的意義,但必須強調它只是一種理論,或是一種觀察視角,或是一種方法,或者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普世或"四海之內皆準"的意義,也就是說唐宋變革論僅僅預設和解釋了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一種走向,並不能說這就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走向。它與實際走向有多大層面的吻合,還需要經過多方面的檢驗。目前國際學界普遍對唐宋變革論"斷言在西方影響中國之前,中國就按照與西方相同的演進階段在發展,而且這些演進階段是普遍的"觀點提出質疑和否定,本身就說明日本唐宋變革論所揭示的中國歷史發展道路與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道路存在著相當大的偏差。所以要得出接近唐宋以後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道路的史觀,還有待於學界用更縝密的理論和方法以及更廣泛的視角去揭示。 

5、儘管日本學界的唐宋變革論並不能完全揭示唐宋以後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道路,但是它在方法論上所展現的意義對我們今後探討唐宋以後中國歷史發展道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意義。這種啟迪意義即在於討論"唐宋變革"具有嚴格的科學界定。柳立言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值得重視:"當'唐宋變革'的時代觀由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提出時,它有著特定的含意。'變革'不是指一般的改變,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變,可說是一種脫胎換骨。'唐宋變革'不是單指唐和宋兩代發生了一些轉變,而是指中國從中古變為近世這個根本或革命性的轉變,它把唐宋斷裂為兩個性質不同的時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變革期'不是指整個唐宋兩代,而是指中國從中古變為近世這個變革所經歷的過渡期或轉型期,始於八世紀的中唐,終於十世紀的宋初,它一方面結束了一個舊的文化型態,另方面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型態。換句話說,就是唐代的歷史一直在變,但從中唐八世紀開始,陸續發生了一些根本或革命性的巨變,它們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最後在宋初十世紀固定下來,所產生的後果,是結束了中唐以前的舊文化型態,開啟了宋初以後的新文化型態。京都學派把那個舊的文化型態稱為中古,把新的文化型態稱為近世,因為後者符合西方近世的一些特徵。界定近世,只是針對歷史發展的某些重要特徵,不是全部。我們不要枉費力氣,去找一些無足輕重的轉變來印證唐宋變革,也不要找一些不曾轉變的東西來反駁唐宋變革。

目前的研究已發現,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變革起點和終點,而學人為了把它們塞進'唐宋'兩朝,便把唐宋變革期一再延長,從原來的中唐到宋初,一延至中唐到北宋中葉,再延至中唐到南宋初,甚至出現了'唐宋變革-宋元明過渡-明清變革'這種一直在變('變革-變-變革')的說法,將來說不定要再往後延至南宋末,或向前提早至隋初。"是故柳先生建議,"先找出各個領域的變革期,然後迭在一起,看看它們重複的時間點座落在那裡,再加以分析。在尋找各個領域的變革期時,需選擇較重要的問題,清楚界定主要的概念和論點、作全面性的探討和深入的分析。

談唐宋變革而不理會其中的史觀(中古文化型態→近世文化型態),已是奪其魂魄,再不針對其中的史實(根本或革命性的巨變),簡直是屍骨無全,徒具空名。我們固然可以不談'變革',只談'轉變',但歷史不斷在變,唐宋兩代有著六百六十二年,不用說都知道有各種轉變,所以只說'唐宋轉變'或'唐宋演變',其實跟說'唐宋兩代'並無多大分別。問題不在有沒有變,而在變的重要性和對後世的影響。"[85] 

6、中國學界雖然沒有象日本學界對唐宋變革提出系統的理論範式,但是中國學者從自身所處時代反省唐宋變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尤值得重視。南宋初期鄭樵所言"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86] 是從自身所處時代敏銳的觀察到當時與隋唐社會的不同。明代陳邦瞻在指出唐宋巨大變革後同樣關懷的是"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87]而近代思想家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裡說:"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88]近代學術大師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89]著名歷史學家金毓黻《宋遼金史》總論說"宋代膺古今最劇之變局,為劃時代之一段""凡近代之民族文化,政治制度,幾乎無一不與之相緣,而莫能外,是宜大可注意者也。治宋遼金史,實為治近代史之始基。"美籍華人學者劉子健也提出"為什麼在此後的若干世紀中,許多中國人所珍視的傳統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續著?12世紀前、中期在政治上的決定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影響甚至覆蓋了此後的中國。 "[90]

