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裡的忻州

2021-02-13 太原道

緒 論

北魏酈道元所撰《水經注》是我國第一部以水道為綱,全面系統的綜合性歷史地理巨著,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它還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古典文學名著,被譽為山水文學的開創者。清代劉獻廷稱:「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而清人沈德潛甚至認為《水經注》是「不可無一,不容有二」的著作;皆因《水經注》文筆精妙內涵幽深獨步古今,無能出其右者,遂成「不容有二」之千古絕唱。《水經注》的系統探究對於修復保護歷史文化遺存,治理改良自然地理景觀,延續歷史文脈,促進生態和諧乃至經濟轉型升級等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今把文化旅遊業作為地域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呼聲亦越來越高;樓陽生省長曾說過:「只要我們對症下藥、持續發力,文化旅遊業一定能夠成為山西省戰略性支柱產業[1]」;誠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水經注》相關探究的現實意義亦逐步顯現。近年來復旦大學周振鶴先生便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呼籲展開對《水經注》的地理學研究,以重建公元六世紀以前中國的河流水道體系以及人文地理景觀,進而為今天的山川治理與景觀改造提供重要參考,同時又指出就學術領域而言,這是現階段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新的重要的學術增長點[2]"。

從歷史上看對《水經注》的研究歷經宋、明到清代達到鼎盛。有清一代名儒輩出,而其中不少學人爭相以復原《水經注》的原貌為榮譽,甚至連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能糾正《水經注》之誤為榮。如乾隆在《御製文集二集》之《熱河考》一文中,指摘《水經注》所講武列水(即熱河)「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據。」批評酈道元「徒尚耳食耳,而未嘗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

王國維先生創立的「二重證據法」,即「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研究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90多年前的「二重證據法」已無法更好地適應當今科技日新月異之發展,歷史地理學需要注入新的高科技元素,才可能煥發出新的生機。在《水經注》卷十三、卷三、卷六、卷十二等河段極為繁瑣艱難的考證探究中筆者逐步提鍊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完備的考證方法即「三層二維法」。「三層二維法」本質而言屬多重考證法的範疇;三層即宏觀、中觀、微觀三個不同層面;二維即時間(歷史)與空間(地理)維度;通常而言宏觀層面依據文獻記載著重從時間維度進行多重比對勘驗(鑑於文獻記載的模糊性),中觀層面則藉助Google earth等工具著重從空間維度進行校驗,而微觀層面則以實地踏勘及相關考古資料為據等進行細探甄別。通過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時空維度的綜合考析去推證相關史地信息的正確與否。

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自問世以來已成經典之作,至今依然是最重要的基礎工具書之一;但囿於當時的科研條件,從現今的學術角度審視,有些已無法適應現階段學術的需要。筆者在系統探究《水經注》卷十三㶟水(桑乾河流域)及卷三樹頹水(蒼頭河)流域的基礎上對《地圖集》西漢雁門郡所轄14縣地望進行了系統梳理競發現其中有9處存有不同程度的方位偏差(其中埒、汪陶、疆陰三縣地望系本人原創性發現,當然仍待微觀層面的細緻校驗),而從時間維度考量則有7縣地名需補入戰國時期的趙、中山卷(詳拙作《<中國歷史地圖集>西漢雁門郡所轄地望校勘兼戰國部分地名校補》)。而涉及忻州境內的埒、埒陽等故城地望的校勘筆者亦曾與《山西歷史地圖集》主撰謝鴻喜老師作了初步溝通。

