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時事新報》，1924年「青光新年號」（頭版）
▲1933年上海所見明信片，原載《美術》雜誌1934年第1卷第1期
徐卓呆1924年新年感言
1924年的春節，是2月5日。過了這個春節，即是陰曆甲子年，也就是「鼠年」。雖然當時流行過陽曆新年，不過這一年元旦的上海《時事新報》版面上，「青光」副刊推出的「新年號」，還是以兩隻巨大的、一黑一白的老鼠爬上水仙花的圖案為點綴，是要烘託一下「鼠年」的新年氛圍了。
當時的「青光」副刊，主編為滑稽小說大師徐卓呆。他是江蘇吳縣人，名傅霖，號築巖，別號半梅（槑）。徐氏既是通俗小說家，也是電影理論家，劇作家，被時人譽為「文壇笑匠」和「東方卓別林」。
徐卓呆為了編好這一期「新年號」，也是煞費苦心，早就提前向數十位活躍在滬上各界的友人發出了邀請，請他們談一談新年感想。原來，徐氏從當時頗為流行的陽曆新年互送賀年片的風氣著眼，要在「朋友圈」裡談一談對賀年片的看法與觀點。這一新年話題，在96年前中國各地報刊上都不多見，對於剛開始流行新年互送賀年片的時尚前沿都市——上海而言，也尚屬首次。
那些曾依慣例，泛泛而言一年生活，侃侃而談新年願望的撰稿人，面對這一話題，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與觀點，對賀年片這一事物乃至賀年風尚等展開專題評述了。
19歲戴望舒 最討厭發送賀年片
且看，按收稿時間順序排版的來稿中，「姍姍來遲」的第十四位撰稿人，乃是後來成長為大名鼎鼎的「雨巷詩人」——戴望舒，那會兒他用筆名「夢鷗」撰稿。戴氏對賀年片乃至「年禮」的看法，以及新年感想等等，皆信筆寫來、娓娓道來，行文平實而真切，是詩人難得一見的「寫實」作品，更見其個人性情的真實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篇「新年感言」，似乎未曾輯入《戴望舒全集》及其他戴氏文集、選集，亦未見相關文獻有過任何提及，可稱「佚文」或「集外文」。此文在現代文學史及戴氏生平研究方面，自然獨具價值，原文如下：
這篇對於新年的感想：不是對於世界的新年的感想；不是對於中國的新年的感想；不是對於社會的新年的感想；只是我自身對於新年的感想罷。
我現在在上海，離開了我那美麗的西湖，要好的朋友，歡樂的家庭。照表面上看來，我是一個異邦之客，一個孤寂的人，一定是很煩悶，很不樂，對於這新年，大家都快快樂樂的團聚著歡聚著。
然而我實際上卻感到很快活，很適意，因為有許多煩惱的不樂的事，都可以乘此不理：發賀年片，這是一件最討厭的事。在家裡時大家將賀年片寄來，要是不回，他們一定要大不樂，或者是因此而發生意見。偏偏我的朋友又是多，買賀年片，要耗我的錢，失寄一個又要惹氣。一到上海：這些事都裝做不知，輕輕的被我逃過了。這是我對於新年快樂的感想之一。
年禮，朋友們親戚們在新年中，不免要送點年禮，現在我也逃過了，這是我對於新年快樂的感想之二。
朋友的來往，新年中許多的朋友——常來的和不常來的——到新年中都要到我家裡來，幾乎使我應接不暇。有些呢，果然很喜見他和他談話，有些呢，實在是惹厭，更加我的煩悶。到上海後，雖然有許多喜見他的朋友不能見到，但是惹厭的那些、惹煩悶的那些，都可免見了。這是我對於新年快樂的感想之三。
……說不盡的快感。都湧上我心頭，不禁使我大笑了。
上述500餘字的新年感言，出自時年19歲的戴望舒的筆下。那會兒，他還沒有寫出《雨巷》的名篇，還不是什麼著名詩人。不過，少年戴望舒早已與現代文學結緣；17歲即開始寫小說與散文，在故鄉杭州時已與施蟄存、馬鵑魂、張天翼、葉秋源、李伊涼等組建了文學社團——「蘭社」。
過新年時必得發送賀年片的風尚，昔日身在杭州的戴氏認為乃是「一件最討厭的事」。此時身在上海，戴氏自言「這些事都裝做不知，輕輕的被我逃過了」，還為此頗感慶幸地聲稱，「這是我對於新年快樂的感想之一」。
捎帶著慣常不免要送的年禮，以及應接不暇的人際應酬等等，此刻身在上海的戴氏，都可以在這新年到來之際「倖免」了，真是「說不盡的快感」。至於那「有許多喜見他的朋友不能見到」的些許遺憾，竟在這一期「青光新年號」上，也可以有所彌補了。