這些先賢的論述有三點啟示:

第一,中國學者提出中國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頭起自宋,雖然與日本學界的宋代近世說在時間概念上有相似處,但是與日本學界將中國近世的發展比附西方文明進程有本質的不同。

第二,自宋代以降,從明代到晚清,宋代文化模式影響著或者說主導著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但是宋代文化模式是怎樣影響的?這種走向又是如何行進的,這無疑為今後討論唐宋變革提出了艱巨而重大的課題。

第三,研討唐宋變革首先要"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始終把握"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91]當然我們也贊成張廣達先生總結內藤湖南治學方法時所說的:"內藤說的啟發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連續提出,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內在精神的演變和趨向做出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無待贅言,比較中外的差異,'局外人(outsider)的視角'有其優勢或長處,比較中外,也有助於了解自我。但是,比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國自身發展脈絡的前後差異。因此,在異說紛陳的今天,更須要借鑑內藤的經驗,博採眾說,做出獨斷。"[92]只有將中外方法互為表裡,相得益彰,庶幾才可使唐宋變革的研究推向新階段。 

注釋: 

[1] 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通史論文選》第62頁,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版。 

[2] 參見張邦煒《"唐宋變革論"的首倡及其它》,《中國史研究》2010年1期。 

[3] 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四,《跋吳氏族譜》《跋李氏譜》。 

[4] 從分期角度引述這段序言的似首見於張其凡《關於"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2001年第1期,124-131頁。 

[5] 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1918年),《史學方法導論》第52-6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6] 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2卷第1期(1936年)。 

[7] 瞿林東《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的不同見解》,肖黎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重大問題論爭》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8] 比較有代表性的以侯外廬在1959年接連發表兩篇論文:一篇是《中國封建制社會的發展及其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特徵》,作為第一章刊載於他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農民戰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展》。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唐代則以建中兩稅法為轉折點,處在由前期到後期的轉變過程中"。 

[9] 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史學月刊》1960年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10]《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2期。 

[11]《宋代社會研究》,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出版。 

[12]《宋代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江海學刊》,1990年第5期。 

[13]《宋代經濟史》(上冊)《漆俠全集》第三卷,第6頁、第14頁、第24頁,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 

[14] 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1期。 

[15] 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史學月刊》1960年7期。 

[16] 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1期。 

[17] 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第52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8] 張邦煒《著之即久,其發必厚--讀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宋史研究通訊》(總第29期),1997年1期。 

[19]《宋代社會研究》前言,中州書畫社1983年出版;周寶珠、陳振《簡明宋史》緒言亦有相類的論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0]《婚姻與社會:宋代》,第182-183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1]《歷史研究》1954年2期。參見胡戟《漢魏隋唐歷史底蘊的初探-歷史大勢,禮儀制度與士人的追求》載《1997年中國唐史高級研究班,唐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彙編》。 

[22] 錢穆《理學與藝術》《宋史研究集》第七輯,臺灣書局1974年版。 

[23]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第17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24] 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中國通史論文選》,第314、350頁,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版。 

[25]《歷史與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一九二二年,5200多字。 

[26]《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後記》,527-530頁。 

[27] 詳見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後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64-6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中華書局200年;另外,內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說大致受到京都大學教授內田銀藏在《日本近世史》(1903年)一書中所提出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國文化"觀點的影響。詳見(日)葭森健介《唐宋變革論於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學月刊》2005年5期。 

[28] (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譯文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1-18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目前對唐宋變革說的形成、特點、理論發展及定義的闡發最全面和最確切的文章有兩篇,一是張廣達《內滕湖南的唐宋變革說》;二是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總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 

[29] 引自張光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第94頁。 

[30]《唐宋の變革についての再檢討》,載《日本史研究》24,1954。 

[31] 李慶《關於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學術月刊》2006年10月第38卷 10月號。 

[32]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總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 