當然關於《水經注》的文字校驗問題亦非常重要。雖然戴震校勘《水經注》改正了錯訛三千多處(當然不乏其統籌運用了全祖望、趙一清等諸家的校勘成果)反映了《水經注》文字校驗的複雜性與艱巨性;但正如已故酈學大家陳橋驛先生所說的「雖然此本(戴震所校殿本)還存在若干可以繼續校勘處,但總的說來,考據派的事業已基本完成[3]。原雁北考古隊隊長張暢耕先生認為:若一味強調文字校驗而忽略了實踐校驗,則難免陷入誤區,而脫離實踐的文字校驗有時會越校越糊塗[4]。孫靖國博士在給筆者的回信中亦指出:「研究歷史地理,不能只靠紙面的文獻功夫,實地考察非常重要」。馮文勇教授認為:「要在較大的空間尺度上來推定數座或者數十座古城的位置,較為妥帖,且水經注所述不可輕易下記載有誤的判斷」是頗有見地的[5]。儘管如陳橋驛先生所說「考據派的事業已基本完成[6];但《水經注》的版本問題依然是重中之重。筆者以為除了在現有的幾個較好的版本(全祖望、戴震、趙一清、王先謙及楊守敬與熊會貞合注的註疏本等)結合宋刻殘本統籌考量的基礎上還必須引入微觀層面的考古校驗及中觀層面的谷歌地球等方位距離校驗等理念而不能拘泥於以文字校文字的桎梏抑或陷阱。

《水經注》裡的忻州主要涉及卷三河水流域忻州段、卷六汾水(汾河)上遊流域及滹沱河流域;但可惜的是滹沱河流域相關注文已佚[7],故本文僅羅列卷三河水、卷六汾水上遊流域及拙文《<中國歷史地圖集>西漢雁門郡所轄地望校勘兼戰國部分地名校補》忻州地域所涉內容,而滹沱河流域雖然劉緯毅先生在《<水經注>逸文鉤陳》一文中進行了爬梳鉤陳,但有待進一步的梳理與校勘後再郷讀者。

《水經注》的系統探究對於修復保護歷史文化遺存,治理改良自然地理景觀,延續歷史文脈,促進生態和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關於其現實的重要性僅以大同為例:大同前任市長耿彥波同志對雲岡石窟景觀的修復,主要是參照了《水經注》 的珍稀記載;如今的雲岡石窟再現了酈道元筆下「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的旖旎秀麗景致,極大地帶動了當地旅遊業的蓬勃發展;而大同古城「夢回平城」,再現魏都平城歷史輝煌的驚世手筆,亦多以《水經注》如渾水(大同御河)流域的相關記載為圭臬。

但願忻州市能夠積極響應習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號召,早日借鑑兄弟城市大同的成功做法,依據《水經注》相關記載,持續發力,高質量復原公元六世紀以前汾河、黃河水系等自然風光及流域內的人文地理景觀,發掘厚重之人文歷史底蘊,實現「挖煤到挖文化」的靚麗升級。

當然囿於史地專業的嚴謹,以我這個門外漢所學之淺,涉足《水經注》這一「宇宙未有之奇書」的考證,雖偶有所得,但疏漏之處在所難免,貽笑大方亦為尋常,惟望有識之士不吝賜教。(楊年生謹志)

一、《水經.河水注》卷三裡的忻州

摘要:本文宏觀層面依據文獻記載著重從時間維度進行多重比對勘驗(鑑於文獻記載空間維度的模糊性),中觀層面則藉助Google earth等工具著重從空間維度進行校驗,而微觀層面則以實地調研及相關考古依據等進行細探。通過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時空維度的綜合考析著重對《水經注》卷三黃河(河水)流域所涉史地疑問如:武州縣故城、呂梁洪、太羅城等進行全新探究。

 

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

太羅水即今偏關河(亦稱關河),發源於山西平魯區利民溝。

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裡,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

「水源上承樹頹河」讓人不知所云,蓋系偏關河支流與樹頹河支流因分水嶺接壤,導致輿圖混淆,而酈氏亦未能親履其地所致。

太羅城(武州縣故城),疑系東漢建武二十七年徙武州縣喬遷至偏關賈家堡之城;按注文結合相關地方文史工作者相關資料綜合考量疑與今偏關賈家堡遺址有關。而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東漢徙武州縣治於今偏關縣東北八十四裡之賈堡村,漢末廢 ;則亦佐證此,但不知此論史料依據從何而來。而熊會貞亦認為:「據《十三州志》,此縣在善無西南百五十裡,則在漢定襄郡地,定襄所屬有武進、武要、武皋等縣,皆不在樹頹水濱。又有武城、都武兩縣,今失其地,此縣必居其一,然莫能定,未敢以意增字」。