這不，居於其前的列於版面首位的馬鵑魂來稿，以及緊隨其後的列於版面第十五位的署名為「青蘋」（施蟄存）的來稿；還有列於版面第六位，稍後加入「蘭社」的蘇州人黃轉陶的來稿，都是「蘭社」中人的新年感言，仿佛來了一場「蘭社」會員的新年筆會一般。這樣的「新年快樂」，更是另一番「說不盡的快感」罷。
19歲施蟄存 新年感到「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與戴望舒同齡，時年同為19歲的施蟄存，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就讀，也給「青光新年號」寫了一篇「新年感言」。這位後來被視作「新感覺派」代表人物之一，又被譽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之一的新派作家，與此時的戴望舒境況相似，還沒寫出什麼足以震動文壇的名篇大作，筆下卻又別具少年人的清新靈動。
施氏這一篇「新年感言」，與前述戴氏的那一篇「新年感言」的研究價值相似，皆屬於其早年難得一見的作品，全文如下：
我得著徐卓呆先生給我的一封信，在這信上他要我一篇文字，題目是「對於新年感想」。回到了我的家鄉——松江，雖然我們松江並不是一個很偏僻的村鎮，在歷史上他也可算江南第一所大城。但我卻非常奇怪，何以在距離新年不遠的這兩天，我們那大城裡還一些也看不出將有新年來了呢？於是我想著或許徐卓呆先生記錯了時日，不要距離新年還有幾個月罷。
回到了上海，立刻使我迷惘了自己。每一條馬路，每一家店鋪的廚裡，都滿滿的裝著簇新的貨物，尤其是糖果店、書店、洋貨店，他們的巨大的廚裡都裝滿了許多美麗的聖誕禮物，新年禮物。
每一個小孩子，牽著他的父親或母親的衣裳，到市上來，他們一看見玩具店裡掛著的許多慈祥的聖誕老人，和花花綠綠的聖誕卡片，或是看見了糖果店裡陳設著的襪糖，他們沒有一個不快活著笑著說：「哈！有趣味的新年將要來了。」
究竟新年是否將要來了？何以在我們內地的大城市中一些也感覺不到呢？這兩個問題盤旋著在腦中，迷惘了我自己。
我將這問題問我的朋友，請他解決。他笑著道：「這種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你們家鄉是在內地所以不容易感覺到新曆新年的景象，這種新年內地人是很少很少願意享受的。」
於是我有了這一篇文字：「對於新年之感想」了。原來「這新年只有上海能感覺到的」。「這種新年內地人是很少願意享受的」。
這500餘字的「新年感言」，篇幅上幾乎與戴望舒所寫的那一篇完全一致，內容卻又完全不同。當時身在上海松江縣的施氏，在文中記述了他的新年「迷惘」，即「究竟新年是否將要來了？何以在我們內地的大城市中一些也感覺不到呢？」
事實上，當年的松江縣，如今早已劃為上海市松江區。此地位於上海市西南部，歷史文化悠久，有著「上海之根」 的稱譽。松江位於黃浦江上遊，東與閔行區、奉賢區為鄰，南、西南與金山區交界，西、北與青浦區接壤，業已成為繁華時尚之都——上海的重要組成部分了。原籍浙江杭州的施氏，8歲時即隨家遷居時屬江蘇省轄的松江縣，至17歲時，仍視松江縣為其家鄉。當時的松江縣因區域歸轄所限，整個縣域的經濟與文化發展，尚不能與上海市區同步，故而少年施蟄存有了上述的新年「迷惘」。
40歲王西神 甲子年並不太平
兩個整版的「青光新年號」，除了尚名不見經傳的戴望舒等人的青春獨白，仿似一場「蘭社」中人的紙上筆會之外，更有當時活躍於滬上各報刊的小說名家範煙橋、趙苕狂、沈禹鍾、江紅蕉等，還有劇作家汪仲賢、谷劍塵等，以及主編徐卓呆、王西神在內的眾多資深撰稿人，均有文字發表。可以說，除了戴、施那一輩「00後」之外，更多的撰稿人乃是「80後」與「90後」。
著名學者錢鍾書的堂舅父，無錫人王西神，在專刊兩個版面共計25位撰稿人的群體中，年紀較長，資歷也較長，時年也不過剛剛40歲而已。王氏原名蘊章，字蓴農，南社社員，詩文書法皆頗有造詣。早在清宣統二年（1910），《小說月報》創刊，即為首任主編。因其首倡期刊作者稿酬制，一時來稿大增、聲名遠揚，其他報刊紛紛效仿，王氏也因之被視作滬上報人群體中的元老級人物，其詩文書法常常見諸報端。