[33] 以上引文分見(日)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馬彪、胡寶華、張學鋒、李濟滄譯《內藤湖南的世界》第139頁、157頁、166頁、29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34] 錢婉約著《從漢學到中國學》,第171頁,第239-240頁,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35] 全文55600多字。《宮崎市定全集》第二卷,一九九二年,巖波書店。中譯本選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中華書局1993年。 

[36]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中譯本,第329、34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37]《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已久九二年,巖波書店,中譯本選自《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五代宋元,中華書局1993年。 

[38] (日)鶴見尚私《日本史學界的中國封建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7期。詳見(日)宮崎市定《從部曲到佃戶》上、下,《東洋史研究》1971年3月、6月。譯文見中文譯文《日本學者研究中國論著選譯》第五卷宋·元,中華書局1993年。 

[39] 谷川道雄《內藤湖南的世界》序說,第26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40] (日)佐竹靖彥《宋代時代史基本問題總論》,譯文載《宋史研究通訊》1997年2期(總第30期)。 

[41] (日)竺沙雅章著,吳密國譯《徵服王朝的時代》(宋·元),第1頁,臺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 

[42] (日)谷川道雄《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的動態與特點》,譯文見《江漢論壇》2009年4期。 

[43]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論》《中國史研究動態 》1999年6期;鶴見尚弘《日本史學界的中國封建論》《中國史研究動態》1986年7期。 

[44] 詳見胡戟、張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第一章 社會階層,第799-82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45] 《中國唐學史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 

[46] 全漢升《中國經濟史研究》(二),第78-82頁,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年。 

[47]《宋學漫談》《宋學研究集刊》第一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 

[48] 參見郝延平《學人簡介:John King Fairbank》,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四期。 

[49]《劍橋中國隋唐史·導言》,中譯本,第1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50]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變遷重探》,北京: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羅禕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 

[51]《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52] 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53] 中文譯本《精英的興衰》劉北成譯,第1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4]羅禕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有較為詳細的描述,《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 

[55] 選自200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宋史方向研究生集體翻譯的譯本。 

[56] 有關郝若貝Hartwell唐宋變革問題討論模式,羅禕楠《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有較為詳細的描述,《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亦可參見田浩主編《宋代思想史論》是一部收錄美國學者(包括華裔學者)論宋代思想史的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57] 詳見包偉民:《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韓明士<政治家紳士)與"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ll卷,第653-67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58] 胡志宏《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第六章 西方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之三:宋代的發展。第306-313頁,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59] 餘英時《我摧毀了朱熹的價值世界嗎?--答楊儒賓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附錄,北京:三聯出版社2003年。 

[60]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結論第二部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年。 

[61]《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62]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63] 可參見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及其影響》。 

[64] 這裡主要指我國大陸地區。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紀唐研究》在經濟卷概論中單列"外國學界的唐代社會經濟改觀研究"一節,較全面的介紹了日本"唐宋變革"討論和唐代經濟概觀研究。但未見國內學者接受日本唐宋變革說所作的討論論著。而出版於2006年的《二十世紀宋史研究論著目錄》未見大陸地區論著索引中有唐宋變革的條目。20世紀60年代以後,臺灣學者開始關注唐宋變革。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大陸雜誌》第52卷第2期,1976年;邱添生《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7期,1979年。 

[65] 李錫厚《"唐宋變革",還是唐中期變革》,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cass.net.cn,2007年1月31日。 

[66]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第99頁。 

[67] 《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68] 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第119-122頁。又見氏著《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239-243頁,中華書局2007年。近期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先生對這種觀點有不贊同的回應,(日)內藤湖南研究會編《內藤湖南的世界》中譯本,第372-375頁,三秦出版社2005年。 

[69]《二十世紀唐研究》,第30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70] 20世紀末以前討論問題直接與唐宋變革論聯繫並加以肯定的學術論著,大致只有張邦煒先生的《婚姻與社會--以宋代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葛金芳於2004年出版的個人論集《唐宋變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雖冠以唐宋變革期,然從收錄作者自八十年代以來迄2004年以前關於唐宋時期社會經濟變化的論文14篇來看,其論文主旨沒有超出唐宋作為封建社會內部前後期轉變的討論範圍。 