因史料不足徵,此處太羅城姑且存疑。

其水西南流,一水注之。水導故城西北五十裡,南流逕城西,北俗名之曰故槃回城。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於河。

按「南流逕城西」描述考析,此水應指發源於平魯區雙碾村附近之偏關河支流。(備註:偏關河有四條較大支流。)

陳橋驛先生認為 「故槃回城」與「太羅城」均有「北俗謂之」的修辭語,疑「故槃回城」與「太羅城」衝突應為「故槃回河」;但鑑於此處有漢遺且與注述基本吻合,故筆者以為「故槃回城」確有其城。故槃回城疑即今平魯區窯上村漢遺址處,此處與注文「水導故城西北五十裡,南流逕城西」基本相當。

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裡。其水西流,歷於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璧立千仞,河流激蕩,濤湧波襄,雷奔電洩,震天動地。

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曆山尋河,並無遏岨,至是乃為河之巨嶮,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裡也。

善無縣故城西漢雁門郡郡治善無城位於右玉縣右衛鎮右玉城西北滄頭河東岸臺地上,與明右玉城西北部相疊壓,為戰國、漢遺存,分布面積達150萬平米[8],古城附近有數處頗具規模之漢墓群分布。

呂梁洪,初步考量疑與今縣川河有關。(備註:河曲縣舊縣鄉有禹跡村疑與注文「大禹所闢」有淵源。)

孟門,即《水經注》河水條「其水尚奔浪萬尋,懸流千丈」之孟門,原系河床上的一處裂點。酈道元時期的壺口瀑布就出現在這裡。積年累月的水流衝蝕下導致裂點不斷上移擴展,往昔的孟門深潭逐漸演變成今日之「十裡龍槽」.而現今的孟門山便是當年瀑布上移後殘留的小巖體島。

圖表 3黃河壺口瀑布,楊年生攝於2016年9月1日

 

二、《水經注》卷六汾水上遊流域新考兼與復旦李曉傑老師商榷

摘要李曉傑教授等所撰《<水經注>汾水流域諸篇校箋及水道與政區復原[9]》(以下正文中簡稱為《校箋》),堪為近年來《水經注》新疏之典範,為歷史地理學界所稱道並被廣泛引據;但囿於汾水上遊河段相關研究較為薄弱筆者以為《校箋》中的一些觀點不乏可商榷之處。本文在宏觀層面依據相關文獻記載著重從時間維度進行多重比對勘驗,中觀層面藉助Google earth等工具從空間維度進行多重方位校驗,而微觀層面則以實地踏勘及相關考古資料為據進行細探甄別。通過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時空維度的綜合考析著重對汾水上遊河段所涉歷史疑問如:伏戎城、酸水、少陽之山、侯莫幹城、羊腸倉等進行全新註解。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泉源導於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聊峰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避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也。後曜遂為胡王矣。

秦漢汾陽縣故城在今嵐縣城南之古城村,北魏秀榮古城位於其上偏南處(疑二城有部分重迭)。   

汾河之源即通常所謂之「汾源靈沼」,在寧武東寨鎮西北2公裡處;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汾源則位於神池縣太平莊鄉西嶺村處(系第一次全國水利普查所確定)。

          汾源靈沼: 2015年7月25日上午攝於寧武東寨

    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左右近溪,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陰,雲垂煙接。自是水流潭漲,波襄轉泛。