王氏為「青光新年號」所撰「新年感言」，沒有少年撰稿人的「快感」與「迷惘」，也沒有中青年撰稿人的「熟絡」與「幽默」，而是流露出一位元老級報人對時局走向與國家命運的深沉憂思。在「莫論國事，只談風月」的普世信條之下，這位正值「不惑之年」的報界元老，卻偏偏要在一篇新年感言裡，只談國事，感時憂國，這樣的情形殊不多見。且看王氏開篇即語：
年年有新年，新年並沒有甚麼可以感想之處；不過今年的新年，因著是六十花甲一周的第一年，幹支恰恰遇著「甲子」兩字，社會上的迷信，多說甲子年應當天下太平，所以對於今年的甲子年，似乎抱著無限的希望。
緊接著，王氏歷數晚清以來的政治腐朽與民生艱難，強調迷信時運無法救國；在治國無方的政府統領之下，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每一年都是「災年」，並無什麼太平盛世可言。無論是亡國不遠的晚清朝廷還是此刻執政的北洋當局，王氏認為皆是治國無方、禍害百姓的政府。這一篇「新年感言」，讀來頗感沉重，並無什麼預祝新年如意的客套話，觸目皆是令人憂憤的字詞話語；篇末連發兩個反問，更是發人深省。王氏這樣寫道：
再從幹支說來：「子」字是地支的第一字，從民國的壬子年，到現在十二年中間，有甚麼一件事，可以安慰自己？現在又是甲子年了——這一個「子」比較前一個「子」，不知道怎麼樣？
44歲徐卓呆 賀年片得罪人，取消賀年片！
當然，徐主編也寫出了自己的「新年感言」，依序排在了兩個版面的倒數第二位，即第二十四位的位置上，幾乎就等同於「壓軸」之作了。
且看這位時年44歲的徐大主編的「壓軸」之作，有著怎樣的總結與評述，原文如下：
我很怕過新年！其實怕的不是新年，怕的是發那賀年片。每逢過新年時，總要發這麼一二百張賀年片。那時節，要想得周到嚴密，萬一漏去了幾個朋友，又恐怕他們要生氣；不過一時總有失漏，哪裡會個個想到呢？就是已經發寄的，也保不定郵送時不會中途失去啊！所以不用賀年片則已，用起來反容易得罪人！
我在每年用那賀年片，笑話也鬧過不少：民國元年，我寄一張賀年片給友人潘某，上面畫一隻老鼠，蹲在一隻箱子上，這一年也是子年，所以屬鼠；不料潘某大怒，他說：常言道：老鼠躲在書箱裡，是「吃本」之意，今年生意一定不好了！
去年我一時因所印的賀年片不夠，便向我家的孩子要了幾張，我也沒細看，就此寄出去了！後來才曉得：那寄的幾張，都是對女人用的，不是笑話麼？
我為著賀年片，往往對不起人，所以今年索性取消不用了，親友們原諒罷！
平日我一想到新年，就會聯想及那擔心的賀年片，如今取消了賀年片，真宛如心頭去了一得壓迫，可以很快樂的過新年了！
此篇約400字的「新年感言」，完全是圍繞賀年片這一問題展開評述的，可見徐氏對這一問題確實長期糾結，也確有深刻感觸。也正是因為始終為之牽絆受累，每年都要為之鬧出點「笑話」或「閒話」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在1924年新年之際，公開聲明「我為著賀年片，往往對不起人，所以今年索性取消不用了，親友們原諒罷！」做此決定、發此聲明之後的徐大主編，竟然也同那19歲因遷居上海而免去寄送賀年片之煩悶的戴望舒一樣，心情大好，自言「真宛如心頭去了一得壓迫，可以很快樂的過新年了！」
賀年片本是「舶來品」，乃是從西方傳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晚清以來，西洋使節將陽曆新年互致賀年片的風尚，帶入中國。之後，將陽曆新年元旦視為「洋節」與「西節」者，為迎合都市公眾的時尚心理，漸有批量印製與發售賀年片的商家出現。就在1924年前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等各大出版機構，紛紛在每年年末與次年年初之時，印製大量各類賀年片，以迎合都市民眾需求。
在又一個「鼠年」即將到來之際，重溫這一場發生在96年之前，同樣也是「鼠年」來臨之際，包括少年戴望舒、施蟄存等多位名家參與的新年筆會，實在頗有幾分意趣。
文並供圖/肖伊緋