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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約前723年－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安徽潁上人。春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著名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後世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第一相」。「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則民留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語，便出自其之口。
春秋時期，齊國襄公在位時，國政混亂。公子糾在師傅管仲、召忽的保護下，逃到了魯國。公子小白也和師傅鮑叔牙，逃到了莒國。齊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齊襄公被堂兄公孫無知謀殺，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次年，公孫無知又被大夫雍廩所殺。大夫高傒和國懿仲暗中通知公子小白，叫他趕緊回國繼承君位。魯國得到消息後，也發兵護送公子糾回國，並讓管仲帶兵去莒國堵截公子小白。管仲在莒國遇到公子小白後，向他射了一箭。管仲這一箭，只射中小白身上的帶鉤，小白卻假裝中箭而死。管仲以為小白真的死了，便派人回魯國報捷。得知小白已死，公子糾便放慢了回國的速度。小白卻日夜兼程，終於在公子糾之前回到齊國，因而被高傒立為國君，即齊桓公。
齊桓公即位後，讓人送信給魯侯，信中說：「公子糾是我兄弟，我不忍心親手殺他，就請魯國代勞吧。召忽、管仲是我仇敵，我要親手將他們剁成肉醬才甘心。不按照我說的做，我就派兵圍攻魯國。」魯國畏懼，只得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被囚。桓公想殺管仲，鮑叔牙勸說道：「如果君主只想治理齊國，那麼有我和高傒就夠了。如果君主想成就霸業，那麼非管仲不可。管仲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能強盛，不能失去他啊。」齊桓公聽從了鮑叔牙的勸告，假意說要殺管仲，讓魯國將管仲送回齊國。得知魯國送管仲回齊，鮑叔牙親自前去迎接。管仲到齊國的堂阜後，就被除去枷鎖，齋戒沐浴，去見桓公。桓公給了管仲豐厚的賞賜，並任命他為大夫，主持國家政務（《史記·齊太公世家》）。不久，又拜管仲為相。
在管仲等人輔佐下，齊國逐漸強盛起來。後來，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號，九合諸侯，北擊山戎，南伐楚國，成為中原地區的第一個霸主，受到周天子賞賜。
孔子學生子路（前542年―前480年）對管仲有看法，他曾對孔子說：「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自殺殉主，管仲卻沒有自殺，他不能算是有仁德吧？」孔子卻非常仰慕地說：「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會盟，不用武力就能做到，這都是管仲的功勞啊。這就是他的仁德。」
管子這個人，非但不「忠」，而且還無「禮」。管子因為無禮，曾被孔子批評過。有人曾經問孔子：「管仲知禮嗎？」孔子回答：「國君的宮門前設有照壁，管仲的家門前也設有照壁。國君大殿上有為盟國國君設置几案，管仲家中也有這樣的几案。如果說管仲知禮，還有誰不知禮呢？」（《論語·八佾》）
管子既不忠，又無禮。子路認為他不仁，孔子卻偏偏說他仁。師生二人，為何會有如此的分歧？
其實，子路所說的「仁」是個人品德，孔子所說的「仁」是「仁政」，並非一個概念。子路覺得管子為人不忠，即便做出有仁德的事業，依舊不是一個有仁德的人。孔子卻不談管子的忠與否，只說他不用武力便能召集諸侯會盟，讓齊桓公成為霸主，這就是他的仁德所在。管子的行為，符合儒家所推崇的「仁政」。而實施「仁政」，正是孔子的追求和理想。
如此說來，師生二人的分歧，應與「仁」無關，而與「忠」有關。
那麼，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忠」的呢？
忠，是一種個人品德，即為人誠實、做事盡心盡力。《論語·述而》中說，孔子主要從知識（古籍文獻）、行為、忠誠、信譽（即文、行、忠、信）四個方面教授弟子，可見孔子對「忠」的重視程度。