[71] 關履權《兩宋史論》第7頁,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 

[72] 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第1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3] 漆俠《唐宋之際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及其對文化思想領域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1期。 

[74] 張澤鹹《"唐宋變革論"若干問題的質疑》載《中國唐學史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出版。 

[75] 參見拙稿《建國以來的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 

[76]《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77] 《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2期。 

[78] 尤以美國加州學派(California School)為突出,如李中清(James Lee)、王豐(Wang Fong)的《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王國斌(R.Bin Wong)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弗蘭克(Andre Gua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等。 

[79] 宋代經濟革命,一般是指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幣與信貸革命、科學技術革命、交通革命、商業革命、市場結構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變化。參見胡志宏《西方中國古代史研究導論 

宋代的發展》大象出版社2002年。 

[80] 《暨南學報》2001年1期。 

[81] 《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後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第64-6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82] 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日)內滕湖南研究會編著《內藤湖南的世界》。 

[83]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變遷重探》,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商務印書館2000年。 

[84]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85]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86] 鄭樵《通典》序。 

[87]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序。 

[88]《學衡雜誌》第13期《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39) 

[89]《靜安文集續編·宋代之金石家》。 

[90] 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James T.C.Liu China Turning Inward趙冬梅譯、柳立言校《中國轉向內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91] 錢穆《略論治史方法》,收於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56頁、160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92]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及其影響》。 

- 完-

亞洲考古學會發布(A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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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丨李華瑞,人文與社會網站(we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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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可能涉及到的名詞就是"箭"了。"弓箭弓箭,張弓搭箭,箭射遠方"這是人們思維中的定式。其實"弓體"本身就有它的作用在。在"兩臂弓""兩腿弓"裡,"弦"是虛設的,"箭"是不需要的。先來說一個"臂弓"的形成。只有當你滿足了"腕關節"與"肩關節"之間相吸相系,動態等壓的狀況下,(建立意念之弦)這隻"臂弓"才能成立。一旦"臂弓"成立的狀態下有哪些益處呢?
  • 太極拳技巧探秘:之開篇語,談一談太極拳的"道"與"術"
    先來捋一捋"道"與術的關係。古人說「一陰一陽謂之道「,而"陰陰"和合就成了"太極"。所以說:太極,道也!「道」,可理解為真理、規律、本原;「術」是什麼呢?是方法、手段、技藝。太極拳是武術的一種,如果你認可的話,太極拳必然有其獨特的"方法、手段和技藝"。這就是說:太極拳有"道",與"術"兩個元素,二者皆有了無限的探求空間。
  • 深度|"死神"杜蘭特在籃網能否滿血復活,完成第二次救贖?
    論進攻他比你穩,論投籃他比你準,論身高他比你高,論速度他比你快,論防守他會壓迫到對手窒息,心生畏懼和忌憚,尤其是關鍵時刻,手起刀落,一擊致命。他的這個決定徹底傷透了雷霆球迷的心,也成了多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的話題,不少人詬病杜蘭特意志不堅定,害怕失敗,"打不過他就加入他",從那時起便留下"投敵杜"等罵名,他在社交媒體上受到了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謾罵。
  • 宗大師偈頌"穆則瑪"之略釋潤心甘露
    宗大師偈頌"穆則瑪"之略釋潤心甘露          班字爾慈智加措一、略談此頌的來歷    "穆則瑪"是宗大師所有祈請文當中最主要、最殊勝的祈請文,意思是無緣大悲贊。其實這首偈頌的作者也就是宗大師本人。此頌本來是宗大師獻給自己的上師無等仁達瓦尊者。
  • "結構勁"基礎:"骨力"訓練之二(腿部分解)
    關於腳底一向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叫"五趾抓地",另一種說法叫"放鬆貼地",前一種說法是要抵抗轉體給腳底帶來的轉向慣性,後者卻是在談一個理想的結果。那麼如何才能在實踐中有效呢?一一隨著身體向一個方向轉動,腳跟隨之,腳趾反向平衡。則既無"腳趾抓地"之僵,亦可得"放鬆貼地"之果,即時刻保持了腳面與大地的完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