汾水過今靜樂縣城區後西南流,左接東碾河、右入西碾河;東、西溫溪即為東碾河與西碾河。

    又南逕一城東,憑居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伏戎城。

按《元和郡縣圖志•靜樂》:伏戎城,在縣北八十裡,隋樓煩郡所理也,而今靜樂城向北八十裡約為今寧武寧化古城,故《校箋》認為伏戎城即此。

但汾水是在過今靜樂縣城匯合東、西二溪之後才又南逕「俗謂之伏戎城」的;況寧化古城的建城史亦僅能追溯到隋煬帝的「汾陽宮」與伏戎城顯然不符。

伏戎城,按「原本及《注釋》本作『代城』,殘宋本、《大典》本、《注箋》本、《五校》鈔本作『代城城』」;而陳橋驛先生亦將此處校證為「代城」,故此處以「代城」考量。

代城,疑為今靜樂縣城南之趙王城(一名趙武靈王城)。按《方輿紀要》:「趙武靈王城,《志》云:在縣南三十裡東山,下臨汾水,城壘猶存」。該城系戰國至漢代遺存,位於今靜樂縣城南趙王城村,符合過東、西二溪之後「又南逕」的描述;但即便如此仍與「逕一城東」有衝突,因為趙王城位於汾水東,汾水只能經其西而非東,故疑此處注有誤,待考。(備註:謝鴻喜在《<水經注>山西資料輯釋》一書中亦認為:代城當指今之趙王城[10])

    又南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幹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也。

侯莫幹城:《校箋》認為約在今婁煩縣靜遊鎮東、西六度村,但東、西六度村位於漢汾陽故城參照方位之下遊,故不符。疑疑與靜樂縣東大樹村遺有淵(2006 山西文物局)

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夷水。《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疆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為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後之立,叔父陔以為訓積善所致也。即此羊腸倉也。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靳疆受封汾陽侯,國都即漢汾陽縣故城。

不少學者認為今秀榮古城即汾陽縣故城,但我們今天看到的秀容古城則為北魏遺存;故疑秦漢汾陽城可能與此城部分重迭且位於偏北處(按下文「又南逕秀容城東」推析)。《校箋》質疑此「羊腸倉」不在嵐縣古城村處,但從「川土寬平,峘山夷水」推測此處為米糧之川應是不爭之事實,故靳疆時期之「羊腸倉」位於秦漢汾陽故城一帶亦是極可能的。而酈道元所引司馬彪《後漢郡國志》:「都慮至羊腸倉」之羊腸倉則應為另一地望。(備註:僅《山西古今地名詞典》收錄的「羊腸坂」地名就有三處,故窺測「羊腸倉」亦應不止一處。)

羊腸坂:酈注所指即今太原市尖草坪區北關口村北至陽曲縣西凌井鄉南之間的隘道。

又南逕秀容城東。《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裡;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於汾水。

北魏秀榮城應系在秦漢汾陽故城基礎上所擴建,按「又南逕秀容城東」推析則南擴的可能性較大。治在今嵐縣城南之古城村與西村、南村之間 。

經Google earth測量秀容古城若沿酸水(今嵐河)河道蜿蜒而行距汾水約25公裡(有些許系統偏差,但不致影響論證結果),約合56北魏裡,與「東去汾水60裡」基本吻合。《校箋》認為酸水即今屯蘭川有待商榷,因為從「東南流注於汾水」的流向考析屯蘭川不符。

酸水即今嵐河,源出蘆芽山,東南流注入汾河。

少陽之山:按酸水「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推析,《山海經》所謂酸水所出之少陽之山應與今蘆芽山有關。

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盂大夫。洛陰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為城,有南北門,門闉故壁尚在。

洛陰水即今楊興河,雖早已乾涸但河道尚存勉強辯晰之,與注大致相符。

新興郡,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置,治所在九原縣(今山西省忻州市),北魏郡治為定襄縣(今定襄縣城),洛陰水中上遊流域基本屬新興郡範疇;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忻州洛陰河之稱謂亦可能與石嶺關下的河流有關;此河道疑為人工開鑿,初步考證應系注中「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將憑汾水以漕太原」未完工程之孓遺。

洛陰城故治在今陽曲縣南、北、西洛陰村一帶。(按註疏本:《太原府志》洛陰城在陽曲縣東北六十裡,隋洛陰府之地。唐初於此置洛陰縣,今名洛陰村。)