在君臣關係中，孔子特別強調了「臣事君以忠」。魯定公（前509年－前495年在位，魯國第二十五任君主）曾問孔子：「君主怎樣使用臣子，臣子怎樣事奉君主？」孔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
「君使臣以禮」，就是君主按照禮的要求使用臣子。「臣事君以忠」，就是臣子要盡心盡力為君主做事。「臣事君以忠」，是否還有其它的意思？沒有，「臣事君以忠」的「忠」，既不是死心踏地為君主服務的「愚忠」，也不是要用生命報答君主的「死忠」，就是盡心盡力做事而已。
為什麼說孔子的「臣事君以忠」只是盡心盡力，而不是「愚忠」或「死忠」呢？不妨先舉一例來說明。魯國名士柳下惠當典獄官時，三次被罷免。有人對他說：「你為什麼不離開魯國呢？」柳下惠回答道：「堅持原則做事對人，到哪兒都會被黜免；如果放棄原則做事為人，那又何必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呢？」柳下惠既不願改變自己，又不願離開故國，其行為大概就是「愚忠」吧。
對柳下惠這種「愚忠」，孔子非但不贊同，而且還認為他是在「降低自己的志向，屈辱自己的身份」。孔子在「墮三都」行動失敗並被三大公族趕出政治中心後，既沒有留在魯國，也沒有隱居，而是他帶著學生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去了。孔子用行動說明，他不會為魯國或魯國國君盡「愚忠」。
孔子的「君使臣以禮」與「臣事君以忠」，是因果關係，不是並列關係，也就是說：君必須先「使臣以禮」，臣才會「事君以忠」。孔子是個非常注重禮的人，甚至有些食「禮」不化，他認為如果國君不能以禮法使用臣子，臣子就無須以忠誠伺候國君。
在孔子心中，諸侯並非真正君主，東周天子才是真正君主。孔子所說「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天下」，既不是魯國，也不是其他諸侯國，而是大周王朝。
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孫氏家臣公山弗擾（複姓公山，名不狃，亦作弗擾，字子洩）在費邑反叛，並派人來請孔子去輔佐。孔子有些心動，準備去費邑。子路知道後，很不高興地說：「沒有地方去也就算了，為何一定要去公山弗擾那裡呢？」孔子一語道出心聲，他對子路說：「他來聘請我，怎麼可能只是一句空話呢？如果他真肯用我，我不是可以在東方復興大周嗎？」
在孔子看來，公山弗擾反叛權臣季孫氏，並非反叛國君，即便不是正義之舉，也不違禮，他可以去輔佐。他甚至還想以費邑為試點，施行仁政，從而復興大周王朝。
孔子的想法，未免有些幼稚，所幸被子路阻止。否則，孔子就不會是現在的孔子了。幾年後，孔子任大司寇，為加強國君權力，實施「墮三都」計劃，就遭到公山費擾的強烈反對。公山弗擾與叔孫氏庶子叔孫輒聯合攻打國都，不僅背叛了季孫氏，也背叛了國君。最終，公山費擾被孔子等人率軍打敗，逃亡國外。
孔子的「仁禮」思想，從來都是建立在恢復周王朝大一統理想之上的。當他站在諸侯立場時，就會反對諸侯國大夫和權臣亂政；當他站周王朝立場時，便不會忠於某個諸侯。孔子這種「仁禮」思想，不僅不合時宜，而且為諸侯所忌。
孔子六十三歲時，與弟子再來到衛國。此時，衛靈公之孫衛出公在位。衛出公想用孔子，就讓子路給孔子傳話：「衛國國君要您去治理國家，您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孔子回答說：「首先必須正名分。」子路很是不解地說：「有必要這樣嗎？您也太迂腐了。這名怎么正呢？」孔子非常認真地說：「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合理。說話不順當合理，事情就辦不成。事情辦不成，禮樂也就不能興盛。禮樂不能興盛，刑罰就不會公正。刑罰不公正，百姓就會不知所措。所以君子有了名分，才能發表言論；發表言論，才可以做事。君子對於自己的言論，從來都不會隨隨便便的。」
孔子所謂的正名分，其實就是要衛出公讓出君位。衛出公父親蒯聵，因謀殺荒淫弄權的衛靈公夫人南子失敗而流亡國外，先是投奔宋國，後又投奔晉國大夫趙鞅。衛靈公死後，趙鞅欲控制衛國，便支持蒯聵回國繼承君位，卻被衛出公派兵阻止。因此，孔子認為衛出公的國君身份不正。衛出公當然不會正名，孔子的官自然也沒做成。
子路說孔子迂腐，是因為他不理解孔子「臣事君以忠」的原則。子路對「臣事君以忠」的理解，顯然還未達到孔子的高度，他或許不會選擇「愚忠」，卻認可「死忠」。或許正因為如此，子路反而更受諸侯和權貴的賞識。子路無論做魯國季孫氏家臣，還是做衛國孔悝邑宰，都忠心耿耿。後來，衛出公父親蒯聵回國篡位時，子路選擇了「死忠」：在捍衛衛出公君位的戰鬥中，他被蒯聵手下殺死。
對「忠」的認識差異，讓子路和孔子對管子分別作出了「不仁」與「仁」的結論。
子路的「仁」，始終是一種小仁，乃尋常人所為；孔子的「仁」，才是一種大仁，非常人所能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