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在近代時期爭取自由解放的過程是艱難且漫長的，她們要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作抗爭，尤其是要與已經成型了千年的女性角色作出改變，無疑是當時時代裡最閃耀的光輝。
關於女子結成社團的情況，其實並非始於近代，而最起碼在清康熙、乾隆年間，便先後出現過「蕉園詩社」與「清溪吟社」。前者是由顧瓊芝發起，活動於廣州，參加者共有七人，並稱「蕉園七子」；後者則以張允滋為同裡唱和，且其間的親屬關係越來越遠，或者僅為閨中友，但畢竟還是有地域限制，社中人的興趣又專注於詩文，所以當時的這兩個社團屬於純粹的文學社團。這種也不是所要的討論的近代女子團體，兩者有著本質的差別。
1907年，當時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學總教習的呂碧城，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女子宜急結團體論》的文章，其中說道：
自歐美自由之風潮，掠太平洋而東也，於是我女同胞如夢方覺，知前此種種壓制束縛，無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競言自立，競言合群。
可見近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西方思想的湧入有著重要的聯繫。晚清時期出現的婦女團體，一般都有著文學以外的目的，參加者往往不局限在某個狹小的地域範圍，因此彼此之間可能也不太了解。而結成社團唯一且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她們擁有共同的主張或者理想。而且，當時的婦女社團也並不拒絕與男子的合作。
中國女學會應該是女子團體中的一個代表。它的成立與近代女學堂的誕生有著很大的聯繫。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女學堂之後改名為「中國女學會書塾」，表明其實中國女學會已經組成，並將女學堂當作此組織所辦的一項事業。
而關於中國女學會的成員分析，則是頗為繁瑣。梁啓超《戊戌政變記》中的《殉難六烈士傳》以及《譚嗣同傳》和《康廣仁傳》中分別記錄有「妻李閏，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妻黃謹娛，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也就說這些戊戌變法中的有志之士，背後的妻子們也已經覺醒。而在《中國女學會致侯官薛女史徽書》這封正式以女學會名義發表的信中，落款人有沈瑛、魏瑛、李端蕙、廖元華、劉靚、蔣蘭。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女學會的成員毫無疑問。
中國女學會成立的目的與辦學相關聯，故以提倡女學魏宗旨，而且她們以《女學報》為陣地，宣傳自己的女學思想。《女學報》之中倡導女權的議論，亦應被視作女學會同人的共同主張。女學與女權並重的創意，為其後續起的諸多女子團體所繼承，雖然各社團的創辦意圖不盡相同。而中國女學會的終局也與外董事們積極參與的戊戌變法命運息息相關。隨著《女學報》1899年的停刊，中國女學堂1900年停辦，實體既然已經消亡，而假借它們的女學會自然也就解體了。
之後一段時期內，雖然各地也有類似於女學會的團體成立，但是並沒有引起太大的社會影響，直到二十世紀初，由留日女學生發起，女子團體的成立才真正呈現熱潮。由於流亡與留學日本的人數不斷增長，使大批具有政治熱情的青年知識者在異域相聚，為社團的產生創造了極好的條件。同鄉會之外，性質各異、名目繁多的團體競相宣告誕生。而這樣的情況也給在日的中國女性啟發和刺激，推動了女子社團的成立。
留日學界中的第一個女子團體，成立於1903年4月8日。留日女生胡彬夏等人率先在東京組織了「共愛會「，首批參加者近二十人，並在《浙江潮》《江蘇》等雜誌上發布了《日本留學女學生共愛會章程》，其中第一節」宗旨「即標明：
本會以拯救二萬萬之女子，復其固有之特權，使之各具國家之思想，以各自盡國民之天職為宗旨。
而該會不僅僅倡導女權，而且進而強調女子的國民意識，顯示出該會的政治社團意義。共愛會創立於日本，卻並不願局限於東瀛，而是志在二萬萬女同胞，可見其遠大抱負，也證明了它必將會在近代歷史上發揮重要影響力。
之後在日本成立的女子社團之中，影響較大的尚有「中國留日女學生會」與「女子復權會」，而它們則是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類型。
中國留日女學生會成立於1906年11月20日，發起人為湖北女留學生李元，擔任庶務，也就是會長，燕斌、唐群英為書記，負責學務的幹事有吳亞男等人。當時在東京讀書的中國女生將近百人，尚未入學的也有不少，因此才會讓李元有了組織女留學生會的念頭。而它則偏向於群眾性的互助團體，因此參加的人員比較廣泛。
而女子復權會則截然不同，純粹是一個政治性的學術團體，該會由何震、陸恢權、周怒濤等人提議創辦，以《天議報》為機關報，立會之由乃是基於諸人的無政府主義理想。
總體來看，晚清婦女團體涵蓋了多個階層、多種類型，數目客觀，分布廣泛。女性獨立意識的成熟與對群體力量的信賴相結合，使這個時代的婦女更多以集體的聲音對社會發言。但是組建社會團需要相當的活動經費與固定的工作人員，而這對於剛剛興起的女子團體來說是十分艱難的。所以當時的多數婦女團體，無法堅持長久，最終消失於歷史的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