盂縣故城初步考證在今陽曲縣大盂鎮小泉溝村;當以其地四周皆山、中間低平,形似大盂而得名(盂:古代盛液體的一種器皿)。

狼孟故城在今陽曲縣黃寨鎮黃寨村東約100米處 。《讀史方輿紀要》載:「狼孟城,在太原府北70裡,俗名黃頭寨。」

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於汾水。

陽曲城,初步考證遺址位於今太原市尖草坪區陽曲鎮陽曲村東約50米,楊興河(洛陰水)西岸臺地上 。

附:與復旦禹貢中心李曉傑教授的幾封商榷信

一、李曉傑教授的回信在2015-05-05 10:39:08,"lixiaojie" 寫道:
楊先生:

首先對你關注我們的有關《水經注》汾水流域考釋的論文以及提出的商榷意見表示感謝!就你文中所提出的問題,我與當初一同撰寫文章的兩位博士生進行了商議,現將我們的意見回復如下:
    一、伏戎城地望。根據《元和志》定的伏戎城地望確實存在與東、西溫溪及汾水的相對位置與《水經注》記載不符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校箋中說明酈注可能存在錯誤。你文中提到的趙王城,我們當初也考慮過,猶豫了很久,但是此城除了位於東、西溫溪的相對下遊位置外,與酈注伏戎城與汾水的相對位置及《元和志》所載伏戎城地望也都不相符,所以,我們當時還是把伏戎城依據《元和志》定在了寧化古城。至於遺址年代,可能並不是一個絕對的依據,目前發現的寧化古城年代確實比較晚,但不排除是在早期城址的基礎上建立的。
    二、侯莫幹城地望。你的文早中說我們定的東西六度村與汾陽故城的相對位置與酈注相違,從緯度上看確實如此,我們最初也懷疑可能在趙王城。但東西六度村其實也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汾水過六度村後再納嵐河,而汾陽縣故城位於嵐河畔,古人體會水地,完全可能根據交通等因素而以汾陽縣故城為嵐河之附屬,故載其於侯莫幹城之下。至於你文「猴摸杆」的說法,我們感覺可能揣測的成份多了一些。
    三、秀容城。酈注「秀容城」的記載,我們在文中已經說明是後人所臆補,所以所謂的酈注秀容城其實不存在,因此此問題似無再討論的必要。
    四、酸水。你的文章說是今嵐河,按汾陽縣故城在嵐河畔,但酈註明顯將酸水與汾陽縣故城分開記載,所以以嵐河比定酸水是有問題的。相比之下,我們在校箋中為比定酸水提供的三項證據還是應該比較可信的。
    五、陽曲城。你的文章可能在此問題上對我們的文字有些誤解,我們說的陽曲城,就是後漢末移治之後、北魏移縣之前的陽曲城,只有這座城址才能與酈註記載的陽曲城地望相符。你的文章中採用的梁曉菲的觀點並沒有給出根據,而且其最後結論與我們所定的地方也沒有大的差別。
    以上我們的回覆供你參考。
    祝好
                                                         李曉傑

二、致李曉傑老師的回信

尊敬的李曉傑老師:

您好!
     非常感謝您及兩位高足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對拙作進行認真細勘及回復。

作為一名業餘歷史地理拾荒者,我不揣淺陋,現就您的來信回復如下,唐突之處尚望見諒。

此信分兩部分:

第一是考證方法的商榷。

第二是對您前信的逐條回復。

首先是考證方法上與您的商榷:

這兩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之所以造成我們之間分歧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於雙方考證方式上的差異。

你們的考證方法是「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礎之上,充分運用相關的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以歷史學、地理學、文獻學的方法來研究其中所載的地理內容」。

而相較之下,我使用的卻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系統考證法即「三層兩維法」:三層即宏觀、中觀、微觀三個不同層面;兩維度即時間(歷史)與空間(地理)維度;通常而言宏觀層面依據文獻記載著重從時間維度進行多重比對勘驗(鑑於文獻記載空間維度的模糊性),中觀層面則藉助Google earth等工具著重從空間維度進行校驗,而微觀層面則以實地調研及相關考古依據等進行細探。通過宏觀、中觀、微觀不同層面時空維度交叉綜合考析後才確定所載歷史地理信息的正確與否。

這一系統方法是我在經歷《水經注》(十三卷㶟水)及卷三部分河段艱難的考證過程中逐步提鍊形成的。

通常在考證之前我是不去看《水經註疏》、《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直到綜合考證結果出來後才進行比對校驗;除了已成定論的信息外,用此法所推之結果與譚其驤先生《中國歷史地圖集》亦多有吻合。當然你們的考證法與我的考證法其實都應屬多重考證法的範疇,從本質而言是一致的;但我覺得將其進行系統程式化後往往效率要高些。

其次是對您前信的逐條回覆:

 一、伏戎城地望。根據《元和志》定的伏戎城地望確實存在與東、西溫溪及汾水的相對位置與《水經注》記載不符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校箋中說明酈注可能存在錯誤。你文中提到的趙王城,我們當初也考慮過,猶豫了很久,但是此城除了位於東、西溫溪的相對下遊位置外,與酈注伏戎城與汾水的相對位置及《元和志》所載伏戎城地望也都不相符,所以,我們當時還是把伏戎城依據《元和志》定在了寧化古城。至於遺址年代,可能並不是一個絕對的依據,目前發現的寧化古城年代確實比較晚,但不排除是在早期城址的基礎上建立的。
    答覆:通常而言我們確定北魏或之前地望基本以《水經注》為圭臬(這一點似已無論證之必要,當然這也只是相對而言的)。

若此處為「伏戎城」(而非「代城」),則將「伏戎城」定位於寧化古城處與注出入較大。儘管不能排除寧化古城早期有城址(經查《山西通志》相關文普資料尚未發現有關聯考古依據),但即便有早期城址亦不能遽然以《元和志》所載定此伏戎城地望;因為若據此擅改典籍則易導致後續考證與注載的進一步衝突。

當然從另一角度來看,若按「原本及《注釋》本作『代城』,殘宋本、《大典》本、《注箋》本、《五校》鈔本作『代城城』」(陳橋驛先生亦將此處校證為「代城」)來看,「代城」或「代代城」(非「伏戎城」);則趙王城僅有一條(即位於汾水之東)無法滿足注載且不涉及《元和志》伏戎城,相對而言對典籍的修改較小亦不致引起後續的矛盾。

因此我覺得按「代城即趙王城」(拋開伏戎城)這樣的思路似更妥。

二、侯莫幹城地望。你的文早中說我們定的東西六度村與汾陽故城的相對位置與酈注相違,從緯度上看確實如此,我們最初也懷疑可能在趙王城。但東西六度村其實也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汾水過六度村後再納嵐河,而汾陽縣故城位於嵐河畔,古人體會水地,完全可能根據交通等因素而以汾陽縣故城為嵐河之附屬,故載其於侯莫幹城之下。至於你文「猴摸杆」的說法,我們感覺可能揣測的成份多了一些。

答覆:此處的確是揣測,我生長在晉北,聽過類似的土話,故存疑,暫保留原觀點。(鑑於有東大樹村遺址而無東、西六度村遺址)

三、秀容城。酈注「秀容城」的記載,我們在文中已經說明是後人所臆補,所以所謂的酈注秀容城其實不存在,因此此問題似無再討論的必要。

答覆:從酈道元引用《魏土地記》作輔證推析,若將「又南徑秀容城東」句刪掉似有悖行文之常理;若此則其後《魏土地記》引語亦無保留之必要;但既然此條不能刪則必應有解釋之對象;故我傾向於《註疏》本等保留此句為宜。
     四、酸水。你的文章說是今嵐河,按汾陽縣故城在嵐河畔,但酈註明顯將酸水與汾陽縣故城分開記載,所以以嵐河比定酸水是有問題的。相比之下,我們在校箋中為比定酸水提供的三項證據還是應該比較可信的。

答覆:贊同:你們所說的「酈註明顯將酸水與汾陽縣故城分開記載」這一條是很重要的,構成了對酸水即嵐河的重要質疑,在此誠懇接受。

歧義:其一、酸水若為今屯蘭川,從流向上考析存在較大問題,因為屯蘭川的流向是先東南,後又折向東北流注入汾水的;以酈注之慣用手法通常會將其流向清晰勾勒,不大可能草率將屯蘭川直接表述為「東南流注入汾水」而更可能將其表述為「東南流,又東北注於汾水」。其二、《山海經》之記載比較模糊(這一點毋庸置疑),一般而言作輔助的參考可以但不能構作較充分的論據。其三,嵐河較屯嵐川更長影響更大,且符合「東南流注於汾水」之描述這是我選擇嵐河的重要緣由。

五、陽曲城。你的文章可能在此問題上對我們的文字有些誤解,我們說的陽曲城,就是後漢末移治之後、北魏移縣之前的陽曲城,只有這座城址才能與酈註記載的陽曲城地望相符。你的文章中採用的梁曉菲的觀點並沒有給出根據,而且其最後結論與我們所定的地方也沒有大的差別。

梁曉菲的觀點所憑何據這也是我急需知道的,但一時無法聯繫到作者本人,故此處雙方的差別就宏觀層面而言幾可忽略;而這也的確源於我對你們文章的表述理解不夠所致,在此深表歉意。

總之,作為一名業餘歷史地理愛好者,限於手頭相關文普資料的極度匱乏,我無法對上述分歧再做進一步的判斷;若你們哪裡有或能聯繫到相關資料煩分享一些將不勝感激,我真的很需要。                                                                                     

楊年生 草於2015年5月6日晚

 

三、《中國歷史地圖集》西漢雁門郡所轄地望校勘兼戰國部分地名校補(節選)埒縣地望初探

《地圖集》將埒縣標註於今神池縣東北[11]。筆者在系統探究《水經注》卷十三㶟水(桑乾河流域)及《水經注》卷三樹頹水流域後,基本排除了雁門郡埒縣地望位於㶟水(桑乾河)流域與樹頹水流域(蒼頭河)河流域之可能性,而將目光鎖定於雁門郡所轄中陵、馬邑、樓煩西的大片空白區域,即今神池、偏關二縣所轄範疇。

經爬梳相關考古資料,發現在此區域內位於神池縣境內的北沙城遺址最為可疑。

北沙城漢遺城址位於神池縣長畛鄉北沙城村北約100米處,平面呈現方形,邊長約2000米。城牆基寬約2-3米,殘高約0.3米,牆體夯築,採集有繩紋瓦殘片,曾出土五銖錢、鐵鈴鐺及泥質灰陶罐等[12]。

圖表 5北沙城城址遠眺(摘自神池你好公眾號)

按上述《山西文物地圖集》相關資料顯示神池縣北沙城漢城址位於縣川河上遊兩條季節性支流的夾角處,其規模之大令人咋舌,邊長竟然達2000米左右,按此面積約400萬平米,比西漢雁門郡治善無城、大邑秦漢馬邑城的規模都要大。

這樣的城址規模顯然至少應是個較大的縣級治所,而按《地圖集》所示的西漢雁門郡所轄中陵、馬邑、樓煩西的大片空白區域卻未有一個縣級城邑顯然是令人生疑的。故此初步考量北沙城遺址即為西漢雁門郡埒縣故城。(筆者就此與謝鴻喜老師進行了商榷,謝老在參閱相關文普資料後亦認同北沙城漢城址為埒縣故城。)

雁門郡所涉戰國部分地名校補

吳良寶老師在《中國歷史地圖集部分戰國部分地名校補》一文認為《中國歷史地地圖集》應補充的戰國時趙國地名涉及雁門郡的至少有六縣:𣵭陶、埒、善往(無)、婁弁(樓煩)、郭(崞)、繁寺(繁畤)。(「趙國·中山」部分,可以補充的縣名有三十個左右。銅器、璽印中的縣名有「土勻、平陶、𣵭陶②、埒③、欒、陽原④、當城、三臺⑤、樂城、沮居⑥」等,可參看「土勻(軍)鋅」、「𣵭陶令戈」、「三年欒令鈹」、「元年鄢(埒)令戈」(《集成》9977、11354、11360、11661)、「平陶宗正」與「陽源府」、「坐城府」、「三臺士序」、「樂城府」、「虐居司寇」官印(《璽匯》0115、2316、3442、0305、1386、0072),地望分別在今山西省石樓、文水、應縣西、繁峙東北、神池縣以及河北省陽原縣西、蔚縣東北、容城縣西南、獻縣東南、懷來縣西。趙國尖足布幣中的「西都、餘(塗)水、鄖邯⑦、慮魘⑧、繁寺、陽曲⑨、埒陽」 (《貨系》1042、1213、1210、984、1000、965、1194)與「善往(無)、婁弁(樓煩)、郭(崞)」o,在今山西孝義縣、榆次西南、平定縣、五臺縣北、渾源縣西南、太原東北、右玉縣東南、寧武縣、渾源縣西。另外,還可以將方足小布中的「平於(舒)」⑩、「隰城」補充進來,地在今山西省廣靈縣、離石縣西[13])

此外上述引文中還有一個「埒陽」地望;為此筆者專門與吳良寶師商榷是否「埒陽」為「埒」之別稱?吳師以為「埒陽」與「埒」是兩處不同地望。

而按北沙城城址為埒縣考量,則「埒與埒陽」疑皆因位於埒水(約今縣川河))之畔而得名。

「埒陽」 顯然考慮其應位於埒水(約今縣川河)之陽(北)。而今縣川河流域北側最可疑為「埒陽」者莫過於偏關縣境內的吳城遺址[14]:

 

 

 


[1]樓陽生:「只要我們對症下藥、持續發力,文化旅遊業一定能夠成為山西省戰略性支柱產業。」摘自自《 人民日報 》( 2016年09月07日 11 版)

[2]李曉傑  黃學超  楊長玉  呂朋:《<水經注>汾水流域諸篇校箋及水道與政區復原》《歷史地理》第二十六輯 (34--64頁)2012年5月

[3]陳橋驛譯註:《水經注》,中華書局,2015年1月,第7頁

[4]張暢耕等:《魏都平城考》,第26頁,寒聲主編:《黃河文化論壇》第九期,2003年4月

[5]詳附一

[6]陳橋驛譯註:《水經注》,中華書局,2015年1月,第7頁

[7]唐張九齡撰的《唐六典》卷六《尚書工部·水部郎中員外郎》謂。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而今本《水經注》,只記一百二十三條,尚缺十四條。《四庫總目提要》亦指出《水經注》"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然今書仍作四十卷,蓋宋人重刊,分析以足原數也。。今酈學專家陳橋驛先生1990年在其點校本《水經注·前言》中也不無遺憾地指出。北宋太平興國至景祐之間所亡佚的五卷,至今無法彌補。(摘自劉緯毅:《水經注》逸文鉤陳)

[8]《山西通志.文物志》第四十四卷,1996版  第251頁

[9]李曉傑  黃學超  楊長玉  呂朋:《<水經注>汾水流域諸篇校箋及水道與政區復原》《歷史地理》第二十六輯 (34--64頁)2012年5月

[10]謝鴻喜:《<水經注>山西資料輯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頁

[11]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20, 北京, 地圖出版社,1982

[12]山西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卷》(下),中國地圖出版社,2006年,第173頁

[13]吳良寶:《中國歷史地圖集部分戰國部分地名校補》,《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7月,第147頁

[14]山西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山西卷》(下),中國地圖出版社,2006年,第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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